作者： 胡军
2014年11月14日 来源： 中国科学报
我们的大学教育体制目前最大弊端是学科设置过于琐碎，分化太细；尤其是目前的文科学科设置中注重学术史的研究，而从不重视对问题的研究。这样的学科设置至多只能培养专家或技术人员，不可能培养出具有知识创新的人才。教学模式不应是灌输式的，而应是对话式的、讨论式的、启发式的；要注重过程式的教学模式，不要过分强调结论或结果。
分科治学在历史上极大地促进了知识的进步与发展。知识的急剧膨胀和迅速传播最为鲜明地说明了这一点。在过去的十年中，信息数量以几亿倍数增长。知识与信息增长在极大地改变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与世界的性质。但我们也应看到，知识与信息过度膨胀带来的负面效应。这就是，过于琐细的分科设置只能培养和造就大批拥有某一领域内的专精知识系统的专家，但绝对不可能出现知识创新人才。早几年，美国大学已出现跨学科交流的创意和计划。无疑，这样的创意和计划是符合学术进步与知识创新的新趋势的。但在我们国内高校，由于现实利益的考虑，由于无人从理论上关注大学理念，无人过问或在意这样的改革高等教育的大问题。因此，我们现在的大学体制和研究机构遵循的是过度分科治学的原则，培养了大量具有某一领域内的精深知识的专家学者，却创新乏力；学术视野狭窄，缺乏跨学科的方法论和知识方面的训练；没有问题意识和怀疑精神。
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在分科治学的基础上力图打通各学科的界限，综合中西文化各自的优长之处，推陈出新，建设中国新文化。但是强调跨学科研究不是完全否认分科治学的重要性，更不是说分析方法弊端丛生，而是要回到我们传统的综合的思维上去。
我们的文化素来没有注重学理或理论或元知识研究的传统。尤其是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我们始终认为自己文化之所以在西方面前溃败，乃是由于我们的物质文明不行，而没有看到西方物质文明背后的两千多年来漫长的科学理论研究积累。正是在这种片面的认识指导之下，自1861年开始的洋务运动以至今日，我们的社会看重的只是技术或工艺。很少有人去从事深奥的系统的理论研究。殊不知，技术正是由学理或知识体系支撑的。要在我们国内积极提倡知识创新就必须改变此种重术不重学的局面，加强和鼓励理论的或知识的研究。
要根本改变目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投入方式。政府很重视高校及其机构的建设，但是目前的投入方式却难见成效。因为这种投入方式完全与知识创新的模式背道而驰。这需要：1.重视对基础学科、理论研究的投入；2.基础学科、理论研究的投入不应采取项目制，而是要普遍改善此领域内全体研究人员的研究条件，应将研究经费、购书款项、开会差旅费放进个人工资结构内，而不是采取报销制。此种投入方式可以极大地降低甚至取消高校和研究机构内行政过度干预学术的现状；3.反对将研究人员人为地分割为三六九等。这样的人才投入模式不但无益，反而有极大和极多的弊端，极其不利于研究队伍的整合与团结；4.要坚决反对急功近利的硬性指标评价体系，此种评价体系不但无助于我国的知识创新，反而损害、耽误、阻碍知识的进步与创新。此种硬性评价指标实施多年以来催生的是只有数量而毫无新意的平庸的学术出版物。
大学本科教育模式，尤其是中小学教育模式亟须改革，要采取跨学科式的教学模式，理、工、人文学科、社会学科等学科之间的分科治学在历史上曾经极大地推进了学术的发展与繁荣。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此种分科治学的传统也使当前的学术界或高等学校在分科之间作硬性的区分，遂使知识难以创新。所以，要适当地打破文科、社会科学与理科、工科的划界，主张文科学生要选修理科，反之亦然。所有的学生都应该有比较系统和深入的人文、艺术、体育等方面的训练与素养。我们的大学教育体制目前最大弊端是学科设置过于琐碎，分化太细；尤其是目前的文科的学科设置中注重学术史的研究，而从不重视对问题的研究。这样的学科设置至多只能培养专家或技术人员，不可能培养出具有知识创新的人才。教学模式不应是灌输式的，而应是对话式的、讨论式的、启发式的；要注重过程式的教学模式，不要过分强调结论或结果。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