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作者：王骏

发布时间：2012年05月14日  来源：中国科学报  

　　●这批科学家在向中国社会宣扬、传播科学的同时，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或主观愿望，即努力用科学——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方法、科学的观念、科学的价值——来转变国民思想、更新社会观念

　　●从思想的推动到体制的推动，在这个科学的思想启蒙历程与科学的社会实践历程中，科学家们在不断思考着自己在中国社会中的角色定位，探索着中国社会的理想模式，实现着自己的理想、责任和义务，并表现出特有的科学理性与社会参与意识。

　　●这种互动关系可以明显地反映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所特有的一些典型的科学—社会(或称科学—文化) 现象上。这些现象都表明，科学家在持续不断地努力发挥并身体力行地实践着科学对于中国社会的多方位影响。

　　20 世纪初，中国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家回国。

　　当时，中国社会对科学的认识与理解已经经历了器物（技术）层次和制度（社会）层次。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科学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迫不得已被“逼”出来的东西。但有了“科学”以后，国家仍然没有摆脱落后腐败、屡遭欺侮的局面，科学仍然没能真正发挥其强大的社会功能。

　　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家对中西方文化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他们理解什么是科学，也知道中国社会需要什么。他们通过各种科学传播活动，努力地告诉百姓，科学可以发明创造，科学可以变革社会，科学还有自己的思想精神内涵，所以学习科学，首先要学习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方法。于是，自由、平等、理性、实证，这些科学的价值、内涵和观念开始渗入中国社会、中国国民尤其是青年学生之中。中国社会之科学观进入了思想（价值、文化）层次。

　　通过思想启蒙，来开启民心和民智，来重塑国民素质，这也就成了随后的五四时期的科学精英和思想文化领袖们的普遍认识。1919 年的五四运动也具有了更多的思想革命、文化创新和民众启蒙的意义。在此过程中，中国社会对以科学为核心的西方文明的认识与了解显得更为深入，科学成了最好的思想力量。

　　这批科学家在向中国社会宣扬、传播科学的同时，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或主观愿望，即努力用科学——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方法、科学的观念、科学的价值——来转变国民思想、更新社会观念，从而达到影响和改造中国社会之目的，并始终坚定地致力于发挥科学的强大社会功能。

　　中国社会虽然从鸦片战争（或许更早些）开始就直面西方的特殊舶来品——科学，但对科学有比较全面而深入的理解则是开始于20 世纪20 年代前后，从这以后有了中国的科学化运动，有了全社会范围的科学知识的普及，科学教育的推广，科学人才的培养，科学机构、科学报刊杂志的设立，并完成了中国科学的体制化过程，在科学的各专门领域出现了一批有思想的大师级学者，取得了国际同行认可和欣赏的本土原创性的科学成果。

　　在中国社会之科学观的演变、成熟过程中，科学家精英集团所努力向中国社会阐发和强化的对科学以及科学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认识，构成了20 世纪上半叶科学家与中国社会之互动关系的思想基础。

　　这种互动关系可以明显地反映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所特有的一些典型的科学—社会（或称科学—文化）现象上。这些现象都表明，科学家在持续不断地努力发挥并身体力行地实践着科学对于中国社会的多方位影响。

　　一开始，他们通过办科学知识类杂志来全面宣传、介绍和传播科学，进而办社会政治类杂志来阐发科学的社会功能，以期启蒙国民，达到改造思想、转变观念、影响社会的功效，再进而以学者、名士身份参与政治，辅佐政府，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理念。

　　从思想的推动到体制的推动，在这个科学的思想启蒙历程与科学的社会实践历程中，科学家们在不断思考着自己在中国社会中的角色定位，探索着中国社会的理想模式，实现着自己的理想、责任和义务，并表现出特有的科学理性与社会参与意识。这其中，既生动、曲折，又兼具理想主义与悲剧主义色彩。

　　1922 年5 月，胡适等人创办了《努力》周报，这个杂志是随后的“科学与人生观”大论战的重要舞台。《努力》第二期发表了胡适、蔡元培等学者的共同宣言，提出国内的优秀分子应该携手努力，实现一个“好政府”。谈到“好政府”的积极含义，这些学者们指出，一是充分运用政治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二是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显然，造就一个“好政府”只能靠“好人”，谁是“好人”呢？只能是那些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真正懂得科学的，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天资优秀、能力卓越的自由知识分子，这便是《努力》的思想。《努力》的领袖们在那篇题为《我们的政治主张》的宣言中，号召中国的优秀分子即“好人”们积极参与实际政治，投身社会，不应该袖手看着中国政治走向混乱。

　　1932 年5月，胡适、丁文江等人又办起了一个刊物——《独立评论》，参与其中的相关人士大部分是北大、清华、燕京、南开的教授。《独立评论》的发刊词中说，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就是独立的精神。

　　与《努力》相比， 《独立评论》更务实、更谨慎、更平和，它已不再去努力激发国家的道德复兴了，而是更多地介绍和讨论如何将科学技术用于国家建设和行政管理，以及如何抗战，并告诉它的读者，科学的计划与建设是西方国家富强和繁荣的途径，而这又归因于技术发展的成就。

　　如果说，20 年代的《努力》所呼唤的好人政治仍是源于一种科学化的道德治国，那么30 年代开始的学者参政则具有更多的现代意义上的技术官僚或专家治国色彩。

　　1935 年以后，以翁文灏、蒋廷黻、何廉等人士为代表的一批批拥有欧美大学博士文凭的名流学者和科技精英，开始相继进入政府，在国民政府中担任内阁各部部长等要职，从激扬文字、运筹帷幄走向指点江山、纵横捭阖。《独立评论》对此现象极力推崇，大加赞誉，认为这是中国良性政治的开端，是民主政治的肇始，并称这批身兼“士”与“仕”双重身份的英雄为“学者参政派”。

　　虽然，真正了解科学的学者们不断提醒民众不要狭隘、势利地看待科学和科学家，并指出，为了中国长期的富强繁荣，有待于科学的现代化，而这又有赖于科学的方法论和相关的政治、社会条件，但对这一点，仍是中国民众所未能充分理解的。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不可能提供各方面条件来允许学者们发挥其理想化的“科学救国”计划，对这一点，学者们自己也在不断检讨，但最终仍身不由己地被卷进这股社会潮流中去。

　　关于好人政府的“努力”也罢，关于社会时政的“独立评论”也罢，虽然避免不了幼稚和唐突，避免不了历史的局限，避免不了社会条件的限制，避免不了累累的失败和失望，但是这种苦苦思考、孜孜探索的过程仍然表现出中国现代科学家精英的独立性、责任感、理性精神和社会参与意识。而所有这一切，与他们所理解的科学——科学的内涵、科学的精神、科学的价值、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是分不开的。

　　科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知识传播过程。“赛先生”从一开始，就是含有科学的文化利用要求和科学的社会价值定位的。因此，科学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科学—文化（科学—社会）意义。它可以具体为“科学化人”，即用科学改造国民性，以及“科学化事”，即用科学解决社会、国家建设等方面的问题。

　　在这样的情境与社会背景中，科学家集团是无法摆脱其责任和义务的，不管愿不愿意，以及“科学化”的具体方式如何。如斯诺所言，“科学因此是更大的文化趋势中的一部分这个事实，使得把科学对社会的真正作用或影响与其他的现象区分开来，是相当困难的，这种现象可能既不是科学的结果也不是科学的原因”。

　　斯诺认为，科学家是今天世界上最重要的职业集团，不管愿不愿意，他们所作所为都对人类至关重要，因为“科学从精神上改变了我们时代的气氛”。科学家无法逃避责任， “正像他们或我们其他人无法逃避此时此刻所承受的地心引力一样”。科学本质上存在于历史之中，任何科学家都明白，他这个主体是在社会中运行的。科学家的高明是他明白未来方向的社会是怎样的，因为科学本身从人性角度看，也正是这样。“那就是我希望科学家参与政府的最深刻的理由。”而关于科学的伦理中立性原理，“我一点也不能接受”。

　　的确,这种现象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问题或许还在于斯诺指出的那样，“在某些方面，科学的精神气质与官僚制的精神气质相类似”，而这种相似性“使科学活动便于同化在官僚机构之中，这就潜在地威胁着科学活动中要求摆脱官僚控制的那些方面”。

　　中国科学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之历史，还可以引发更多的深层次的问题思考：

　　一、科学家、科学家集团、科技官僚体制与民主社会的关系是什么？对于中国社会来讲，什么是良性的科学（家）与社会之互动关系？

　　二、科学（家）在知识层面上的客观性能否保证科技官僚体制在现代社会之公共政策决策中的理性、客观性、公正性？

　　三、科学是否有“意识形态性”？科学产品是公共产品还是部门产品？科学（家）是代表公共利益还是部门利益？

　　四、如何理解科学技术在思想、价值、文化层面上的含义，如何理解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

　　最基本的一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要建设现代化的中国，离不开科学，也离不开民主、公正的决策环境，离不开与之相协调的社会文化支持环境。我们的社会需要科学精神，也需要人文精神。正如龚育之先生所说：“我们提倡的人文精神是具有现代科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意识的人文精神，而我们提倡的科学精神是充满高度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这应是历史给予我们的启思。

　　或许今天，对于中国科学家来说，既需要“独立评论”的精神，更需要“努力”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