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是怎样发展的

作者：编译/黎文

发布时间：2012年07月23日 来源：文汇报  

　　1962年，《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书的出版，使作者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 1922-1996）的研究领域逐渐从理论物理学向历史和哲学转变，也奠定了他在20世纪科学哲学和史学领域的重要地位。库恩的贡献在于，不仅突破了实证主义的教条，还开创了科学哲学的新风格，使科学哲学和科学史学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科学革命的结构》出版50年来一直是被引用最多的学术经典之一，至今仍然在非小说类书籍中保持着重要地位。而在此书出版后的最初20年里，它被引用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乔姆斯基、福柯和德里达等著名哲学家们的任何一本重要作品。

　　今年7月份第一期《牛津评论》回顾了这部著作和库恩的观点。库恩在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概念——“范式转换”。这个概念一经提出便产生了深远影响，科学家引用这种提法来描绘自身学科，企业家从这种概念体系中领悟到所处行业的发展模式，人文学科的学生们则把他的作品作为对科学所声称的客观真相持普遍怀疑论的依据。从表面看，一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作品能够在学术界内外引发这样的地震效应，十分令人惊讶。它为何能引发如此深远的共鸣？为何能够阐释科学家和非科学家对科学的方法论存在相似的理解？其中的原因很值得分析。

　　库恩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视角：科学是怎样发展的？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他揭示了科学发展中一个广泛传播的“神话”，即科学研究与看谱做菜一样，一个人在学校里接受的那套“科学方法”的训练就是他研究的指南。学生们在课本上看到的科学历史图景只是一种线性的积累、盲目的展示和死板的结论。相反，得出科学领域主流观点的那些具体细节却是模糊和被遮蔽的。

　　库恩把科学革命中发生的大规模的共识变化，即所谓的“范式转移”，比作人们对各种“格式塔”图解的看法的转变。举个例子：一处墨迹，有人观察后认为是鸭子的形状，有人却认为是兔子的形状，这种差异和观察者脑中的视角重点不同是有关系的；而且，看成鸭子的人可能后来会觉得像兔子，而看成兔子的则会觉得像鸭子。但是，一个人基本上不可能同时觉得这块墨迹既像鸭子又像兔子。

　　一种新理论取代一种旧理论，成为科学界新的共识，比如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取代了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这种科学界共识转变的过程，就类似于人们一开始觉得墨迹是鸭子形状而后又觉得是兔子形状。库恩认为，人们从科学数据中归纳出来的，很大程度上是先入为主的理论偏见的产物，就好比，墨迹是被看成鸭子还是兔子，其实和观察者内心的倾向有关。因此，科学并不是理论和自然世界提供的经验主义数据的简单对照。我们倾向于哪种理论，其实反过来会影响到我们如何看待数据。

　　库恩对科学方法所作的冷静、客观的分析确实在某些学科中产生了深刻的共鸣，特别是社会学、人类学和文学批评。这些学科都公然反对所谓科学比其他叙述更近于真理的观点，比方任意一种宗教和某种部落的宇宙观。库恩对科学自称的形象的怀疑，被这些圈子里的许多人引用，从而鼓吹科学是一种“社会建构”。

　　其核心论调是，科学理论并不能提供更接近自然“真理”的知识，它只是在科学界内部起作用的一种社会学力量的结果。持这种论点的学者往往强调，宗教和神话是建立在西方启蒙运动理想之上的叙述或形式，而科学也一样，只是另一种理解模式。库恩的著作提出了对科学方法论的怀疑，由此被一些人用来解构坚如磐石的欧洲中心论的思考模式，认为科学在对自然世界结构的论述方面具有独特的权威。

　　对库恩的更为意识形态化的阐释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其出现时的历史背景的解读。《科学革命的结构》写于冷战初期，当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在美国社会获得新的地位，特别是美苏之间在氢弹制造、航天等领域展开竞争之后。然而，留给公众的印象是，科学是和整个军工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科学家的形象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从浪漫又心不在焉的爱因斯坦的样子，或多或少转变成奇爱博士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