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产业创新路在何方

发布时间：2012年09月10日  来源：中国科学报   作者：记者 郭勉愈等

　　长期以来，科技成果的转化与产学研的结合是国家关注的重点问题，也是科技界、企业界不断探索和实践的领域。中科院研究员、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总工程师宋菲君，对科学研究和产品生产两个领域都有深入了解，因而对产学研结合以及创新人才的培养也有着独到认识。

　　往国际产业结构金字塔的高端走

　　《中国科学报》：您为什么对产学研结合和创新人才培养问题如此关注？

　　宋菲君：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从上世纪80年代起经常去美国和欧洲办展览会、访问客户，也常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与国外的产业界和学术界有很多交流，对中美产业的差异印象很深。现在我们已经是经济大国了，但还不是科技强国。建设科技强国，对产业界而言有两个重要的标志：一是掌握创新技术；二是拥有自己的品牌产品。富士康是苹果在中国的代工企业，联通每卖一台苹果手机的价格为3998元，苹果公司能赚1500元（专利费），而富士康只能赚48元，巨大的落差彰显了创新和品牌的价值。

　　除了创新技术之外，我们也还缺乏自己的品牌。比如在光电领域，我们主要做三件事：为外国公司生产光学元件、提供部件、为国外的品牌产品贴牌做代工。我一直试图努力在国际市场销售大恒的品牌产品，这么多年来没有多少成功的例子。所以我也一直在思考个中原因。通过与国外同行的交流，我建立了一个评估产业能力的模型——“光电产业级别—人均销售额”，得到国外高管们的认同，据此得出的结论是：国际光电产业犹如一座金字塔，中国的光电企业绝大部分处在整个金字塔的中低端。

　　我们总是说，要把中国建设为创新大国，多年过去了，应该说产业的情况变化不大，仍然没有掌握重大的创新技术。中国的人力成本优势已逐渐消失，在国际产业格局重大改组和调整的形势下，中国光电产业的出路只能是升级、向上走。

　　产学研结合是突破的途径

　　《中国科学报》：为什么您认为产学研结合是中国的产业向上突破的途径与方式？

　　宋菲君：要创新，首先要有创新型人才，要有具备创新能力和素质的研发团队。但国内的情况是，一流的科研人才相当一部分去了国外，一部分进入了高校和研究所，真正进入产业界的并不多。从科研人才上来说，我国产业界缺乏创新型人才，更缺乏领军人物。与此同时，企业的机制不利于创新，中国的企业大部分是急功近利的。以上市公司为例，如果创新研发的投入过多，往往导致当期利润减少，报表就不好看。大部分企业对中长期的创新技术和产品的投入很少。可以说，中国的企业还没有成为创新的主体。

　　产学研结合不是一个新概念，美国和欧洲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了。在中国，唯有产学研的深度结合，中国的产业才能获得“向上走”的条件和动力。

　　目前中国的中高级科技人才的主体位于大学和研究所。这些年来，国家对科研的投入不可谓不多，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所也获得了一大批科研成果，但这些成果的产业化率很低。这主要是因为国内的企业和大学科研院所的评价函数不同。企业完全以利润为导向，而大学和研究所则以SCI、“影响因子”为主要的评价指标。企业的目标是赚钱，科研的目标是成果，不同的评价函数导致企业和科研院所、大学的交集很小，缺乏共同的利益，就很难走到一起。

　　《中国科学报》：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如何改进？国外是否有值得借鉴的经验？

　　宋菲君：现在，国家已经在下大力气试图扭转这种状况。比如在最近的重大科研立项中，明确规定仪器专项必须由企业牵头。可是，中国的企业并没有作好牵这个头的准备。因为做这样的重大专项，需要有领军人物，这样的带头人既要了解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要懂科研，又要懂产业。在中国的教育模式下，这样的人才比较少，可是美国却非常多。为什么？还是因为评价函数不一样。

　　美国人很现实，教授的科研成果一旦实现产业化，他们会非常自豪，觉得是一种“爆发”，学校也认可。而中国的大学主要看论文，如果你做了产业转化工作但缺少论文，学校并不认可你的水平。

　　另外，美国政府有专门的小型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BIR）来支持科研成果产业化。这项计划通过分步资助，为小型创新企业从成立到成长的过程提供一系列的连续扶持，帮助小企业度过艰难的草创时期。

　　还有，美国的风险投资比中国活跃。美国的风险投资，不但投资技术和产品，也投资概念，你只要有创新的设想和技术方案，也可能获得支持。美国风险投资业界的朋友告诉我，只要有10%~20%的成功率，投资者就能收支平衡，如果成功率超过20%就会赢利。也就是说，风险投资以80%的失败代价去争取20%的成功创新。中国虽然也有一些风险投资，但总体而言这些投资都是要求赢利的，对失败的宽容不够。所以中国的风险投资非常重视对“硬件”的投资，也就是我的钱投给什么项目和设备我必须看得见，很少有人敢于对创新的概念和商业计划进行前期投资。

　　《中国科学报》：为什么中国和美国的情况差别这么大？

　　宋菲君：这里面有几个原因，以我熟悉的光电领域为例，美国现今创新的源泉仍然是硅谷。首先是因为有斯坦福、伯克利、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这样的大学，培养创新型人才，支撑创新型研究；其次是硅谷的风险投资环境和运作比较成熟；第三点在于孵化器。美国的孵化器，是联邦政府出资，州政府负责组织，大学和企业协办，可以说是斯坦福、风投和孵化器三要素共同创造了硅谷。中关村与硅谷有很多相似之处，平心而论，中关村是有创新的，但是重大的创新还少，培养出很有影响的创新型大企业也不够多，当然与硅谷相比，中关村还在发展阶段。在美国的体制之下，科研、产业和政府具有相近的评价函数，大家有共同的利益。而像我们刚才说的，在中国，这种利益的交集还不够大，所以制约中国创新最根本的还是机制性因素。

　　中国的创新人才需要机会

　　《中国科学报》：您进入产业界后，一直保持着研究员的身份，这么多年的观察、思考和实践，您有没有破解这种机制性困境的药方？

　　宋菲君：这样的机制性问题，少数人的工作很难说能改变什么。我在这个问题上思考了很久，与其大声疾呼，不如做点什么。我是澳大利亚一所大学的客座教授，该大学有一项前沿应用科研成果，我以此为基础，在中国做了一个产学研深度结合的试验。我的想法得到中央民族大学理学院教授们的支持，他们组织了一个中央民族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和北京交通大学的教师和研究生的研发团队，在大恒公司的支持下，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样机，完成了“产品前预研（pre-commercialization research）”。

　　其实，我们并不是没有人才，大学教师也并非对产业化没有兴趣，通过产学研的深度结合，发挥学校的人才、科研优势和企业的工程化优势，就有可能实现科研成果的产业化，这也是美国等国家的道路。如果组织得当，就可能绕过机制性的困境。我不能说这个例子具有一般性的意义，但它至少提供了一种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