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

产生的渊源、发展脉络及相关思考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作者：李慎明

2011年12月08日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10期

　　本文力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和邓小平相关讲话精神为依据，梳理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产生的渊源、发展脉络及其实践，对毛泽东晚年的探索与失误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以对我们现在的工作特别是确保实现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有所启示。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可能是一个难以讲清的大题目。因此，探讨这一问题，一是需要用一定的篇幅，二是有时也须引用一些必要的文献，三是笔者只能从自己所接触到的有限材料进行梳理和认识。

　　一、“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与“毛泽东晚年探索中的失误”概念的提出

　　“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这一概念，主要反映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但同时也包括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保持党和军队、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之所以只提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而没有把军队单列出来，是因为广义上的政权概念，已经包括了军队。至于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这一概念提法本身是否完全科学准确，当然还可以探讨，但这一战略思想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军队的一笔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决议》在“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部分中明确指出“建国前夕和建国以后，鉴于我们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出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这个表述实质就是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具体体现。

　　梳理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产生的渊源、发展脉络及其实践，也应遵照《决议》和邓小平相关讲话精神，对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亦即毛泽东晚年探索中的失误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本文提出“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亦即毛泽东晚年探索中的失误”这一概念，就是根据《决议》和邓小平相关讲话精神进行的提炼，是经过多次推敲确立的。其中的“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这一提法源自《决议》。《决议》中说：“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 “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评价”这一提法源自1981年6月22日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的讲话。邓小平说：“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 。“毛泽东晚年探索中的失误”这一提法的依据来自1980年8月21、23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的谈话。邓小平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邓小平这一论述十分重要，这就坚定地划清了与苏共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全盘否定斯大林进而逐渐脱离、背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界限。毛泽东“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 ，但“从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这也就是说，这一严重错误是在探索确保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中的失误，同时也可以说是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过程中的失误。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经过多次曲折，最终实现的第一次成功的结合。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后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在第二次探索中，毛泽东带领我们党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但也出现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失误，但这个失误毕竟是探索中的失误。因此，本文提出“对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亦即毛泽东晚年探索中的失误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这一概念，是符合《决议》和邓小平相关讲话精神的。其中的“实事求是”是指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其中的“恰如其分”是指具体运用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评价“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亦即毛泽东晚年探索中的失误。这两个词并不是同义语的重复。

　　什么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决议》明确指出：“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 可以说，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就是我们党《决议》中所说的有特定含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我们党是如何给“文化大革命”定性的呢？《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定性十分重要。从一定意义上说，有此定性，我们党才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才有此后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毛泽东本人是如何看待自己一生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呢？1976年6月13日，病重的毛泽东对华国锋等四位守护在自己身边的政治局委员交代后事时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在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

　　从一定意义上讲，毛泽东把对自己一生的评价简化为“两件事”，是有一定道理的。“两件事”中的第一件，从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来讲，完全可以“定论”。至于“两件事”中的第二件，绝大部分同志依然拥护和维护《决议》精神；但毋庸讳言，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看法，甚至展开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会延续不少年月，甚至也可以说，直到阶级的完全消亡。

　　《决议》在给“文化大革命”定性的同时还指出：“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作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

　　《决议》的作出，距今已整整30年。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有着种种评说。这些年来，国际国内的实践充分说明，当年邓小平和我们党的《决议》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动机的评价是完全正确。此后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与党中央和邓小平当年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试想，若是当年我们党像赫鲁晓夫评价斯大林一样对待毛泽东，很难想象今日之中国，会是什么局面。实践也已经证明，那些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所谓“个人权力之争”甚至“个人品质问题”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据笔者所知，当年有此误解的同志中，现在有不少人已完全转变了自己的看法。

　　维护《决议》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准确、正确的评价，要反对两种倾向，这就是《决议》中指出的：“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 上述两种态度，都不是邓小平所说的“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重温邓小平上述讲话，梳理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产生的渊源、发展脉络及其实践，对毛泽东晚年的探索与失误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把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这一科学论断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严格区别开来；把毛泽东晚年探索和思考当中的正确成分与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严格区别开来，从而牢牢记取“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教训，避免“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进一步科学、全面、准确贯彻落实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进一步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产生的渊源

　　近些年，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和国内改革的持续深入，使笔者更加感到理论的重要。但坚持和发展正确理论的前提，是正确对待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讲，世界上只有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科学。近些年，笔者又重温了党史，更加感到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伟大，在新中国成立后到1956年基本完成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以及从这时开始探索本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同时，也对1957年反右斗争直到“文化大革命”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所犯错误进行了相关思考。思考中，总有这样一个问题盘桓在自己的脑际：在一个相当长的党的各个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毛泽东总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他的功绩为何像一座座巍峨的高山矗立在我们面前？而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他的种种错误为何突然涌现，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呢？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也不是。毛泽东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实践中来。近些年笔者在想，人的错误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能不能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呢？或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呢？同样不是，人的错误思想的来源也只能是社会实践。只不过，正确思想是对社会实践正确的反映，错误思想则是对社会实践的错误反映。

　　如果说，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和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同样是来自社会实践的话，那么，其肇端发始于何时何由？探寻此思想发生、发展和演化的轨迹，无疑有助于我们认识时代的变迁和毛泽东的心路历程。

　　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而且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理论家。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他十分注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反复逐渐形成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在建党、建军和建政的过程中，他一直高度重视保持党、军队和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深刻论述党、军队和政权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与人民群众始终保持血肉联系的极端重要性，并为此始终不断进行着认真的实践探索和总结，从而形成了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这为指导我们党、军队和国家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

　　从一定意义上讲，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军队鲜明无产阶级性质战略思想探索的端倪显现于1927年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的“三湾改编”。那时除了整编部队以外，更为重要的是把党组织建立在连上，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并在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的民主制度，实行官兵平等，经济公平，破除旧军雇佣关系；并初步酝酿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湾改编”初步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及旧军人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这标志着毛泽东建设人民军队思想的开始形成，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政治建军的基础。“三湾改编”的三项重要内容之一——实行民主主义，不仅对团结广大士兵群众、瓦解敌军起到了巨大作用，丰富了我党早期的统一战线思想，同时也可以说是丰富了党内民主和保持党的性质永不变色的思想。

　　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思考同时也显现于20世纪30年代初他就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之时。当时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谋取私利。他为了谋妇夺妻掠取钱财，秘密杀害干部和红军军医。事发后，查办案件遇到一定阻力。毛泽东力主严惩，并指示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932年5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二审判决：“把谢步升处以枪决，在3点钟的时间内执行，并没收谢步升个人的一切财产。”这是红都瑞金打响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惩治腐败分子的第一枪。1933年，毛泽东签发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和训令》明确指出，如发现苏维埃工作人员中有贪污腐化，民众应立即揭发，苏维埃政府应立即惩办，绝不姑息。

　　毛泽东关于如何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思考进一步显现于延安时期。黄克功，1927年参加革命，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历任红军班长、排长、连长、团长、旅长。1937年9月，在延安因逼婚未遂枪杀了陕公女学生刘茜。毛泽东致信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黄克功过去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如赦免他，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 这对当时全党、全军都是一次深刻的教育。1944年3月，毛泽东阅读了描述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的《永昌演义》。他关注这位英雄人物，但让他更加关注的是李自成由胜利转为失败的历史教训。1944年，郭沫若应约撰写并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纪念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推翻明王朝300周年的《甲申三百年祭》，记述了李自成所率起义部队进京后，因骄傲、腐败导致最终失败的过程和原因。毛泽东当即指示延安《解放日报》转载，并在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1944年4月，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报告中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1944年11月21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期间，毛泽东复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毛泽东关于如何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考更直接地表现在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7月初。当时毛泽东会见到延安参加国共商谈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时任国民参政员的黄炎培。黄炎培通过在西北黄土高原窑洞里与一群生活俭朴但又充满生机的共产党人的短暂接触，深信这些人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在全国执政，但他也有着更深层次的忧虑。他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对民主的概念曾有过多次明确阐发。1939年11月，他《在边区党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说：到底什么是民主？民主，讲俗话就是老百姓能起来说话、活动、想办法。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又指出：“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 笔者认为，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民主概念内涵和外延的通俗表达。毛泽东关于人人起来负责的思想，实质上是党在夺取政权前特别是在执政后永远保持党的根本性质、保持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从而跳出人亡政息历史周期率的根本途径，实质上这也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根本区别。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绝大多数人起来自己为自己负责，从而实现自己为自己当家作主；而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则是绝大多数人通过选举把权力让渡给极少数“精英”，让他们为绝大多数人负责和当家作主。前者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后者的本质是资本当家作主。民主的名字相同，但其实质的不同却泾渭分明。但是，在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民主中，如何才能唤起人人都有起来负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如何才能建立保证让人人起来负责的机制与制度，防止党永不变质呢？1948年，刘少奇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也指出：“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 这说明，这不仅是毛泽东当时的思考，也是党内许多领导人的共同思考。

　　这充分说明，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对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经验进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从一定意义上讲，在思想政治领域，毛泽东在建立新中国后所做的所有事情包括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都是为了确保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党和政权不被腐蚀、不改变颜色的问题，这不但是毛泽东晚年思考并力图解决的一个战略问题，也是今天我们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高度重视的重大战略问题。邓小平在晚年念念不忘“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与毛泽东晚年的思考在本质上有高度的一致性。

　　三、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发展脉络

　　可以说，与黄炎培谈话之后，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这一课题始终萦绕在毛泽东心头。毛泽东与黄炎培谈话一个多月后，日本即无条件投降。1946年6月，摧枯拉朽的解放战争拉开大幕。三年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几乎全力指挥战争，但他十分强调党“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 。1948年1月，解放战争已经胜利在望，为了保证战争的顺利进行，毛泽东为中央军事委员会起草对党内的指示《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要求人民军队实行政治、经济、军事民主，并明确指示：“应当使士兵群众对于干部中的坏分子有揭发其错误和罪恶的权利。应当相信，士兵对于一切好的和较好的干部是不会不加爱护的。” 军队内部开展的三大民主运动为保证解放战争胜利起到了根本保障作用。

　　在三大战役顺利结束后的1949年3月5日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深知，建立新中国已指日可待了。如何跳出周期率这一重大课题可能又涌上毛泽东的脑海。他在会上警示全党：“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他在七届二中全会总结中还指出：“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

　　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进北平。临行前，他说：“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至实现共产主义”；“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周恩来回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途中，他又提到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说：“这仅仅是读了个开头，这篇文章是要永远读下去的！”

　　时间没过一年，即1950年2月27日，毛泽东访苏回国来到哈尔滨，这也可以算作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在国内视察。在哈尔滨吃第一顿饭时，即发现招待的十分丰盛。他当即提出严肃的批评，为省委题词：“学习”、“奋斗”、“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 。2月28日，他到了沈阳，当地饭菜安排的比哈尔滨还好。上述两餐他都因同时从苏联返回的胡志明在场而只是象征性地吃了几口而没有“罢餐”。在沈阳这顿晚餐他只用了半个多小时。饭后，他很不高兴地说：“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你们一层一层仿效下去，这么吃起来，在人民群众中将会有什么影响？你们应重温七届二中全会精神。” 3月1日，毛泽东在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领导干部大会上讲话，重点讲了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他严肃批评并愤愤地说：“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二中全会刚刚开完，就忘了。我们还要继续贯彻二中全会的精神。”

　　尽管如此，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担心很快被实践证明。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党和国家机关中部分工作人员的腐败现象便频频出现。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疾呼：贪污行为已毁坏了一批干部，并染坏了很多干部。贪污蜕化已成为主要危险！ 1951年11月1日，东北局书记高岗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沈阳市仅在部分单位中就揭发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1951年11月29日，华北局向中央报告了河北省揭发出的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在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行署专员期间贪污的严重犯罪事实。毛泽东看了这些报告，十分忧虑，他甚至用一股“贪污浪费的狂澜” 形容此现象。12月1日，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毛泽东在审改此《决定》时，特地加写了一段话：“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随着“三反”深入，发现党内贪污分子大多与不法资本家有关。如，天津不法商人马玉恒一人腐蚀干部170人，其中团、师、军干部达25人。1952年1月26日，中央又作出《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 的指示》。“三反”、“五反”斗争从1951年底开始至1952年10月结束，取得了重大成果。全国县以上机关查出贪污1000元以上的共10万余人，包括杀了刘青山、张子善等42人。据中纪委截至1952年7月的统计，参加运动的有312.2437万人，其中有贪污行为者122.6984万人，占参加运动总数的39%强；贪污分子中有党员20.2683万人，其中6万余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约2万人被撤职查办，4029人被逮捕法办；逮捕法办的党员干部中，省委或相当于省委一级的干部25人，地委或相当于地委一级的干部576人，县委或相当于县委一级的干部3428人。 在外部开展的惩治不法资本家的“五反”斗争中，京、津、沪等9大城市被审查的45万多私营工商业者，犯不同程度五毒行为的占76%，其中上海为85%，北京为90%。 ?

　　“三反”、“五反”有效地遏制了党内和社会上的腐败现象。特别是当毛泽东下决心要处决刘青山、张子善时，有同志为他们求情，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百个，2千个，2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事实正是如此。

　　对刘青山所犯错误，并非无人抵制。但刘青山振振有词地回应:“老子们拼命打了天下，享受些又怎么样？”这种打天下、坐天下、享乐天下的思想，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及近百年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党政领导干部中有不少人受这种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不可能完全摆脱上述思想的熏染，这种思想也不可能随着刘青山、张子善的处决而从一些人的脑海里消除。享受与特权、特权与腐败的界限在哪里，对于那些腐败分子来说，就更加分辨不清。

　　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建立，对快速发展新中国的生产力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管理权是所有权的重要内容，在一定条件下甚至是所有权的根本体现。从一定意义上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领导干部意味着冲锋在前、牺牲在前；而在建设时期，管理权的相对集中，也为一些官僚主义甚至腐败分子提供了脱离群众、违法乱纪、追求特权享受的便利条件。在1956年11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翌年要在全党开展一次新的整风运动。会上，刘少奇着重讲了不要脱离群众和防止产生新的贵族阶层的问题。毛泽东接着刘少奇的话说：“少奇同志讲了，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贵族阶层的，人数几百万，主要的就是那么几十万到百把万，我看无非是十八级以上的（周恩来同志插话：县委以上），县委以上有几十万，命运就掌握在县委以上的手里头，如果我们不搞好，不是像今天好多同志所讲的艰苦奋斗”，“我们一定会被革掉。”

　　毛泽东异常清楚，兴衰更替的周期率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甚至只是刚刚破题。他在抓三大改造，讲“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 的同时，对“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 的现象高度重视，对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滋长的现象高度重视，对不关心群众疾苦的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的现象高度重视。因此，他强调：“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 。1957年4月27日，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明确要求“首先从检查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开始” 。5月4日，又在《中共中央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成效）” 。1957年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第二版整版刊登了22位中、小学教师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题为《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5月14日，毛泽东读了发言摘要，写批语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说：“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

　　有的研究人员认为，1957年的党的整风一开始就是搞阴谋，是为了“引蛇出洞”，这是误解。整风的本质，是要防止党脱离群众，保障党不变质。开展整风之后，广大人民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畅所欲言，对党、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大量批评、意见和建议。党和毛泽东同志明确肯定这些批评，“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 各级领导干部中的绝大多数对大家的批评甚至态度、言词有些过激的批评也是认真接受并虚心改正的。但也有的干部对大家的批评甚至是完全正确的批评很不理解，个别的还窝着一肚子火，对在全党开展整风有着很大的抵触情绪，这种抵触情绪实质上主要来自部分干部在全国解放后的享受和特权思想。

　　但是，由于1956年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在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引发了“波匈事件”，国际上出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大气候。资产阶级右派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在中国也将很快出现波匈风波。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帮助党整风之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一些人公然说：“现在政治黑暗”，“各机关都是官僚机构”，“比国民党还坏”，“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提出要和共产党“轮流坐庄”，甚至毫不隐讳说“请共产党下台”。在此情势下，我们党不得不中止整风，被迫开展反右斗争。《决议》指出：“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决议》的论断完全正确。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意识形态领域存在长期复杂的斗争。在一定条件下，这种斗争还会发展为政治斗争。由于我们党对领导这种斗争缺乏经验，加上敌我与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某些具体背景和场合下不容易区分清楚，毛泽东本人对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党与社会主义进攻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对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毛泽东本人无疑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但我们也要看到，中央其他领导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邓小平就坦率地承认：“从一九五四年起，我就担任党中央秘书长、军委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一九五六年起担任党的总书记，是在领导核心之中。那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党犯的‘左’的错误，我也有份。” 勇于承担责任，坦诚地作自我批评，这正是我们党的领袖人物的伟大之处。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不少人也有直接的责任。整风被迫中止开展反右后，一些有特权和享受思想的领导干部，对提意见的人进行打击报复，使他们受到很大的伤害。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些领导干部对反右斗争的扩大化负有更直接的责任。此后，群众给领导提意见都是小心翼翼的了。1957年以后，我们党又开展了几次小规模的整风，但由于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成效都不明显。20世纪80年代中期，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告诉笔者：“1957年10月间的一个周末，我与稼祥同志到中南海春藕斋跳舞。毛主席问我，仲丽呀，你们单位打了多少个右派？当时，我任友谊医院院长兼党总支书记。我回答，十二三个。主席又问，你们有多少人？我说，一千二百左右，有十二个科室。基本上是一个科室打了一个。主席说，你们是搞自然科学的，有那么多右派？我不相信。你回去后能否甄别一下，砍它一半？那时的保密观念和纪律观念强。回到医院我又不能说是主席的指示。我们总支讨论多次，要往下砍，但每个科室抓了一个，每个科室主任都不同意砍掉本科室的。因为每个科室抓的‘右派’，往往都是本科室与自己对着干的‘刺头’。在整风时，这些科室领导对给自己提了意见特别是言辞激烈的人，十分窝火。整风被迫停止开展反右斗争后，给这些领导正好提供了出气的机会。在我们当时的友谊医院，有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小伙子，在整风时要给科室主任提意见，一位老同志劝他说，这个主任官僚主义确实严重，但他报复心也很强，你还是不提为好。这个小伙子说，党开展整风号召群众提意见，就是让他改掉这个官僚作风的，为什么不能提？这位老同志摇头说，你呀，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这个小伙子说，我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结果，那位科室主任说，你敢说党是老虎？这还不是典型的右派？！我原打算解脱几个人其中包括这个小伙子的，但由于各科室领导的坚持，原来划定的十多个右派，一个也没被砍掉。”笔者认为，朱仲丽所举的例子，可能有一定普遍性。有些人把反右斗争扩大化的责任全部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一个人，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也是极不公道的。

　　事实证明，那时我们党内和社会上确有右派。当年被打成右派者有的如今公开承认：自己“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且至今并不以为非。事隔50余年的这种自白，进一步证明了当年反右斗争的必要。当然，我们也充分看到，党对当时右派进攻和阶级斗争的形势确实估计得过于严重了，在反右斗争时也确实采用了错误的斗争策略和方式，使大量的同志和朋友特别是知识分子受到伤害，他们的家属、亲友受到牵连。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也使刚刚形成的民主空气被严重破坏，毛泽东原想通过整风形成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非但没有形成，从一定意义上讲，反而助长了原来所要反对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一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反右斗争后，毛泽东对国内主要矛盾问题重新作出判断，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在毛泽东的提议下，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改变了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从此党的指导思想沿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逐步发展。这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给中国政治生活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

　　四、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最终形成及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

　　1958年后，毛泽东抓经济建设，抓技术革命，抓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其间取得很大成绩，同时也遭受了严重挫折。但“如何跳出周期率，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这一主题他始终念念不忘。在1958年5月20日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又一次严厉批评令人厌恶的官气：“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

　　回顾和总结历史，我们应十分关注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及“文化大革命”理论形成的国际背景。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受到极大鼓舞，他公开宣称美国的政策是促进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即复辟资本主义制度），他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毛泽东高度警惕美国当局发出的这一重大战略信号。1959年11月12日，在与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时，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他说，杜勒斯在一次发言中讲，“决不结束冷战”，“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毛泽东指出：“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的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此后，毛泽东多次讲要警惕和防止“和平演变”，他反复强调，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社会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这样，毛泽东就逐渐把防止党内变质与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结合起来进行思考，逐渐推动着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最终形成。

　　从1962年到1966年我国国民经济得到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但“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方面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特别是1962年下半年对农村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问题，毛泽东与绝大部分中央领导发生的严重分歧，使他更加感到两条道路和阶级斗争形势的严峻。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并在会议《公报》中写道：“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毛泽东传（1949－1976）》在引用上述论述后指出：“这一段话，基本形成后来被称之为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从此，‘反修防修’作为一个基本战略，成为当时全党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从中苏论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至演变成为‘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正是这一思路的延伸和发展。” 笔者认为，此画龙点睛的评述极为重要。

　　在1958年“大跃进”中，毛泽东也曾一度头脑发热，全党、全国曾出现浮夸风、要求取消商品生产等不正常现象，但正是毛泽东最先察觉并开始加以纠正的。为了从根本理论上解决问题，他一方面写信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的委员会委员，建议大家一是读斯大林审定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是读《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要求每人每本读三遍，以纠正上述偏错。另一方面，从1959年12月上旬直到1960年2月，他亲自带领陈伯达、胡绳、田家英、邓力群等几位秀才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边读边发议论。他在议论中说，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劳动和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分配形式三个方面。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所有制性质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在一定时期内，还是不会有多大变化的；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并且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存在着两种可能：一是沿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要求，不断完善和发展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二是也存在着违背社会主义公有制要求的逆向发展的可能。这两者都会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产生影响。所以，在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管理问题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就突出出来了，核心问题是防止管理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确保已经建立起来的新的生产关系能够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就要搞整风、下放干部、两参一改、干部参加劳动、破除不适当的规章制度等等，破除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部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否则，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就有可能受到损害甚至变质。这里虽然是就企业的性质提出问题，实际上是在思考如何防止社会主义国家被和平演变的大问题。

　　为了防止人与人之间关系出现质的变化，毛泽东特别强调干部要联系群众、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在笔者印象中，最为突出的有两次：一是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在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上的批示。他在其中写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在这则批示中他预言：如果共产党人不能“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二是1965年1月15日，毛泽东对当时任农业机械部部长的陈正人关于社教蹲点情况报告上的批注。他写道：“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毛泽东在这一批注中，还在薄一波注释为“指那些企业领导人中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的“这些人”旁批注道：“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 此批注表明，他当时已判定：党内出现了一个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尖锐对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显然是把在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了，并为他晚年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回顾毛泽东上述心路历程，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1963－1965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解决当时的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并由于其他中央领导的错误认识，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1965年初，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此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在后来发展成“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不过，这些错误在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1965年后，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的越来越严重，愈来愈形成这样一个固定看法：中国会不会资本主义复辟，关键不在基层，而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中国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其危险比自下而上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改变颜色也快得多。而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同志和许多大区、省一级的领导对此或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或者很不理解甚至有较大抵触情绪。这就使毛泽东把形势看得更为严峻。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他阐发井冈山精神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 他还说：当时的“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的，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真的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 “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吗？”“我们要摸索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防止修正主义，要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的一些好制度、好作风。”毛泽东当时认为，苏联党已经变成为修正主义的党，其根源是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结果在苏联逐渐出现了一个特权阶层。他还说：“在怎样防止特权阶层方面要有一整套好制度，要继承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井冈山精神不仅仅是艰苦奋斗，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一样意义深远。它们是井冈山革命精神的三个支点。”此时的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虽有正确认识，但对阶级斗争的全局形势却作出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错误估计。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实质上也是他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在发动“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这样，在中国大地上，“文化大革命”这场内乱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五、相关思考

　　1．一定要高度重视、坚决维护《决议》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准确、正确的评价

　　正如在本文第一部分所谈，要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做出科学、准确、正确的评价，必须反对两种倾向，一是不能因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二是不能认为凡是毛泽东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反对这两种倾向，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同时我们也应充分看到，实事求是地正确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在今天的特殊重大意义。《决议》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决议》这一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有无比重大的政治意义和无比深远的历史意义；充分证明邓小平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位的任务，是树立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个问题写不好，决议宁可不写” 的指示有无比重大的政治意义和无比深远的历史意义；充分证明邓小平关于“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的结论有无比重大的政治意义和无比深远的历史意义。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恰当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同时，坚定地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是保证我们这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十分根本的政治共识和思想理论基础。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如何评价？决不是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评价的小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这关涉我们党、国家、人民和军队的根本前途。只有实事求是地正确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党、国家、人民和军队才有光明的前途，否则，就有可能重新步入黑暗。这不是危言耸听。毫无疑问，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我们决不能认为毛泽东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就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功绩。《决议》做出后，得到了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衷心拥护。但国内外别有用心的人总是寻机对毛泽东进行攻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反复证明，要搞垮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就要攻击这个国家执政的共产党；要搞垮这个国家执政的共产党，首先就要丑化这个执政党的主要领袖。这是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西化、分化我们的最有效、最便捷的手段。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根本教训之一，就是苏联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投入大量金钱，创办和导引各种媒体恶毒攻击、抺黑、否定斯大林以致列宁。现在，国内外别有用心的人肆意夸大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甚至不惜伪造事实，极尽造谣、诽谤、污蔑之能事，恶毒攻击毛泽东，这决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而是企图全盘否定我们党的光荣历史、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其实质是为把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重新拉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制造思想政治舆论。笔者认为，目前国内外敌对势力在竭力贩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虚无主义”之时，把主要矛头集中放在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上，这是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在近期甚至近几年围剿、演变、颠覆社会主义中国战略部署十分重要的步骤，是其“软实力”、“巧实力”十分重要的内容。尽管这仅是极少数人的行为，但他们能量很大。加上各种资本控制的种种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的扩散与扩张作用，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认真恰当应对。

　　下面，请允许笔者再用一定篇幅列举几段相关谈话进一步说明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当今有关领导同志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的评价。

　　一是周恩来的一段谈话。20世纪80年代末，薄一波的秘书董宏告诉笔者说：周恩来总理曾对薄老说，一波呀，毛主席下决心要做的事，你可以表示反对，但不要轻易表示反对。在历史上，有几次，我曾认为主席的决策不对，表示反对，但过一段时间都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以后我就谨慎了，不轻易表示反对了。但后来又有一次，我确信主席错了，我坚决表示反对，但实践却又证明是主席对了。因此，对主席的意见和决策，你可以反对，但不要轻易反对。

　　二是叶剑英的一段谈话。20世纪90年代初，张鼎丞的女儿张延忠告诉笔者：1981年《决议》作出后，几个年轻人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那么多磨难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又那么坚定地维护毛主席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很不理解，便去请教叶剑英元帅。叶帅对他们说，毛、刘、周、朱、陈、林、邓中的除了毛主席的后六位，还有各位老帅等其他人，我叶剑英也算一个，从一定意义上讲，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让我们从心底佩服一个人不容易。但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斗争中，大家逐渐认识了毛主席。别人也都当过头、掌过舵，但都不行。只有毛主席，把我们这些人拢起来，干成了建立新中国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这件大事情。

　　三是黄克诚的讲话。黄克诚1959年在庐山会议开展的反右斗争中，被撤销了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职务，工资降两级，20年没有工作。但1980年11月27日，他却不顾年迈体弱，几乎双目失明，以抱病之躯在中央纪委召开的座谈会上作了四个多小时的报告。在此报告中，他说：“前一段时间，曾经有些同志对这两个问题的态度比较偏激，个别人甚至放肆地诋毁毛泽东思想，丑化毛泽东同志。这种态度使我很忧虑。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这个问题，我有责任讲讲自己的看法。”“在创建红军时期，毛主席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毛主席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如果把建国以来我们党所曾犯的错误都算在毛主席身上，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这样做不符合历史事实。”“比如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但是扩大化了，错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个人负责。我那时是书记处成员之一，把有些人划为右派，讨论时未加仔细考虑就仓促通过了。自己做错的事情怎么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大跃进中，许多同志作风浮夸,把事实歪曲到惊人的程度，使错误发展到严重的地步，也是有责任的。”“多少年来，举世公认毛主席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是中国革命的象征，这是合乎实际的。丑化、歪曲毛主席，只能丑化、歪曲我们的党，丑化歪曲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那样做，会危害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危害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在国内外的敌对力量都希望我们彻底否定毛主席，以便把我国人民的思想搞乱，把我们国家引向资本主义。我国人民内部也有些人受了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和那些人唱同样的调子；这是很值得警惕的。”“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这是写在我们党章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上的，是中央一再申明的重大原则。否定和诋毁毛泽东思想的行为，是违反党章党纪的行为。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一切真正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的共产党员，要同诋毁毛泽东思想，丑化毛主席形象的现象作斗争，以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基本原则却将永远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精神武器，指导我们不断将革命推向前进。” 黄克诚的报告一结束，全场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黄克诚1980年的重要讲话，在今天无疑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不仅邓小平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十分强调要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江泽民、胡锦涛也同样十分强调要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在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江泽民说：“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毛泽东同志永远生活在我们中间，我们要认真学习他的科学著作，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我们党的骄傲，是我们国家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我们对毛泽东同志永远怀着深深的尊敬和爱戴之情！” 在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胡锦涛说：“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已经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他的名字、他的思想、他的精神，将永远鼓舞着我们继续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永远敬仰和怀念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2011年6月20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上海交通大学上了一堂特别的党课。俞正声坦言：“‘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这不光是毛泽东的个人错误，也是党的错误。”他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母亲（注：范瑾，曾长期从事新闻及宣传工作，是北京日报报业集团的奠基人，其兄是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丈夫是曾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天津市市长和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的黄敬）1966年被打倒，1968年蹲监狱，1975年回来，出来之后我就感觉她精神上不正常了，老有被迫害的感觉。一直到前年她去世，都拒绝做任何体检。我的妹妹，‘文革’开始时一个高中生，在学校里被批斗，后来也得了精神分裂症，自杀了。我们亲属在‘文革’中死去的，有六七人。”“那么为什么对毛主席还基本上是一个正面的肯定态度？他有很严重的错误，为什么？我个人认为，第一，他的著作、他的思想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包括我，我对毛主席是非常尊敬的，虽然他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正因为如此，很多人就千方百计地诋毁他，甚至说，毛主席著作大部分是胡乔木写的，胡说八道，胡乔木写不出这种文章来。第二个，我认为他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要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俞正声还说，“但是他寻找的道路是错的……现在的很多事情也证明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但是，不能因为这种担心而寻找一种错误的道路。” 俞正声这番肺腑之言和坦荡无私的品质与胸怀值得我们学习和深思；俞正声这些论述也进一步说明党的《决议》和邓小平相关思想的正确。

　　2．一定要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指出，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应该说，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比较清醒的。他在指导思想上，还是主张生产力与上层建筑同时进行研究，而不能举此而遗彼。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他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严重性的错误估计，他越来越多地关注上层建筑，忽视了对生产力的研究，而过多地关注上层建筑的研究，这就逐渐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以至于由于对修正主义没有做出准确的定位，造成了历史曲折，甚至酿成“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在今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若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避免重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但是，阶级斗争依然在一定条件下存在。对这种阶级斗争，决不能扩大，但也决不可熟视无睹。如何既正视阶级斗争的存在，又不搞扩大化，确实有很大难度。1968年10月13日，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式上毛泽东说：“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那种战争，敌人清楚，就是那么几个，秋风落叶那么一扫，三年半也差不多。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啦，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把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80年，邓小平强调：“有人说，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了，怎么还会有阶级斗争？现在我们看到，这两方面都是客观事实。目前我们同各种反革命分子、严重破坏分子、严重犯罪分子、严重犯罪集团的斗争，虽然不都是阶级斗争，但是包含阶级斗争。” 斯大林在1937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消失了，是在理论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进行改革开放的同时，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强调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是他的无比英明之处。邓小平在对起草《决议》的意见中指出：“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 邓小平提出的党的基本路线，兼顾了生产力与上层建筑两个方面，就是把毛泽东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因此，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毫不动摇至关重要。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就要在经济领域，认真贯彻科学发展观，让改革开放的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这就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从而在初次分配中努力实现公平，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条件。吴邦国委员长在2011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明确重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其中最为基础的是不搞私有化。不搞私有化是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的根本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只有坚持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才能有效克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有效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各种腐败现象，有效防止特权阶层的产生和发展，确保党和政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性质永不变色，从而也才能有效加强社会管理和实现社会管理的创新，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和谐稳定。在政治领域，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继续探索我们党在执政的条件下，逐步建立适应不断变化着的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创新机制体制。在思想文化领域，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理想信念，为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竭诚服务。只有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同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贯彻落实在我国的各个领域和工作的方方面面，我们的党和政权才有光辉灿烂的前程。

　　3.一定要正确区分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动机及其实践等

　　一是要正确区分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与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笔者认为，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十分重要的内容，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党、军队、政权建设实践里十分重要的运用，是我们党、军队和政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根本体现。1991年前后的苏东剧变充分说明，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是完全正确的，在当今时代更加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辉。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战略家，他深邃的目光，往往穿透几十甚至上百年的历史风云。对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结合当今国际国内实践，不断坚持和发展这一理论。如果不是如此，我们党和国家就必然遭遇重大挫折和灾难。我们决不能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就轻率否定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 按照《决议》这一精神，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不应包括“文化大革命”理论，必须把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区别开来。毛泽东晚年“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这是由于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过分严重的估计，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所谓修正主义路线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甚至把持有不同意见的各级领导干部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大量本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成阶级斗争，严重混淆了敌我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和处理方法，加上无政府主义的泛滥，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的助长，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一惨痛悲剧和教训。我们要时刻引以为鉴。右倾错误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倾错误同样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高度重视防止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再发生。

　　二是正确区分毛泽东晚年所作的重要贡献与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所犯错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无疑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我们在看到毛泽东所犯严重错误的同时，也要看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对党和人民的重要贡献。毛泽东晚年与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是两个既有联系但又不同的概念。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是错误的，但对毛泽东晚年所做的全部工作进行全盘否定是不符合辩证法、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也是十分有害的。毛泽东晚年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同志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都对后来我们党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国家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把握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外交战略和我国永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在“文化大革命”内乱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存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并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与毛泽东的决策贡献和作用影响分不开。

　　三是正确区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毛泽东晚年犯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但包括他提出的理论观点、采取的各种办法与措施，应该说都是为推进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这一重大战略进行曲折探索中的失误。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也是为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探索和实践中付出的代价，是我们党在探索和实践中交纳的“学费”，是我们党拥有的另一种形式的很可宝贵的“财富”。那种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权力之争”，是毛泽东“人品问题”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毛泽东在早年就说过：“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其原多出于‘占据的冲动’与‘意力之受拂’。” 笔者认为，毛泽东一生中，有判断和斗争的失误，但都“无私人之争”，而是“主义之争”。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也有感情用事的时候。但作为一个个体来说，毛泽东的伟大让我们世世代代崇敬；毛泽东不是神，但也绝不是普通的人，绝不是常人甚至是一般伟人所能企及的。我们党和毛泽东个人所犯的错误，有的是在探索和认识真理的过程中很难避免的，有的属于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个人可以避免的失误。对这些错误，我们一方面应引以为鉴、力戒重犯；另一方面，也不应过分苛求于领袖个人。世界上从来没有不犯错误的人；再说，他人难道没有感情用事或犯错误的时候？关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本文前面已引用过邓小平和《决议》的不少论断，并在这里又引用了毛泽东早年的心迹作答，不再赘述。但需要回答的还有以下四个问题。

　　（1）“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是和毛泽东的初衷相矛盾的。比如，毛泽东对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长期不满，但他的本意并不想打倒一大批老干部，只是想借用群众运动帮助这些干部改掉他们身上的官僚作风，“把泥菩萨烧成瓷菩萨就可以过河了。”他对刘少奇、邓小平一开始也不是采取完全打倒的态度，曾明确说：“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 当时相当多的一批高中级干部对搞“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所以，毛泽东采用各种方式方法发动群众，甚至提出“来一个放任自流”。但任何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各个方面、各个领域、不同宗派等各种新老矛盾都充分表现出来，特别是“一些大大小小的野心分子更会乘此活跃起来，为所欲为，就像一旦打开潘多拉盒子那样失去控制。它所造成的恶果远远超出毛泽东原来的预料” 。1967年7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曾设想：“文化大革命”“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 但结果，“文化大革命”整整进行了十年，风浪一个接一个涌来，无法了结。从一定意义上讲，毛泽东一方面把全国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估计过于严重；另一方面，他对无政府主义泛滥带来的恶果又严重估计不足。大乱并未转化为大治局面，最后甚至出现无法驾驭的局面，这令毛泽东处于无奈境地，以至于他在交代后事时说出“遗产”“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在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之类十分伤感的话语。这样，毛泽东当初的良好动机与实际结果严重相悖。

　　（2）在评价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强调其动机是好的，并不是把主观动机作为对历史人物评价的主要依据。马克思主义是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相统一论者。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主观动机往往会产生相应的客观效果。但是，有时也往往会出现效果与动机完全相悖的情况。我们常说的好心办坏事就是指这种现象。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当然应该坚持实践检验标准，同时也应兼顾历史人物的动机。对其动机中存在的积极因素也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肯定。与此同时，不仅要把历史人物的实践活动放在当时历史环境里进行考察，同时也应放到历史和时间的长河里，放到更为广阔的时空里加以检验。这样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特别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才是真正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才能真正反映历史人物真正的历史地位。

　　（3）毛泽东在晚年已经部分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并有所纠正。尽管毛泽东在晚年始终坚持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但他也在一定程度上不断反思与认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并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进行了自我批评。在1968年10月13日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开幕式上即说：“究竟这个文化大革命要搞还是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有？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 在党的中央全会上，毛泽东承认“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并由自己承担主要责任，这是第一次。在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他对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作了检讨，他说：“所谓的‘杨、余、傅事件’是林彪搞的，我听了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军委会议成员时说：我“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1975年10月至1976年2月，毛泽东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明确表示：“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 ，等等。

　　（4）要正确总结认识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原因。黄克诚在1980年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说：“毛主席晚年犯错误，原因很多，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与社会原因。在我们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大国搞社会主义，又没经验，实在是一件艰巨的事业。直到今天，在我们面前还有很多未被认识的问题，我们仍在不断探索，也还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这个问题我不多讲。我只想简单地谈一下毛主席犯错误的个人方面的原因以及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毛主席在晚年不谨慎了，接触实际、接触群众少了，民主作风差了等等，这些都是他犯错误的原因，也是我们全党所必须引以为戒的教训。”“毛主席晚年的雄心壮志仍然非常之大，想在自己这一生中把本来要几百年才能办到的事情，在几年，几十年之内办到，结果就出了一些乱子。尽管这些乱子给我们党和人民带来了不幸和创伤，但从他的本意来看，他还是想把人民的事情办好，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他为了这个理想操劳了一辈子。毛主席所犯的错误是一个伟大革命家的错误。因此，我们在纠正他所犯的错误、总结经验时，还是应该抱着爱护、尊敬的心情来谅解他老人家。有些同志对毛主席说了许多极端的话，有的人甚至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这样做不但根本违反事实，而且对我们的党和人民都非常不利。有些同志，特别是那些受打击、迫害的同志有些愤激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大家知道：在毛主席晚年，我也吃了些苦头。但我觉得，对于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决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我们只能从整个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从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怎样做才有利于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出发来考虑问题。” ?

　　4.毛泽东对党和政权有可能改变颜色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也在逐渐加深对此问题的认识

　　1980年1月16日，即改革开放后不久，邓小平就严肃地指出：“特殊化不只是部分高级干部，各级都有，各个部门都有。总之，我们一些干部成了老爷就是了。” 1982年4月，邓小平强调：“现在是什么形势呢？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要足够估计到这样的形势。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 1985年5月，邓小平指出：“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 1989年5月，邓小平又强调：“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 1989年9月，他强调：“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选的时候没有选错，但后来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四个坚持中最核心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年来每年我都讲多次，但是他们没有执行。” 1990年12月，邓小平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 1993年2月，他强调：“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现在还不放心啊！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 邓小平的相关论述还有很多。江泽民也强调：“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党心民心、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重政治斗争”，“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深刻认识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 这说明，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党的几代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在关于党执政后党与政权有可能改变其本来的性质甚至亡党亡国这一重大问题上有高度共识。

　　5.毛泽东担心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权变质并可能导致亡党亡国悲剧的思想已经在苏东得到验证，这提醒我们有必要高度重视抵御西方和平演变的图谋、防止党和政权变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