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与民族文化价值

作者:金永兵

时间:2011年12月09日   来源:文艺报  

　　在中华文化日益走向复兴，中华民族日益以高昂的姿态屹立于民族之林的时候，树立文化自信心，培养文化自信力，这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历史必然，也是中华文化复兴的核心内涵。文化自信是全球化时代面对其他文化尤其是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之下，对自己民族文化尤其是其文化核心价值观，在世界民族文化格局中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充分认同和肯定。因此，这里的文化自信是一种文化价值比较的结果，而不纯粹是一种自我陶醉或者盲目自大，抑或不是敝帚自珍式的自我封闭，它既来自于对自我民族文化特殊性的充分认识，更是来自于对民族文化中世界性、普遍性价值的深入理解。

　　在西方殖民主义时期，以“西方中心主义”文化视角来看，中华文化作为东方文化，它是作为非西方的“他者”而存在的，而且这个“他者”是一种与西方文明不可同日而语的愚昧落后的文化“景观”。殖民主义理论很强调中华文化的特殊性，因为正是这种特殊性构成了他们关于东方文化形象的想象性建构。这种文化景观的存在只是满足西方人的猎奇与高人一等的自我优越感，映衬着西方文明的高度繁荣和普遍有效。东方文化所呈现的只是属于特定区域内落后民族的世界，不具有任何的普遍价值，也无任何与其相互交流的必要。这种西方殖民主义视角始终强调东方文化的特殊性，但是，它既看不到东方文化所具有的普世价值，更不认为其特殊性对于人类文化的发展具有独特的不可或缺的贡献，东方文化的特殊性成了一种无价值的奇异性，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是需要以西方文化来改造的东西。

　　随着后殖民主义的到来，殖民主义时期的“西方中心主义”文化观念受到挑战与颠覆。现在是文化多元主义盛行，不再认为东方文化是一种没有存在合法性的文化，而是认为人类文化是平等的，各种文化都有存在的权利与必要，各种文化的特殊性应该受到尊重乃至保护、弘扬，并且格外加以强调那些非西方文化的特殊性。表面上看起来，这种文化观为各种非西方文化寻找到存在的理由与生存空间，各种非西方文化也因此都在努力地挖掘本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奇异性，让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得以充分展示，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乃至认同感都在这种文化独特魅力中得到充分张扬。这些年中国民俗文化的异常火爆在很大程度上与此是合拍的。但是，这里所谓的文化特殊性隐含的意思不外乎是此种文化囿于特定时空的有限性，是“地方知识”、“地方文化”，这些特殊性并不是构成人类文化核心层面的普遍有效的成分，那些普遍性的东西仍然只能从西方文化中去寻找。我们很难见到西方学术界声称或者寻找西方文化的特殊性，总是见到他们慷慨地表达对非西方文化特殊习俗的高度尊重，正如一个高贵者俯下身来和贫贱者交谈一样。一个很明显的根据是，西方学界可以很尊重乃至很羡慕非西方文化的特殊性，甚至是越特殊、越少见、越奇异，就越好，但是，他们眼中看到的只是这些特殊的文化，却从不会认同生存于这些特殊文化之中的人们的活生生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式，不会因为尊重这些文化的特殊性而尊重世界各民族人们对自己生活方式的选择。因而，我们可以看到：一面是高调宣称尊重文化差异，尊重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一面是特别强调自由、民主的西方意识形态和西方的政治文明、经济模式和生活方式，从这种态度分裂的症候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他们对“他者”特殊性的尊重本质上并没有远离“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

　　因此，文化自信一定要建立在对本民族文化价值尤其是核心价值内容的深刻的理性认知基础之上，而不是仅凭一腔热情和自以为是的民族主义情绪。我想这里需要从两个方面弄清楚本民族文化的价值：其一是民族文化的特殊性问题。受历史传统、现实政治经济制度、地理气候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合力影响和塑造，每个民族都必然有自己文化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既是一种局部的局限性，但同时也由于它的独一无二性、不可复制性，从而具有独特的魅力和价值，成为对人类文化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甚至不可或缺的贡献。并且，需要把这种独特性的贡献及其对于其他文化的那种互补性价值充分张扬出来，这才是文化特殊性的意义所在，是文化自信的根据所在，而不能只是沾沾自喜于某种纯粹的特殊性，甚至是只为了与众不同而追求、发展一些与人类普遍价值相违背的怪异的东西。这正如一个人的个性是其特殊性所致，但是决不可将一些特殊的怪癖当作性格魅力来张扬，不可形成“恶劣的个性”。正如鲁迅当年所批判的，不能把裹小脚、打麻将等当做是我们真正的国粹。

　　其二是大力弘扬和倡导本民族文化中具有普遍性价值的成分。任何民族文化都拥有不同程度的普遍性。中华文化经历五千年风雨而依然强盛，其中必然有最适合人类发展的文明要素。社会主义作为人类最先进的制度在中国虽遇曲折，但是却能不断发展并生机勃勃，其中自然拥有极为丰富的人类现代社会发展所必需的普遍性因素。这些核心要素是什么，需要我们认真地去挖掘去弘扬。这里的文化价值的普遍性不是建立在以西方价值观念为准绳的基础之上，不能是所谓与西方一致的即为普世的，与西方不同的即为特殊的。我们常常可以见到这样一种看法，认为西方文化谈人道主义，于是我国古代的人本理论便有了普遍性。这里的逻辑是有很大问题的，强调人、强调民众的重要性恰恰是各民族文化中最初的民主主义的成分，不是因为某种西方文化强调了这一方面，这一方面便拥有普遍性价值，而是说西方文化也强调这一点，所以它也有普遍性价值。认识了这个逻辑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努力寻找、建构人类文明所需要的普遍性价值，而不是在西方的标准答案的参照下做选择。同时，这也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看到，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以及其他文化之间的巨大不同和相互补充的可能，既不是以中华文化去替代西方文化以及其他文化，也不是以西方文化以及其他文化为主体用中华文化去补充它们，它们是各种不同的文化系统，都有普遍性价值，也都有不可或缺的独特贡献，同时也都存在随着历史发展日益丧失存在合理性的糟粕的东西。只有建立民族文化主体性，才能在复杂的文化交往与斗争中不丧失自我，才有建立文化自信的可能。清理、研究中华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将会为我们民族文化自信心和文化自信力建设打下最坚实的理论基础，这是一个艰巨而重要的时代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