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兴亡与文明传承
作者:林甘泉
时间:2011年05月03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文明”的定义多种多样，但各种定义之间还是有共同点可寻的。沃勒斯坦把文明定义为“世界观、习俗、结构和文化（物质文化和高层文化）的特殊联结”，这个解读大体上可以成立。在这些“特殊联结”之中，使我们感兴趣的，是文明与作为文明载体之权力结构的国家之间的关系。
文明有软实力，也有硬实力。历史表明，一些古老的王朝或帝国是因其文明的哺养而煊赫一时的。但随着王朝或帝国的衰亡，多数文明都被异质的文明所同化或取代。古埃及文明催生了古埃及王朝，但当它被波斯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先后征服之后，古埃及文明也就从历史的视线中消失了。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率领希腊军队占领了西起亚得里亚海、东至印度河，包括上埃及的广大地区，建立了一个“希腊化”文明的帝国。可是这个帝国在亚历山大死后却很快瓦解了。罗马帝国在屋大维统治下有过一段黄金时期，但在屋大维死后也开始走下坡路，阶级矛盾激化，各行省接连爆发起义。蛮族人入侵加速了帝国的崩溃。当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西罗马被日耳曼人灭亡，东罗马建立了拜占廷帝国之后，罗马文明也被中世纪文明所代替了。拜占廷继承了希腊、罗马的文明，但又具有自己的特色。
中华文明有五千年的历史，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夏商周王朝。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诸多的民族纷争和帝国的改朝换代，为什么中华文明能够绵延不绝而连续性发展，不像有些古文明一样随着帝国的灭亡而消失？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这里我只想就中华帝国的民族关系、政治体制和主流意识形态三个方面谈点意见。
第一，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我们所说的中华文明，是以汉族（前身是华夏族）为主体也包括各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文明财富。汉族与周边的少数民族并非没有矛盾，也时有兵戎相见。但各民族之间在怀有敌对情绪的同时，又有一种凝聚力把他们联系起来，民族融合和同化的历史进程始终没有中断过。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凝聚力，是由于许多少数民族仰慕汉族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礼乐教化，希望分享汉族的文明成果。就汉族的统治阶层来说，固然有不少人怀有“夷夏之防”的民族偏见，但也有一些明智的统治者和士大夫认为华夏文明应该“王者无外”，主张对蛮夷戎狄采取怀柔和包容的政策。正是由于汉族和少数民族都有一种文化认同的需要和愿望，所以双方的矛盾即使激化也不至于采取零和的方式解决。“五胡乱华”时期，匈奴、羯、鲜卑、氐、羌这些少数民族相继起兵反晋并建立割据政权。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虽然也不免对汉族人民实行歧视和压迫，但并不反对华夏传统文明，甚至还延用了一批汉族士人来治理国家。鲜卑拓跋族后来统一了北方，文明太后和孝文帝推行汉化的改革，更是大力依靠汉族官僚地主。南朝梁武帝时，陈庆之奉命出使北魏，所见所闻使他十分感慨，回朝后对人说：“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五胡乱华”后的民族关系，与欧洲中世纪蛮族入侵并颠覆罗马帝国的民族关系，可以说情况迥异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唐宋之后，民族关系有了新的发展，契丹、吐蕃、回鹘、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都在传统中国境内建立过地区政权，元朝和清朝还建立以蒙古族和满族为主导的统一王朝。但是政治格局的变化并没有改变在文化认同指引下的民族融合和同化这一历史过程。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史，雄辩地证明它是以汉族为主体并由各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
第二，夏商周三代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成和发展的时期。先秦文献和金文中提到的“万邦”、“多邦”，即指规模大小不等的一些邦国。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大国兼并，连年的战争对经济社会发展十分不利，也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各国人民希望统一，过安定的生活。秦国经过社会改革，国富民强，终于在秦始皇登王位后灭六国，建立了统一的秦王朝。秦始皇废分封，置郡县，统一文字、度量衡和货币，为全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秦朝建立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成为两千年中华帝国的基本权力结构。在某些时期，虽然也曾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但统一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两千年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权力结构也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着形势演变而有所变化的。正是由于有着一个能够统御全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才保证了中华文明能够连续性发展，不至于随着改朝换代而分崩离析或面对外来侵略势力时无法进行有组织的抵抗。封建专制主义有压迫剥削人民之恶，理应受到批判，但它维护中华文明连续性发展的积极作用却是不应抹杀的。
第三，意识形态是文明的主要议题，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文明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传承起了重要作用。儒家的宗师孔子虽然生活在邦国时代，但是他的文明思想已经超越了邦国。他对文明更多看重的是其软实力方面，主张用“仁”、“礼”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孔子的思想在他生前未能受到列国统治者的重视。但在秦王朝因暴政而灭亡之后，历代的统治阶级都认识到要治理一个庞大的帝国，是需要儒法两家学说并用的。自汉武帝开始，儒家学说被提升到“国教”、“道统”的地位。儒学不仅是读书人追求名利的敲门砖，而且深深融入中国人民的国民性。批判儒学对中国国民性所产生的消极作用不是我们这里要讨论的题目。需要指出的是，儒家思想学说在塑造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方面所发挥的功能是相当巨大的，它是中华文明能够经历沧桑而保存本色和发扬光大的重要因素。历史有时就是这样以事物的正反两面教导我们要辩证地看问题。
文明是历史的积淀，但又是川流不息的长河。中华文明既是古老的，又是有所损益和发展变化的。中国人民在1911年推翻了封建帝制，但继承了帝国的文明遗产。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和冲突，为中华文明增添了许多新的东西。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中华文明一定能够更加发达和光辉灿烂。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