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人类的精神活动

作者:冯　巍

时间:2012年03月26日   来源:文艺报    

　　从2003年起，中国电视剧的年度发行量开始超过1万集，当年总计489部10381集。国家广电总局于次年开始在官网发布“年度全国电视剧发行许可证核发情况的通告”。2003年度的统计仅仅呈现为电视剧目录，从2004年度开始根据作品题材的不同分门别类进行发布。截止到2010年度，电视剧发行许可总数一直保持在每年1万集以上。电视剧艺术以其覆盖面之广、影响力之大、渗透性之强，介入了亿万寻常百姓家的日常生活和精神领域，已经产生了难以磨灭的文化效能。它之所以备受关注，关键就在于其社会影响不仅是经济利益的牵一发而动全身，更重要的是民族文化精神的浸润和养成。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形式，电视剧不仅可以建构受众对国家、民族历史的集体认同，强化作为想象共同体的民族形象、民族精神的吸附力和凝聚力，而且可以呼应并引领国民文化心理的现实导向。这直接导致了学界对电视剧批评的重视。

　　电视剧艺术百花齐放，电视剧批评百家争鸣。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电视剧的时代”，呼唤着电视剧批评时代的到来。随着艺术学学科建设的稳步发展，电视剧批评学术身份日益正名，进一步推动了其学术力量和学术成果的增长。2007年的“没有电视只有剧”，让电视剧批评赢得了更广阔的学术空间。随之而来的2008年，正值中国电视剧诞生50周年和回顾改革开放30年，给电视剧批评提供了最佳的发展机遇。2011年的“限娱令”从客观上在为电视剧这一艺术形式赢得广阔发展空间的同时，也为电视剧批评赢得了更大的话语权。然而，在这种看似喜人的创作“繁荣”、批评“繁荣”中，对于电视剧批评自身的反思却并非杞人忧天——电视剧大爆炸了，我们被炸到哪里去了？随着电视剧一部又一部的热播，电视剧批评越来越火了。不仅新闻宣传、网络酷评、街谈巷议一波又一波地汹涌着，学院批评也是伴生式的热潮迭起。新世纪以来，电视剧批评在学术生态上的这种繁荣，到底意味着什么？当电视剧名正言顺地列入文化大发展、艺术大繁荣的一员，当各种有关的大政方针和政府评奖纷纷出台，当“戏剧与影视学”单列为艺术学门类的一级学科，电视剧批评在火热之中又应该进行怎样的冷思考？

　　如果认同中国的大众传播正在走向全媒体时代这一说法，那么电视剧借助电视、网络或手机等种种渠道被欣赏，也在最广泛地娱乐受众的同时，最广泛地营造着民族文化精神的现实氛围。因此，在批评模式多维推进的过程中，电视剧批评尤其有必要展开相应的文化考量。这种文化批评的维度，为电视剧艺术介入社会、介入人生提供了广阔的理论空间，搭建起艺术与社会、艺术与人生的沟通之桥。当列宁强调“对于我们来说，一切艺术部门中最最重要的便是电影”之际，电视剧艺术在世界上还没有诞生，但是，中国电视剧当前发展的蓬勃之势，及其文化效能的深远广泛，已经无愧于列入当代最重要的艺术部门之一，而且理应在这一高度评判其艺术价值。

　　尽管21世纪的电视剧批评已经在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进展，即文本范式从即时剧评走向学术反思，作者的批评姿态从对象导向转为主体导向，读者的期待视野从印象随感发展到中西参照，林林总总的批评方法也得到了初步演练。但是，电视剧批评从总体上还属于持续“贴地”飞行、量大质不优，其理性的表象、感性的实质影响了其在哲学层面的深化和提升。电视剧批评之火，必须炼出批评家的火眼金睛，必须炼出韵味悠长的批评尺度。无论是印象式、随感式散评或时评，还是学院派批评与学理性分析，都需要在借鉴相关学科的范畴与方法之际关注电视剧艺术特有的语境化变迁，都需要以自身独有的话语方式呈现出对于电视剧作品价值的深刻洞察。这种面对学界、面对受众的解读，更需要追求语言浅显、思想深刻，而非流连于思想浅显、语言深刻。正如杜夫海纳所言，“测量审美对象的深度的是审美对象邀请我们参与的存在深度，它的深度与我们自己的深度相关联。”如果电视剧批评不能承担精神坚守与精英诉求的重任，不能用价值去穿透电视剧艺术的“集体表象”之流，不能上升到审美把握和哲学思辨的高度，就无法在多元共生的当下文化语境中，实现电视剧文化在时代制约中的相对主动选择。

　　在资本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操控下所进行的文化选择，推动电视剧的艺术本体应和并塑造了今天的群体欲望和想象，而文化自身的立场与力量在电视剧作品中却被消解得或难以安放，或晦暗不明，甚或遭遇背离历史逻辑的尴尬。《国语》曾云：“夫乐不过以听耳，而美不过以观目。若听乐而震，观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枢机也，故必听和而视正。听和则聪，视正则明。聪则言听，明则德昭。听言昭德，则能思虑纯固。以言德于民，民歆而德之，则归心焉。”电视剧作为一种当代视听艺术，也必须自身“听和而视正”，观众才能“听言昭德”而“归心”。衡量这一类的精品电视剧，当然不能惟收视率乃至点击率或下载率是举。

　　如果说观众还可以追求电视剧艺术娱乐的“表层效果”，批评家则必须追求其文化的“深层效果”。这种“深层效果”不仅源于电视剧艺术表层的文化形态，而且源于其深层蕴含的文化精神。既要防止以政治方式或利润方式取代审美方式把握世界，又要防止片面的技术至上主义和娱乐至上主义带来的思想泡沫化、浮躁化、浅薄化。与此相反，要注重电视剧艺术与市场联姻所带来的文化增殖、改善观众参与度、增强创新动力、提升国民素质和审美情趣等正面效能。这些批评视角都离不开学界所倡导的“哲学思维上的自觉与创新”。除了电视剧自身在编导演等环节日益提升的文化自觉，电视剧批评作为精英思想与民众思想不断交锋并浑融的地带，特别适合从哲学层面发挥文化上的引领作用，推动电视剧艺术扎扎实实地走向一种内外兼修的成熟。

　　为了能够真正引领民族文化精神的当代进程，批评主体必须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既不是政治的附庸、商业的帮闲，也不是精英或大众的传声筒。仅仅独占这四端中的任何一端，都无法发出真正明智的声音——既然电视剧艺术被期待着既要满足大众的审美需求、精英的高尚情怀，也要符合国族精神的养成和市场效益的攀升。这并非做一个折衷主义的和事佬，而是以一种超功利的功利心达到一种无目的性的目的，即电视剧艺术的理想发展。也许这一追求在本质上还是精英的，但却是一种超越了精英自身利益的国族诉求。电视剧批评一定要怀抱深沉的历史感。只有这样，才能“捍卫”电视剧艺术，“从历史深度让人们在更久远的文化传统中重新认识”电视剧的“魅力”，真正确立中国电视剧的文化地位。只有批评家把这种理想主义追求尽可能地落实到批评实践中，电视剧批评自身的理想发展才能与电视剧艺术的理想发展同步推进，电视剧批评才能通过电视剧这一具体艺术部门探索人类的一般精神活动，才能点亮创作者和观众心中的明灯。如此的批评之火越燃越旺，电视剧批评才能从学科自觉和学理价值的层面走上独立发展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