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延续的方式
作者:李琳
时间:2012年03月28日 来源:文艺报
随着新版《西游记》的播出，对文学经典的改编再一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对于改编，批判的声音往往大于赞赏的声音。这不仅让我们思考：经典是否可以被改变？经典的高度是否可以被超越，经典距离我们究竟有多远？
对于生活在当下的人们来说，小说《西游记》通过1986年杨洁导演的电视作品《西游记》而广为人知。其中，唐僧师徒四人去西天取经的故事已经深入人心，成为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经典形象。这次改编，可以看做是对于小说《西游记》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的一次创造性的诠释。如今，张纪中版《西游记》出场，《西游记》被演绎成了既是它又不是它的另一个故事。原先的经典被再编，戏中有戏谑、荒诞和搞笑，唐僧不再白白胖胖，孙悟空说话的本领远远大于其动作功夫，猪八戒成为搞笑的高手；白骨精也是前世有冤屈，和佛祖有亲戚关系的妖精都被救走了。这里有对某种既成规范的挑战、反叛和批判，也有对现代时尚元素的加入等。面对这一改编，观众批评的声音和赞赏的声音同在。在新年伊始之际，影视艺术作品和大众娱乐共繁荣的场景颇值得玩味。
波兰文论家罗曼·英加登认为，文学作品有四个层次构成，分别是语音层、意义单元层、轮廓化图式层和被表现的对象层，其中轮廓化图式层和被表现的对象层，包含了许多“不确定性”和“空白”，需要读者在接受过程中予以填补。影视作品对经典文学作品的改编，是一种在影像上将形象解读和转释的过程。《西游记》86央视版和之后的续集、浙版、张纪中版、周星驰版、张卫健版、陈浩民版，还有美国版和日本版等各种版本，塑造出了难以统计的《西游记》人物形象。86央视版的深入人心，和电视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无以替代的地位有很大的关系，“先入为主”是每个欣赏者不可避免的惯性。后来的改编，体现了影视对于原著“不确定性”和“空白”的不断解构与建构。这一不断解构与建构的过程，其实也是时代文化元素和审美风尚添加其上的过程。例如新版《西游记》，对主要人物的刻画更加深刻，更加人性化，人情事理表现得更加鲜明。唐僧的形象更平民化、更像一个真实的僧人，孙悟空三人也是在取经途中“成长”，由“凡人”超越为“佛”，而且在讲降妖伏魔的故事同时，对佛理的思想理解更加深入。这些都是我们这个时代对于经典解读“前理解”所决定的。
艺术作品之所以被命名为“经典”，除去其自身的“原创性”和“陌生性”之外，时间的积淀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经典之谓经典，是为历时性的接受和实践的检验所决定的。经典不是僵化的被束之高阁、须仰视才能照面的现成之物，经典也是一种向着当下和未来敞开的存在。因此，经典不断地被改编，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就像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样，人们一遍遍地改编，却总是一遍又一遍地收获着阅读的惊喜和发现的快乐。
经典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文化高度，是一种滋养民族文化蓬勃发展的深厚土壤。经典一经被创作出来，就有了她固定的结构和审美特性，但这种“结构和审美特性”只有在接受活动中才能“具体化”为接受者的生命养分。具体化带来的结果首先是，不同的接受者对作品的意义、价值的认识和体验的差别。英加登认为：“文学艺术作品可能以非常多的方式被接受，在作品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各种理解和具体化都是合理的。”经典的生命既是永恒的，又是历史的。之所以是永恒的，因为经典蕴含着人类某些共同的观念、理想，属于特定时代的有高度的作品，并成为后代人学习、消化的范本；经典之所以是历史的，因为它所显现的对象的意义和价值在不同时代的接受者心目中永远在流变。面对同一个经典，改编者有不同的阐释，会把自身的生活经验、审美体验、所处的时代特点投射到作品中，只要符合当下人们的审美需求与心理需求，就会有成功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改编也是一种创造。带着特定时代的“前理解”走进经典，创作出属于这一时代的、反映当今受众心声的优秀作品是正确的改编之路。改编的样式可谓多种多样，电影被改编为电视，如《手机》《杜拉拉升职记》等，影视作品本身被翻拍，如《倩女幽魂》《龙门客栈》等，而对于一些时代久远的经典作品，改编的成功，不在于在多大程度上追随原著，而在于把时代的美学趣味与经典文本的意蕴实现深度融合。当然，我们也应允许创编导以可能的方式去重塑经典。例如，新版《水浒》中潘金莲荡妇的形象被颠覆，新版《红楼梦》视觉盛宴挑战了人文情怀等等。人类文化正是在不断的解读与演变中，得到传承和创新的。
其实，观众对于经典改编的批评，并不是要否定改编这一创作现象，其深层意味在于拒绝没有文化底蕴、充满浮躁和媚俗气息的，肆无忌惮的对于经典的戏说、嘲弄和盗用，而呼唤经过精心雕琢的、体现时代美学趣味的上乘的改编作品的出现。毕竟，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经典，观众也需要通过对于改编后的经典的接受，实现多方面的精神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