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中华书局从上海出发

作者:马信芳

时间:2012年03月30日   来源:解放日报  

　　位于上海福州路的中华书局大楼

　　近日，在中华书局成立100周年之际，胡锦涛总书记致信中华书局，信中说：“我是中华书局的忠实读者，中华书局出版的许多书籍都给了我有益熏陶和深刻启迪。 ”

　　一百年来，“中华书局”这个名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在中国文化和出版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几代人的传承与坚守，岁月有波澜，书香无断续。

　　怀抱强国热情，致力书业进步

　　1911年辛亥革命的炮声，大大激发了教育家、出版家陆费逵施展抱负的热情。 1912年元旦，他在上海创办中华书局。怀抱教育强国热情的陆费逵说：“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 ”由此，中华书局一成立，当即出版了《中华新教科书》，为当时普遍改制的学堂提供了各类新教材，受到各地欢迎，一炮打响。

　　中华书局抓住历史机遇，迅速崛起，它在出版界的重要地位日益显现。梁启超、周作人、沈从文、徐悲鸿等诸多知名作者和范源廉、田汉、潘汉年、徐志摩等一大批专家学者型编辑聚集于书局。随着业务的迅猛发展，各类书籍纷纷出版。社科方面有：达尔文的《物种原始》（旧译名，马君武译）、卢梭的《民约论》（马君武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李嘉图的《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等；文艺方面有：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田汉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郭沫若译）、张闻天的《青春的梦》、李稢人的《死水微澜》和刘海粟编著的《世界名画集》等。

　　中华书局对我国出版界、语言学界、文化界的另一大贡献是编撰出版了辞书和工具书。1915年出版的《中华大字典》，所收的字多于《康熙字典》，而且校正其4000多条错误，成为中国当时最完备的一部字典，至今还在重印和使用。

　　《中华大字典》出版后，陆费逵与编辑所长范源濂、《中华大字典》主编徐元诰商量再编一部10万条条目的大辞书，定名为《辞海》。自1915年秋启动后，至1928年，《辞海》时作时辍。经陆费逵“五顾茅庐”，终于请出教育家和出版家舒新城。1936年、1937年首版的《辞海》分上下两册正式出版。该《辞海》收词10万余条，成为我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辞典。学界竞相追捧，一时声名鹊起，新中国成立后更受到最高领导的重视。

　　1957年，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其间，毛泽东主席见到舒新城时说，《辞海》我从20年前就使用，在陕北打仗的时候也带着，后来在延川敌情紧急的情况下，不得不埋藏起来，以后就找不到了。现在这部书太老了，比较旧，该修订一下了。他希望舒新城挂帅，在中华书局设立编辑部。这样，1958年，上海成立了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前身）。 1959年，又在上海成立了《辞海》编辑委员会。自此，《辞海》重新进入修订，至2009年第六版《辞海》面世，《辞海》已发行了约600万套，成为我国发行数量最多的工具书之一。

　　据统计，中华书局从创立到1949年，共出书6000余种，其中新式教科书500余种和《大中华》、《中华妇女界》、《小朋友》等40余种刊物。全国各地设立了50多个分支局，还在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相继设立分局，业务遍及全国及海外。

　　承担古籍整理，成为出版重镇

　　新中国的诞生，给中华书局带来了新的活力。 1954年实行公私合营后，总公司从上海迁到北京。经中央批准，中华书局于1958年成为整理出版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学、历史、哲学、语言文字图书及相关学术著作、普及读物的专业出版社。同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中华书局被指定为该小组的办事机构。从此，中华书局开始承担国家级古籍整理项目的编辑出版任务。

　　在顾颉刚、钱锺书、季羡林、裘锡圭等各界学者和金灿然、张静庐等专家学者型编辑的共同努力下，相继编辑出版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诗》、《全宋词》、《古本小说丛刊》、《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资治通鉴》、《文苑英华》、《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册府元龟》、《清实录》、《光绪朝朱批奏折》、《中华大藏经》等一大批经典文献。

　　1958年4月，毛泽东主席在范文澜的“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

　　“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24部纪传体史书的统称，记述的范围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到明末崇祯皇帝止。 《清史稿》从努尔哈赤建国称帝到辛亥革命结束清朝统治，共296年的历史。

　　同年7月，毛主席又指示吴晗、范文澜组织标点“前四史”。接到毛主席指示后，吴晗、范文澜于9月13日主持召开“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研究“前四史”点校的具体方案，并决定“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标点工作，亦即着手组织人力，由中华书局定出规划”。

　　就这样，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下，由中华书局组织全国百余位文史专家，历时20年完成了新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工程。其出版问世之后，成为海内外学术界最权威、最通行的版本，享有“国史”标准的美誉。

　　守正出新，引领阅读风尚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华书局遵循 “守正出新”的出版理念，以“弘扬传统，服务学术，传承文明，创新生活”为出版宗旨，组织实施了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出版了《天一阁藏明钞本 〈天圣令〉校证》、《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等一批代表当前古籍整理水平的图书和梁启超、王国维、顾颉刚、陈垣、王力、钱锺书等著名学术大师的文集。“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历代史料笔记丛刊”等重点丛书相继出版。

　　同时，与时俱进，在弘扬和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中华书局有新的突破，推出了“正说”历史系列、《于丹〈论语〉心得》、《万历十五年》（增订纪念本）和“中华经典藏书”等一系列“引领图书阅读风尚”的新书，此举已获得业内人士的好评。

　　百年来，中华书局共出版图书3万余种，新中国成立后获奖图书累计563种，其中国家图书奖和中国出版政府奖的获奖数量在全国同行业中名列前茅。作为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古籍出版的旗帜和学术文化出版的重镇，中华书局已毋庸置疑。 1912年到2012年，百年中华，书映丹青，墨染春秋。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的目光已经转向新的一百年，“强毅、专一、前进”的优秀传统将坚持不懈，为弘扬和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再创辉煌。 （来源：《深圳特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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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家谈书局

　　我是在“五四”运动之后的一年，从乡村到县城，进入高等小学的。那所小学中师资的质量并不甚好，但所用课本则全部都是中华书局编印的“新式中华教科书”。这些教科书使我的耳目一新，扩展了我的视野，也开拓了我的思路。例如，那时我才知道世上的伟大人物并不只是尧舜禹三王、周公、孔子、孟子、朱熹等人，而英国的物理学家牛顿、生物学家达尔文，以及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哥伦布、美国的首任总统华盛顿等人，也同样是一些伟大人物……

　　——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从开始接受现代化的启蒙教育之日起，就和中华书局结下了不解之缘

　　编辑工作好比是艺术设计师，比如一个人蓬头垢面进来，经过一番整理梳洗，当他展现于公众面前时，已经是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稿子送进编辑室，经过编辑的精心梳理，几校过后，原先稿子上的错讹谬乱、斑斑点点，已一扫而光，展现在公众面前的则是属于我们民族的乃至是属于整个世界的一种精神财富。

　　——中华书局原总编辑金灿然对编辑职业的评价

　　从1894年到1911年间，影响知识分子和整个社会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现代出版的出现，其与报刊一同形成了另外一套知识生产的系统，推动了中国从封建帝国向共和的转变。其中以改变了中国人整个知识结构的教科书影响最大。教科书是新知识深入到一般民众中的很重要的途径。将中华书局存在的意义放到这样的大背景下来看，我们可以说，它是整个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

　　——当代学者葛兆光谈到中华书局的历史作用时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