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贤纪念与历史文脉
发布时间：2012年07月23日 来源：文汇报 作者：熊月之
先贤，指已故的有才德之人，或因抗敌守疆有功，或因安邦治国有方，或因学识才华出众，或因道德修养超群，成为后人怀念、凭吊、祭祀、效仿、学习的对象。
人类出于对生命的追问和对人自身了解的需要，由此就产生了慎终追远的习俗，在家族范围里，表现为祖先崇拜；在部族、地区、国家等范围内，就表现为对传统的敬畏，对先贤的怀念、凭吊、祭祀。各地区将先贤的名单串联起来，就成了这一地区特有的历史文脉。
纪念先贤的意识并不是永恒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评价标准的变化，历史资料的发现，会有所变化。秦始皇在自汉到清的评价一直是独裁暴君的形象，到“文化大革命”中，评价大为不同。所以，先贤评价不是一成不变的，先贤纪念有鲜明的时代性与选择性。
纪念先贤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秦汉以后，历代对于才德杰出人士都有奖赏，或授予官职，或在其死后立祠祭祀。《后汉书·百官志》记载乡一级政权的职掌：“凡有孝子顺孙、贞女节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三国时，孔融任北海相，对于那里已经去世的德行高尚的人，立祀表率，这是表彰乡贤的肇始。此后，表彰忠臣烈士、善人义士、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成为传统，特别是南宋以后，不知道立过多少牌坊牌楼，敕封过多少专祠。
先贤纪念并非中国独有。法国巴黎的先贤祠是永久纪念法国历史名人的圣殿，安葬着伏尔泰、卢梭、雨果、左拉、居里夫妇和大仲马等名人。英国、德国、俄罗斯、美国、日本无不存在种种先贤纪念的场所和方式。翻开欧美地图，以亚历山大、路德维希、哥仑比亚、华盛顿、林肯等命名的地名、路名比比皆是。
中外先贤构成城市文化底蕴
一个地方才德杰出人物的多寡，与这个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达程度密切相关。秦汉以前，中国经济、社会、文化重心在黄河流域，从老庄、孔孟到申韩，著名学者也主要产在鲁、齐、楚、魏等地。据研究，春秋战国时期，儒、道、法、名、阴阳五家，共有代表人物124人，其中鲁国最多，46人，其次是齐、楚、魏、卫，各有10人至18人不等，吴国排在第十位，也是倒数第二位，仅有2人。西汉以后，江南农业有所发展，火耕水耨渐为犁耕代替。三国东吴对江南的经营，使这一带逐渐富庶起来，此地才德之士逐渐多了起来，也逐渐为世人所知。顾雍先后被封娄县令和丞相，陆逊先后被封华亭侯、娄县侯、丞相。顾氏、陆氏家族的兴盛，对于上海地区的发展有重要意义。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引起人口大迁移，齐鲁流民纷纷过淮渡江，江淮流域发展迅速，江南大片卑湿之地变成良田。这带动了上海地区的发展。陆机、陆云兄弟成为上海地区出现的著名文人。
中唐以后，中国南北经济比重一变而为南重于北，江南在经济、社会、文化方面有了长足发展。751年（唐天宝十年），华亭县设立，这是上海地区设置独立行政建置的开始。此后，南宋设立嘉定县，元代设立上海县与崇明州，明代设立青浦县，清代设立宝山、奉贤、金山、南汇县与川沙厅，上海地区的才德之士大量涌现，受上海地区人民纪念、凭吊的先贤越来越多。
上海地区纪念先贤的历史相当悠久。五代时，上海地区就有广卫将军祠祭祀陆逊，陆司空庙祭祀陆机，祝耶将军祠祭祀袁崧。南宋《云间志》所记上海地区纪念的先贤，除了上述三人，还有陆绩、陆抗、陆云、陆晔、顾野王等。到了明代，上海地区纪念的先贤更多。明代《弘治志》所载纪念的先贤，忠节类有虞潭、袁崧、祝挺；惠政类有董楷、邓巨川、罗璧、何蒙、刘辉、张如砥、吕谦、杜镒、杨昕、李纹、刘宇、李桑、刘琬；孝行类有章元泽、秦裕伯、金子安、赵恭、沈得四、沈妙兰；节义类有瞿霆发、何敞德、章梦贤、唐琛、费元琇等十多人。到了清代，各种府志、县志中所载的先贤更为繁富，难以列举，包括大科学家徐光启，著名书画家董其昌，资助建筑上海县城的乡绅顾从礼，在治理吴淞江、黄浦江中建立奇功的夏元吉、叶宗行，编撰史学巨著《续文献通考》的王圻，因所作脍炙人口的《明日歌》而名扬后世的状元钱福，著《十七史商榷》的大学者王鸣盛，著《廿二史考异》的大学者钱大昕，奉乾隆皇帝之命主持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陆锡熊。
开埠以后，上海历史掀开新的一页。从1843年至1949年，上海从一个普通县城，变成拥有五百多万人口的全国最大城市，全国经济中心、交通枢纽、文化中心，活跃在上海的各色才德之士如满天星斗，受到后人怀念、凭吊的先贤数不胜数，以至于今人缕述这些先贤时，再也无法像列举近代以前先贤那样具体，只能粗分其类，概略言之：
政治方面，领导抗英斗争、日后被供奉为上海城隍之一的陈化成，反清志士章太炎、邹容，杰出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领导上海辛亥起义的陈其美，为共和而献身的宋教仁，参与创立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群英。活跃在上海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刘少奇、李立三、瞿秋白，出生在上海的中共领袖张闻天、陈云，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的潘汉年等，为反帝反封建斗争而献身的顾正红、刘华、李白等，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宋庆龄，参加一二八、八一三抗日战争的群英，包括四行仓库勇士，陈毅等领导与参加上海解放的群英。
经济方面，在实业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荣氏兄弟、刘鸿生、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氏兄弟、穆藕初，金融家陈光甫、叶景葵等。
社会方面，从事社会救助事业的经元善，领导地方自治的李平书，慈善家王一亭、叶澄衷、杨斯盛等。
文化方面，引进西学的徐寿，创办南洋公学的盛宣怀，创办复旦大学的马相伯，出版业巨子张元济、陆费逵，著名作家鲁迅、茅盾、巴金等，音乐家聂耳、冼星海，剧作家曹禺、田汉，教育家黄炎培、陈鹤琴。
近代上海，纪念先贤活动有一新的变化，即同乡组织纪念各地先贤。近代上海是移民社会，先后设有二百多个同乡组织，这些组织普遍供奉、祭祀本乡本土先贤，比如山东会馆供奉孔子，徽宁会馆供奉朱熹，泉漳会馆供奉天后，江西会馆供奉许真君（东晋道士，住南昌），浙江会馆供奉伍子胥，潮州会馆供奉韩愈。
近代上海还存在从外国移来的纪念先贤的方式，即以先贤人名为地名、路名，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都有许多外国名人命名的道路，如赫德路、汉璧礼路、哈同路、金神父路、宝昌路。上海也有过一些以中国已故名人命名的道路，如中山路、其美路、英士路、黄兴路、林森路。
1949年以后，上海值得纪念的才德杰出人士，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舍己救人的英雄，技术革新能手，科学家、教育家、艺术家、大学者，这些人量多面广。
纪念先贤，不能忘记一大批活跃在上海的外国人。比如，英国人傅兰雅，他在中国首尾36年，其中在上海31年，他在江南制造局译书数十种，数量之多，影响之大，无人能比。他办科普杂志，管理科技学校，晚年到美国教授中国文化，努力帮助中国留学生，还倾其积蓄，捐建上海盲童学校。在介绍西学方面，傅兰雅长期与徐寿父子合作，与徐寿并称傅徐，其贡献绝不在徐寿之下。十几年前，江南造船厂给徐寿塑了铜像，傅兰雅呢，却被冷落一边。厚此而薄彼，实在有失公道。再比如，英国人雷士德在上海，由建筑设计师、土地测量师到房地产商，惨淡经营，克勤克俭，终成巨富。去世前，将毕生积蓄一千多万两白银全部捐献出来，帮助上海贫病幼弱群体，资助上海的教育、医学、慈善事业。以其捐款建立的雷士德工业职业学校和雷士德工学院，培育了近千名学生，名闻遐迩。此外，长期担任圣约翰大学校长的卜舫济，创办《申报》的英国人美查，主编《万国公报》、创办中西书院的林乐知，常常在中外纠纷中为中国人打抱不平的著名律师担文，创办沪江大学的美国人万应远、柏高德，创办仁济医院的雒魏林，墨海书馆创办人麦都思，对近代中文排字、印刷贡献很大的美华书馆的姜别利，创办中西女塾（今市三女中）的美国人海淑德，创办同济大学的德国人贝隆，都是上海应该纪念的先贤。这些人是外国人，也是上海人，他们是上海城市文化底蕴的一部分。
先贤纪念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
纪念先贤与历史研究密不可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
比如，沪军都督陈其美，他对于上海辛亥革命有大功，他曾经作为重要的先贤被上海人纪念。1949年以前，在南市方浜路民国路（今人民路）口，有雄伟的陈英士纪念塔，在贵州路湖州旅沪同乡会湖社，有陈英士纪念堂，还有两条以陈其美名、字命名的马路，一条是其美路（今四平路），一条是英士路（今淡水路）。1949年以后，这些纪念痕迹都不复存在了。原因是，陈其美是陈果夫、陈立夫的叔父，是蒋介石的至交好友。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上海城市历史记忆中抹去这些历史痕迹，是从属于当时政治斗争的。但是，时过多年之后，当两岸谋求和解与统一之时，客观地、公正地评价陈其美的历史地位已完全可能，恢复陈其美在上海先贤序列中的地位，也是完全应该的。显然，陈其美在1916年已经去世，他的侄子陈果夫、陈立夫之成为国民党骨干，账不能算在陈其美头上。与陈其美属于同类型的历史人物黄兴，身后命运就与他有别。以前上海有黄兴路，后来改为宁国北路，1985年就恢复了黄兴路之名。
类似于陈其美的事例，在城市历史记忆中还有一些。以前豫园荷花池九曲桥畔有李平书铜像，纪念在上海地方自治、立宪运动、辛亥革命、慈善医疗诸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上海士绅李平书，后来先是被移到别的地方，“文化大革命”中被毁。为什么会被毁呢？因为李平书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曾经是改良派，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都是负面符号。时至今日，人们完全有理由恢复他们在上海先贤纪念序列中的地位。
对先贤的纪念，并不是单纯地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与当下的精神文明建设联系在一起的，是与纪念主体的价值追求联系在一起的。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文化建设是城市建设总体布局的极其重要的部分。积极开展对上海先贤的研究，是挖掘、梳理与解读城市历史文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市民精神家园的极其重要的部分，是满足人民精神需求、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重要方面，是弘扬“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上海城市精神的具体行动。
（作者：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上海人文纪念研究所名誉所长。本文节选自作者在上海人文纪念研究所、上海人文纪念博物馆联合主办的“上海先贤与城市记忆高层论坛”上的主旨讲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