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被启蒙
发布时间：2012年07月24日 中国文化报 作者：周玉宁
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启蒙与被启蒙者地位的互换与轮转，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启蒙这个词，自“五四”以来就被频繁使用，通常是指上对下、知识阶层对大众的思想与知识的启蒙，这样，所谓的“上”或者知识阶层就成了启蒙者，而普罗大众则成了被启蒙的对象。这个观念，一直延续下来。在“五四”时期，知识阶层意气风发，掀起了一场面对全民的启蒙运动，最著名的废文言、兴白话，为的无非是新知识更加便捷地向大众普及，其间所产生的新文学作品很多已成为现代经典而为人们推重。启蒙总是知识阶层占有优越地位、大众处于蒙昧状态。那么，启蒙者与被启蒙者是否就这样一直处于启发者与被启发者的地位呢？其实，知识阶层在“五四”时期就已经感觉到大众的力量，鲁迅的《一件小事》写人力车夫的高大和作为知识者的“我”的卑小，其实就已经讲出了后来文艺界所常说的“劳动者最光荣、最伟大”的意思。
中国的知识阶层无论处于何种状态，总是爱着国家与民族，处于上位时总是要启蒙大众、将自己的思想意识传播出去；处于低位时，总是要“位卑未敢忘忧国”，实则总是处于一种自我拷问与言说的状态。只是，所谓“被启蒙”的大众是否认可并赞同，是否将这些“启蒙者”奉为上者，才是问题的关键。所谓“启蒙与被启蒙”其实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自我的期许，一种自身价值的投射。当民众认可并愿意奉养时，知识分子的启蒙角色才能实现，个性可以张扬，思想可以传播；当民众将知识分子视若粪土时，知识分子的理想只能搁置，并且只能处于自抑状态、自我折磨，因为谋生能力的欠缺甚至生存境况比一般人都要悲惨。但是，当知识分子处于低位时，仍然可以找到自我存在的价值，比如，中国封建统治最黑暗的元代，优秀知识分子关汉卿等人便在勾栏瓦舍中找到了自己的存在空间，写出了《窦娥冤》、《救风尘》等流传千古的杂剧。其实，传统的说法：“上善立德，中善立行，下善立言”正是代表了知识分子的各种选择，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形态下，知识分子是可以选择的，但如果处于元代那种社会，知识分子就只能沉抑下僚了。
上面说的情况，其实还是知识分子与民众传统的、经典的关系。社会发展到当下，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已经有了新的质素。当民众的知识水平有了普遍的提高，创新能力有了不可低估的跃升，社会从知识到信息的传播有了全新的形态之后，启蒙也就有了新的含义，知识分子只有具有超越一般知识的更高创新能力，才能成为新的时代潮流的引领者，启蒙也就有了难度，而信息的最新掌握者也就有了相对的优先权。在当下，互联网盛行，网民人数已经占到全国人口的1/4以上，而且还在不断地上升，信息爆炸已成为现实。如何得到信息已经不成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利用信息，为个人还是社会服务？传统的知识已经在泛化并贬值，实用知识盛行，社会流行技术知识分子，而人文知识分子正在被边缘化，传统意义上的启蒙已经难以为继。
在纷繁的现代社会生存图景下，传统的知识分子在面对全新的社会形态时，往往自己既是启蒙者也是被启蒙的对象。这是一个全民共语的时代，民众对越来越多的社会事件正在发表自己的看法，社会形态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硕士生、博士生的数量正在急剧地增加，各种新型职业勃兴，技术的进步正在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样态。在新的生活样态下，因为各种各样的复制与盗版，造成知识和创意的贬值；面对新的社会形态，技术或人文知识分子很多已经向文化商人转型，传统意义上的启蒙与被启蒙者已经向文化商品交易的卖主与买主转化，文化买卖与交易正在将传统意义上的学术与写作挤向了边缘，金钱的力量正在朽化着我们的人文传统。
对于那些在启蒙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中年知识分子来说，如果不完成新的角色的转化，失落是难免的。只是，面对社会巨变的洪流，主动适应也罢、被动改变也罢，新的角色的转化是不可避免的。面对这种变化，作为人文知识分子应该有勇气坚持下去并且承担起自己对于社会、对于民众的责任与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