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2049年的中国有盛世之象

作者：丁耘

来源：观察者网 

（作者简介：哲学博士，任教于复旦大学哲学系。《思想与社会》编辑委员，《思想史研究》编辑委员，《中国学术》执行编辑，《现代外国哲学》执行编辑。）

　　“我希望2049年的中国，能在它古今中西的所有精神财富之上，缔造出一个人类辉煌的时代。”对2049年的中国，复旦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丁耘充满期待，但这也是一种谨慎的期待。

　　他期待，新中国一百年，能有汉唐气象。在他看来，汉代实际上解决了中国内部的古今问题，唐代则比较好地处理了中西问题。而古今中西问题也是当代中国面临的迫切问题。

　　就古今问题而言，对传统的理解问题尤为重要。

　　丁耘认为，传统是复杂的，多光谱的。通常意义的断裂，恰恰是以连续为前提的。更重要的是，断裂的力量可能是传统中另一端。以为一些东西是外来的，实际上是基于我们对传统的简单化理解。

　　丁耘主张，在传统认同上，新中国的革命文化传统，当然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更始重建，而不是西化的结果。可以拥有消化西方传统的因素，但是仍然是中国传统现代的表现，是中国传统最现实的部分。

　　文化的辉煌仍需百年

　　《21世纪》：有人认为中国作为经济巨人的活力和政治上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世界的认可，但中国若要想在文化上在全球占有一席之地恐怕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换句话说，与中国的硬实力相比，中国的软实力还不够。对此你怎么看？

　　丁耘：我想指出，软实力和硬实力是不可分割的，硬实力的提升会导致某些方面的文化在一定程度内被认可——历史上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即使游牧民族或渔猎民族作为征服者被文明程度更高的、作为被征服者的农耕民族在文化上同化，前者在文化上对后者也有影响，看看北京的满族文化痕迹就知道了。文化被认可意味着软实力在某些方面的加强。因为，文化分很多层次和方面，像影视、流行音乐、美术、文学这样的大众文化冒出来最快，一代人的时间足够在世界文化领域占据一席之地。这十年来，我们在大众文化方面的进步，这是我们在十年前难以预料的。十年前谁想到会出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呢。当然，流行文化或大众化了的经典文化（例如被大众传媒关注的“纯文学”）只是文化的一个方面。中国流行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迅猛传播，可能二三十年足矣。

　　但是文化更深的方面，在表面之下的、构成所谓“底蕴”、构成这个文明的经典性的东西，要得到所谓世界范围内的认可，几十年恐怕都很难。基督教文明用它所有的或硬或软的侵略手段，其传播时间，也要以千年来计算。但自己文化中最重要的那部分，得不到世界认可——那又怎么样？！每种文化中最高深的东西，也就是此文化的独特性所在，如同某种神秘的、失去了文字表述的配方，恰恰是无法转译、大规模传播的。衡量文化中最独特的韵味、风骨和精魂，也不能用是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接受和认可来做标准，而只能用此文明的内在历史标准来评价。难道唐诗宋词需要翻译为突厥文西夏文，被突厥人西夏人品评，才能定其高下吗？

　　当然，在所谓全球化的时代，内在的、历史的标准极易被忘却。此时，知识人在提撕这个严格说来唯一的文化标准之外，只能降一格说，通过所谓世界范围内的影响程度来定其优劣。严格地说，靠影响来评价，就是依靠受外行欢迎的程度定高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领域，此行业是跨国界的。此影响可以限制在同行之内。但纯粹的人文、思想领域，与本位文化关系极其密切，在这里，外国人就是“外行人”。这里标准应该从横向变成纵向的。从中国文化史纵向来看，将来几十年内，中国文化是不是能够达到文化的辉煌和繁荣，这才是切题的发问。未来几十年，能否出现像中国历史上那些时代的伟大成就，例如汉代辞赋、晋唐法书、唐诗、宋词、明代理学，从这个方面看，恐怕还要养气积厚近百年的。顺便说说，我倒是觉得，在自然科学甚至哲学上出点这个时代的一流成就（例如诺贝尔奖），几十年倒是够了。

　　“中道”或者“时中”

　　《21世纪》：与其他文明相比，中国最有竞争力的价值观是什么？

　　丁耘：我对试图将文明精神简化为一个或一套价值观念的意图持保留态度。文明是复杂的、丰富的，有枝干之区隔、源流之演变。伟大的、不断更新自身的文明，往往在其自身之内具有丰富的对立之源，在其紧张交织、摩荡激发之中，获得永恒的活力。因而在不同时势下会有不同的、甚至难以同质化的表现。文明精神的揭示，只能从该文明的最高经典中去读解。文明之经典非它，即此文明精神之自我创制与自我阐释。

　　与经典的诠释史相比，任何将之概括为“价值观”的努力，都显得过于轻浮或僵化。虽然如此，亦不妨勉强做一概括。近人多倾向于同西方文明与印度文明的对照中发现中华文明之特点。然此做法需要对后两者有全面、系统的研究。有试图将印度文明简化为佛教精神，将西方文明简化为基督教态度的。这有很大的片面性，但可以拿来做策略性的分析。由于面对佛教时的焦虑，宋明儒家判教，特别注意与佛教的分际。如以为佛教以心或心之明觉为本，儒家则以天或天理为本。此事在儒家之内有很深入的辨析，但说儒家或周代以来的中国文明以天为本，大体不差。但今日之势，与古又别。当首先注意儒耶之际。两者皆尊天，又有何分别呢？利玛窦就曾利用这点相同，拉拢儒家排斥佛教。其实中华文明于天，主其不息不殆，昭昭大明，非超然于变动之上之天主。耶教只见天之主宰意，不提天之健进意，只有事天之意，不许心体进而知天、法天而有天德。从与耶教分际处，可试定中华“核心价值”为——天人相应、不息健进、与时变化。在这里特别地要强调从天行推衍出来的时中或者中道观。如果说从“主天”之意还有混同之嫌，那么在时中观上，与一神教文明的差别就非常之大了。

　　中国的中道精神，既不主张永恒不变，也不主张茫荡无守；既不是教条主义也不是经验主义的；既不留恋抽象的东西也不执着于过往的经验；既不躁动不安也不固步自封。在政治（无论是革命或者统治）、伦理、礼乐、艺术精神与社会实践上，都能看到时中观的影响。大而言之，唯从时中观，方可在革命与传统、开新与保守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道路。中道云云，唯中是道而已。中国云云，时中之国而已。

　　西人很少讲中道。亚里士多德讲过一些，在某些方面与中国的中道观很像。实际上其相似处被中国人高估。其时中观，在其思想体系中绝无“中”在中国思想中所有的地位。佛家儒家皆重视中道。实际上中道是中国最要紧的观念。这是中国的思想家、哲学家大有可为的地方。有很多人说最代表中国文化的东西是和谐，和谐也不错，是传统，但是从中派生出来的。

　　从实践上讲，时中是按照具体时势和情境采取最适宜的行动的精神，唯圣人体时达中。孟子说，孔子是圣之时者也，这是中国人之为中国人，与一神教甚至与其他东方民族可以区别开来的地方。只有中国既尊重传统，又不断开新，甚至这种开新有时会表现为对古旧东西的不在乎。非生命力强大到奢侈的地步，孰能出此？中国人对传统的尊重而不执着，恰恰是他的传统中最伟大的地方。万物皆变，唯变不变。要知道，中国人的最高经典，就是讲变化的。

　　《21世纪》：您概括的“中道”和“时中”精神，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体现在哪些方面？未来应如何使之更为清晰，更易于世人接受？

　　丁耘：至于问怎么体现，首先在政治上，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之一就是既批判教条主义，又批判经验主义。从中国化佛教的思想看，这叫不落二边。从西方哲学看，这叫作普遍性与个别性的统一。在我看来，这不仅是毛泽东个人的创造，更是中华文明最大的特点。

　　其次体现在社会文化风俗上。于新旧更替之际，不会一边倒。这在新旧文化风俗的求同存异上，体现于方方面面。中国现在家庭结构和先前差别很大，但是还是有一个内在的延续性。都是核心家庭，中国式核心家庭与西方的就有很大不同。同时中国人也不单纯是家庭的动物，非独有天下关怀，也有厌倦世俗家庭生活的独体传统，有求道、问学、技艺、修行、隐逸乃至游侠传统。中国传统中的人，既有人情练达、老于世故的一面，也有孤独深沉、隐遁怪癖的一面。无可否认这也是中国的东西，其中有张力，紧张但不破裂。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再者，如何使这种特点更清晰、容易地被接受？我认为，这需要有明晰的、系统的哲学表述。要把这个东西变成体系，只有这样才可以和西方的神学、科学、哲学有一个对话，在对话中让中国的中道精神获得其概念形态。通过内在的对话，可以把西方的东西解释和消融掉。上帝、存在、逻辑等西方文明基础概念，也许是可以在一些更本源的东西中得到解释的。

　　如何理解传统

　　《21世纪》：从费孝通开始，学界关心并讨论文化自觉或者文化复兴，但很多人都在笼统地谈论，彼此所言文化传统的内涵差异极大。那么，您如何理解我们的文化传统？

　　丁耘：我现在给传统下一个界定，这很难，但也未必难到超越了哲学的观察和描述能力。传统一定是在先前被发现、追认和辨别出来的。传统本身不是现实生活，而是生活中有现实性的东西的这样一种根据——它作为一种总体性的意见，与过往之间有连续性。这个可以追溯到与过往的连续性上的生活意见之总根据，就是传统。简单说就是，现实的东西中可以归诸过往或过往东西的变形的部分可以称之为传统之遗产，而其根据则是遗留物后的传统。我们同意前人区别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做法。

　　处理传统时，最大的问题就是连续和断裂的关系。如果现实和过去能找到连续性，那么这个现实可以说是传统的一个新的表现，如果断裂了，生于断裂的东西就会被认为并非来自传统。但是，连续性本身（严格的连续性，包括例如运动、量、时间或意识的连续性）也都是在断裂之上构造起来的。要么否认一切连续性，要么就得承认传统的连续性没有什么异于一般连续性的东西。通常意义的断裂，恰恰是以连续为前提的。更重要的是，断裂的力量可能是传统中另一端的东西。以为一些东西是外来的，实际上是基于我们对传统的简单化理解——传统是复杂的、多光谱的。

　　连续性和断裂性的问题，在这后面其实是一与多的关系问题，我们的传统是完整的，单数的，但分析下去，极有可能是一个极具张力的、由复数的小传统构成的复杂的、暂时的动态平衡。革命的时代，很多革命是以反传统的面孔出现的，但是反传统的变革力量其实并非外来的，而是从传统中被其他势力压抑的其他力量中跳出来的。像20世纪的中国革命，儒家不是受待见的，但是很多用来反对儒家的思想流派，不少其实就是儒家内部的一些比较边缘化的小传统。儒家内部也有张力。存在着是另一种或另几种儒家。更不用说，在19、20世纪剧烈的全面变化中，在儒家传统之外的，但是又是中国传统之内的一些思想都得到复兴：佛学、法家、道家、墨家。这些复兴可不是可有可无的，实际上是中国革命的思想资源光谱的一部分。

　　对传统的理解切忌简单化、教条化，这和我刚才说的中道是有关系的。

　　中国人从来不是教条主义的，不会像基督教把自己概括为几条基本教义。这是机械的。中国传统是活的，是有生命和弹性的。它当然也有界限。但这个界限不是宗教组织的准机械界限。在所有文明中，为什么唯独任何将中国文明简化为宗教的努力总是遭到失败呢？这是因为，中国的文明是超越宗教的。唯其如此，故能容纳多教而又不破此文明。以为世界上的文明都是宗教的，这是受了西学之毒。我们把握了这一点，就可以既对历史做有效的解释，也对未来有合理的期待。对传统简单化、教条化的理解，实际上是贬低了传统。这不仅使传统名誉扫地、阉割了传统的生机，更把大量现实的东西驱逐到传统的生命力之外。传统永远会比我们解释的更加丰富复杂得多，更加亲切和有生命力得多。传统永远会既消灭试图消灭它的努力，也会嘲弄试图简单再现它的努力。

　　《21世纪》：中国的文化传统如何在未来三四十年中帮助我们克服现在面临的问题，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丁耘：这个问题提的很好。许多有识之士都对中国文化传统有这样的疑问。首先，我觉得这个问题中，首要的部分不是中国传统有哪些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是我们将要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哪些。政府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发展经济，这些问题都是发展经济的问题，经济如何更有效地发展，更可持续，更有生态性的发展。这些当然是真实的问题。但思想者要想得更深远些，要面对的是经济发展导致的问题。首先要知道经济发展是有限的，充满了变数，发展会有一个瓶颈。有些问题——往往是最重大的政治—文化—社会问题——永远在经济发展之外。即使是一马平川的发展也会造成其他问题，比如社会方面、文化方面的问题。

　　社会问题会导致政治危机。贫富分化后，富人阶层的强大会谋求其政治表达，这样的表达将和来自革命的政权中的平等性原则发生冲突，这就会导致政体—宪政的危机。所以说，经济发展带来的问题，不局限于经济问题。

　　文化方面，我们进入到一个物质生活比较丰富的时代。按照世情之规，此时会出现世风浮华、奢靡的现象。社会与文化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中国历史上都是不时再现的。历代农民起义都是因为贫富分化，豪强大规模土地兼并引起的。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到了这个地步，王朝会陷入危机，无地农民特别是流民就会要求重新分配土地。中国现代的建国实际上是从国民党的耕者有其田、共产党的土地改革开始的。这个基线不能突破。如果豪强开始兼并土地了，不管以什么样美好的名义，如果大部分人无立锥之地，事情就会很麻烦了，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正反面的经验。

　　对平等原则最大的挑战是阶层固化，就是说富贵人家的孩子还是富贵，穷人家的孩子再怎么奋斗也升不到多高的社会阶层。出现了世袭制—封建制回归的苗头（严重的是还打着儒家的旗号）。但在中国有一种政治传统，落实为科举制的原则。科举制表明，中国统治者有意识打破阶级固化、促使阶层流动的努力。通过加强皇权、加强中央集权来择贤取士，促进阶层流动，就是某种以皇权为前提的平等或公道。在中央权力削弱的情况下，阶层固化反而会增强，官僚集团强大到皇权也难以触动的地步，则离改朝换代不远了。这是传统中的经验和教训。择贤取士，就是把各阶层优秀的人才提拔到治理位置上，而让心性上的小人，在政治上也处于比较低的地位，否则就如《周易》所云“负且乘，致寇至”。科举的理想是让比较优秀的人处在上位，而非底层。优秀的人被长期压制在草根阶层，会不满自己的位置，会革命。从政权的角度看的动乱，其源头就是优秀的人处在比较低的位置。这是政治传统中对现实有帮助的方面。

　　至于是浮华奢侈的世风，中国儒家传统中有迎合的因素，也有克制的要素。原始儒家虽是贵族文化的教育与传承者，孔子兴私学之后，其成员也多末等或破落贵族。是以儒门之内，也有豪族儒学与寒族儒学的基本张力。大抵豪儒悦礼，寒儒悦仁。所以孔子要加强对颜回之类的礼之教育——寒门缺乏这个经验。豪族儒家喜欢讲个“富而好礼”、特别重视嫡庶宗亲之间的对各种权力的分配之义——他们老婆儿子一大堆，又有土地名器爵位可以传承嘛！“富贵不能淫”主要是说给这些老兄们听的。不错，儒家的确重“礼”，但“礼”是昂贵的。“仁”是珍贵的，却是有心即可。寒儒只有“贫贱不能移”，重视砥砺名节，崇气节，重工夫，兴教化。多基层社会的讲理学、立乡约、正人心、淳风俗的努力。这些方面，都有对豪奢、物欲、浮华的世风克制之道。但无克制之势，仅得其法，不能解决问题。奢侈和发达资本主义之间有本质的关系，在这方面，我对传统能发挥多大作用，表示悲观。也许问题要从美学而非伦理下手，从流品和趣味下手。

　　新的传统的独立性

　　《21世纪》：到2049年，将迎来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您对彼时的中国文化有何期待？

　　丁耘：展望2049年的中国文化，我希望她是伟大、庄严、生机勃勃的。有盛世之象，而无浮华糜烂之风。极度的富有容易导致盛极而衰。昌盛之后就是没落。衰落体现在丧失活力、体现在把最可贵的生命和才智都用来琢磨享乐的艺术。这是最需要警惕的。

　　2049年，我们还是得纵向地从中国历史内在脉络来看。历史认可比什么世界认可重要得多。新中国一百年，能有点汉唐气象就不错了。汉代实际上解决了中国内部的古今问题——因为汉代的郡县制大一统天下对时人是个最“现代”的东西。汉代和三代之间有古今冲突，这是汉儒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唐代则比较好地处理了中西问题。唐代皇室有夷狄血脉，唐代的文化同印度、西域的影响密不可分。但唐代并未丧失中国文化的主体性。

　　要之，我希望2049年的中国，能在它古今中西的所有精神财富之上，缔造出一个人类辉煌的时代。虽然对于人类，也许不能有过于完美的要求。

　　《21世纪》：从1949年到2049年，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是否会形成一个新的历史传统？您如何看待这一新的传统？

　　丁耘：到了2049年，新中国就有一百年了，将近代革命历程加上，就过两百年了。按照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的历史叙述，正是从1840年开始的漫长而伟大的中国革命造就了新中国。到了2049年，革命的百年，加上新中国成立的百年的传统无疑会被确认属于我们的传统，并且是传统中最活跃、最现实的那个部分。其他所有的传统，不管是儒家、道家、法家还是西方的什么传统，都要在我们的现实传统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

　　很多人会质问中国现代传统的独立性。因为这个传统要么会被复古派评判为西化的产物，没有独立性；要么被西方人评判为来自儒家的革命传统。但此传统无疑有其独立的东西。一个个体生命，不能因为自己身上有父母的血统，就否认自己的生命的自为性与独特性。

　　其次，在传统的历史认同上，还是要归位。到底属于西方还是中国的。我坚持认为，新中国的革命文化传统，当然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更始重建，而不是西化的结果。可以拥有消化西方传统的因素，但是仍然是中国传统现代的表现，是中国传统最现实的部分。

　　这里有一个证据。在改革开放前，无论革命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各种重大的历史行为，诉诸的思想资源，其实都是中国传统里的东西。革命战争中毛的取天下之道，与古代农民战争有自觉的联系。即使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内路线斗争、思想斗争的精神资源毫无疑问是传统来的。例如儒法斗争，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的内在张力的现代表现。而改革开放之后的论争，在头二十年里，更多地表现为西方传统中不同思想资源之间的冲突与较量，表现出了西方传统的内在张力。那时争论诉诸的主要资源更多的是西学的东西，争论双方所用的是西学内部的两派。无论左派、右派，都是西方内部的。敬重传统的保守派的思想资源其实也是舶来品。近十多年来，思想界对传统逐渐恢复了活生生的现实兴趣，明显表现出重新发现中国传统之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倾向。这并非兴趣转移，而恰恰说明了，西方传统已经被中国传统自己培养成一个“自身之内的他者”，构成了最大的张力——活力之一极。难道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能说明所谓中国传统的活力和现实性吗？

　　我相信，传统的思想资源也会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对未来中国的设计和变革中，而且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前提仍然是，对传统不能做简单、单一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