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轻道重

2013年03月19日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

　　李谢诗魂

　　从宣城到当涂，有一条千古文脉。

　　南齐的著名诗人谢罣，年轻时生活在建康，那里的山川丽景、人文积淀予他以良好的熏陶，后来又广泛接触了三江与荆楚的社会、自然文化。三十二岁出守宣城，由于仕途险恶，出处仕隐的矛盾横亘于心，更加有意识地恣情山水。而宣城恰是山水名都，为他的山水诗的创作提供了富饶资源，因而这个时期的诗作，成就巨大。以他的五言诗为旗帜的“永明体”的出现，为诗歌由古体转变为近体架设了一座桥梁；对于盛唐王维、李白、杜甫的诗歌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

　　两个世纪之后，诗人李白曾经七到宣城，对于谢罣倾心追慕，写下了“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我家敬亭下，辄继谢公作。相去数百年，风期宛如昨”等许多抒发其景仰之情的诗篇。清代诗人王士祯有诗云：“青莲才笔九州横，六代淫哇总废声。白纻青山魂魄在，一生低首谢宣城。 ”

　　李白对谢朓的追慕，固然着眼于他在诗歌艺术方面的高度成就；但也和两人在政治抱负、仕途遭际、思想基础、生活阅历方面存在许多相似之处有一定关系。里面有悲慨，有同情，也有知己相托，惺惺相惜。同李白类似，谢罣始终期望着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但他既缺乏政治家的胆识和气质，又没有肆应宦海惊涛的经验与韬略，只是一个才情洋溢的诗人，被卷进激烈斗争的政治漩涡，推涌到郡守、尚书吏部郎的官位上，最后被诬下狱而死，年仅三十六岁。

　　李白殁后六年，著名文学家韩愈诞生。他特别崇拜李白。由于深情怀念，“夜梦多见之”，晚年，他跋山涉水，专门到宣城来筑室而居，以体认高怀，亲近遗泽。尔后，相继又有白居易、杜牧、欧阳修、梅圣俞、苏轼、黄庭坚、文天祥、李东阳、文征明等无数文化名人接踵而至，在宣城写下了许多凭吊李白、谢罣的诗文。元帅诗人陈毅在抗日战争戎马倥偬之际，还曾在宣城题咏：“敬亭山下橹声柔，雨洒江天似梦游。李谢诗魂今在否？湖光照破万年愁。”足见谢、李二公诗文影响入人之深。

　　当涂城南十五里，有座名叫“青山”的小山，林壑幽深，风光秀美。谢罣出守宣城时，尝筑室于青山之阳，与客遨游吟咏，双旌五马往来于湖山杳霭之间。李白爱屋及乌，对青山怀有特殊的感情，曾多次前来凭吊谢公宅、谢公井，寻访谢罣的遗迹。太白既殁，原殡于龙山东麓，五十年后，友人之子范传正根据太白“悦谢家青山”和“宅近青山邻谢罣”的夙愿，迁葬于青山西北麓，李、谢终于结为异代之芳邻。

　　文人相重

　　一千二百年之后，有 “诗书画三绝”和“当代草圣”之誉的书法艺术大师林散之先生，心仪李白，先后十余次驻足采石，放歌横江，泪洒青山，立誓“归宿之期定与李白为邻”。

　　杜甫没有到过皖南,但当在皖南说到文人相重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李白和杜甫的真挚友情。

　　闻一多先生曾把李杜相逢比作两曜遇合，认为意义极为重大，“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起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我则更加欣赏两颗诗星无比纯真的本性与至情。

　　公元744年，二人在洛阳首次相会，情意相投，备极欢洽。次岁，他们又在山东的齐州、兖州重逢，相偕游览，亲如兄弟。“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杜甫）。凄然话别时，李白写诗相送：“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别离日久，怀想殊深，李白又有“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之句。杜甫回到长安后，也写了《春日忆李白》的名篇：“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可惜两位诗坛巨擘此后再未重逢。公元757年，李白因受永王事件牵连，被捕入浔阳狱，翌年流放夜郎。杜甫万分悬念，结想成梦，写成《梦李白》二首和《天末怀李白》，感情至为真挚。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这是白居易与元稹论诗时提出的观点。公元809年，元稹奉命入蜀复查刑事案件。白居易时在长安，饮酒中忆起元稹来，写道：“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 ”与此同时，元稹在梁州驿舍中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和白居易同游曲江和慈恩寺，就写诗相寄：“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表面上看，似乎有一点神秘色彩，实际上，恰恰说明二人真挚友情是何等之深！

　　六年之后，元、白先后被贬谪到通州和江州。元稹听到白居易亦遭贬谪的消息，不顾自身的困难处境，拖着病弱之躯，写了一首七绝：“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白居易见到这首诗之后，在给元稹的信中说：“此句他人尚不可闻，况仆心哉！至今每吟，犹恻恻耳。 ”稍晚一些时日，元稹又写了一首 《得乐天书》,诗人手持远信，流着泪走回内室，引起了妻儿的惊疑。因为诗人已经伤心得说不出话来，她们只有猜测：是谁一封信竟引他如此悲伤，看来肯定是白乐天了。

　　凡传世名篇无不文自情生，贯穿着一根真情灼灼的红线。曹丕当过皇帝，但政治上并没有什么突出的建树，倒是在文学方面成就为一个建安时代的重要诗人，而且也是文学批评史上早期的一位重要人物。建安二十二年，疫病流行。曹丕在给文友吴质的信中，深情悼念几位死去的朋友，同时也满带感情地表现出对过去友朋相聚、觞酌诗咏的生活的怀念。感情悲怆恳挚，文笔哀婉动人。

　　文人相轻

　　在当涂，我问东道主：唐宋时期，除了李白，当地还有哪些人颇著文名？他们说，恐怕要推北宋时的郭祥正和李之仪了。

　　郭、李二人大体上生活在同一时期。郭祥正，当涂人，熙宁进士。他特别喜欢李白的诗，写的古风有类似李白之处。但其为人，当时与后世颇有一些非议。

　　李之仪，赵郡人，以才学名世，后卜居当涂。一次，他为郡人罗某作墓志，开头就说，“姑孰之溪，其流有二，一清而一浊。”清谓罗公；浊即指郭祥正。郭以此怨深刺骨，“文人相轻，遂成仇敌”。之仪丧偶无嗣，曾将郡中娼妓杨姝养在家里。祥正乃怂恿豪民上讼于朝，之仪被削籍，杨姝斩首。祥正快之，作俚语曰：“七十余岁老朝郎，曾向元?说文章。如今白首归田后，却与杨姝洗杖疮。 ”

　　郭、李交恶式的“文人相轻”，与曹丕当日讲的“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不属于一种类型。在《典论·论文》中，曹丕认为，出现文人相轻，一是由于“善于自见”，各以所长，相轻所短；一是由于 “暗于自见，谓己为贤”。钱锺书先生评论说，数行之内，语若刺背，理实圆成。又兼文学产品的评价，常常是从欣赏者的个人角度出发，各有轩轾，不易统一。所以有“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说法。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文学上分宗列派，党同伐异，也常常表现为文人相轻。

　　清代雍正、乾隆时期，诗坛上以袁枚为首的性灵派同以沈德潜为首的格调派尖锐对立。沈氏强调温柔敦厚，正格调，主唐音；而袁枚则主张，“诗之为道，标举性灵，发舒怀抱”，最后，在反封建纲常、反形式主义、反纯功利观念上，压倒了“格调说”。再如，他对在考证学风弥漫下产生的以翁方纲为首的“肌理说”也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批评它是“满纸死气，自矜淹博”。但是，除了这类正当的文学批评之外，袁枚有时也明显地表现出宗派性质的文人相轻。比如，他批评摹拟名家是 “权门托足”；讥讽神韵派为“贫贱骄人”；嘲骂浙派是“乞儿搬家”；哂笑以诗唱和者为“村姑絮谈”；指责作诗加注是“骨董开店”；评说写肤浅之诗是“矢口而道，自夸真率”；讽刺讲声调、格律者是“栩栩然矜独得之秘”。可以说，骂尽了当世诗人。

　　实际上，他自己的诗亦有不少酬唱征逐、内容无聊的敷衍之作，甚至有人讥之为“伪体”和“野狐禅”。尤其是在《随园诗话》中对达官显宦的记述过多，对资助他刻书的更是求则必应，常有“徇一己之交情，听他人之求请”的私货被录进《诗话》。对袁枚这样的诗坛巨擘来说，当然这只是“白圭之玷”，瑕不掩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