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日游行中的“被遗忘者”
来源：《文化纵横》2012年第六期 余亮
民族主义，一部动真格的穿越剧
因为国民教育的缘故，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就像一个最初的启示，决定了我们这些新中国子民拥有共同的初始情感。无论我们身处何地，无论日后彼此有多么不同，都受其影响，哪怕是那些拼命想摆脱的人。我们又注定从起源便开始分道扬镳，却在再次重逢时惊讶异常。
对于日常生活中的我们，爱国主义毕竟首先是一种纸面上的存在。现代日常生活中的我们，先看到爱国主义，再有爱国的模仿行为。伴随举办奥运、发射神舟等大项目大工程，公众的民族自豪感操练也成为经常性项目，按部就班开展。即便近年来网络上鸡犬不宁的公知与五毛大战，围绕国家、主权话题口水成河，也已经成为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然而，作为现实中的广场政治运动，民族主义在近十多年来的每一次出现总是带有“穿越”的意味，仿佛天外来客，令人无比震惊。
1999 年我国大使馆被炸之后，我在校园里目睹同学瞬间冲出校门来到大街上。令我惊异于街头学生运动的无端爆发，仿佛没有任何顾忌。
2005 年各大城市发生反对日本入常的群众游行，以白领上班族为主。短信、网络改变了以往的集体组织方式，一种无中心（或者说有无数中心）的串联方式开始崭露头角。
2008 年天灾之后出现的志愿者风潮，让中国人再次得以感觉自身像是一个民族，有共同的大悲大喜和责任感，其中蕴藏的家国情怀与平民主义毋庸置疑。那些不知公民社会为何物的边缘人群也加入了这个队伍，令知识界既惊讶又欣慰。
2012 年 9、 10月间由日本“国有化”钓鱼岛引发的反日街头运动带来了更多“穿越之物”。在 2010年类似事件中发生的暴力行为（砸车）一直遭人诟病，网络空间里对“爱国贼”的声讨不绝于耳，但此番运动之猛烈还是超出了旁观者的预判。游行中也出现了各种出人意料的标识：毛泽东头像，对社会不公现象的揶揄，所谓的民族主义运动正以自己的方式在各方理解之外运作。
最惊悚的画面，莫过于一位新生代民工手持钢锁的身影和日产车主被砸穿的颅骨。对于旁观者来说，暴力就像一个陌生人，在我们不能理解的情况下，引起我们最大的排斥和厌恶。广场民族主义运动总是提醒那些被我们有意无意遗忘的事物，总是触碰到“普世和谐”时代市民的几大敏感点：集体、国家、暴力、阶级。
一些媒体人指责官方操控游行，“游行的都是政府从安徽用卡车拉来的。”另一方面，网络上也不断有人指责媒体人和“意见领袖”，认为是他们多年来煽动暴力导致了暴民上街。对于这些充满歧视和戾气的相左观点，我更愿意将其看作一种惶恐，是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撞上现实之后的慌乱。三十年改革开放令扁平社会被打破，多元化与多极化同时发生。伴随各阶层的形变，覆盖在最上面的爱国主义也不断震荡变形。但经历过最彻底革命的中国，底层没有变，一旦暴露出来，就令蒙眼者震惊。
任何一种简单判断都将错过最丰富的现实。就现实来说，我关心这场所谓民族主义运动的载体到底是谁。我关心那些铭刻着爱国情感的人们，怎样以不同方式走入这场运动。一切要从 2008年说起。
知识青年的爱国主义
——从 ANTI-CNN到工业党
2008 年，以 ANTI-CNN网站为代表，一种新的民族主义话语出现了——以科学求证为形式，以见多识广为姿态，揭露西方媒体的谎言，较少激烈谈论国内问题。他们的主体是欧美大陆留学生，英文阅读能力决定了他们的话语的精英性质。他们并非官方教育话语下的蛋，他们的爱国情绪基于在海外生活的亲身经验。 ANTI-CNN核心骨干为理工科留学生，他们最常说的话是：“到了国外，时间要长一点，不只是走马观花，亲眼见到欧美的现实，就不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就情感内核与生活方式来说，他们正是具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新一代。英文优势使得他们可以绕过国内知识界的筛选，自主阅读西方话语。 1980年代以来国内知识界渲染的西方崇拜恰好给自己挖了坑，出国后强烈的现实反差促使这部分青年开始反思。诸如《美国医保好？韩寒我和你换一换》之类的网文就是典型。这些精英青年越深入“普世”国家却越维护中国，越具备国际间的敌我意识。
近年来，这些“爱国青年”与所谓“工业党”也逐渐合流。“工业党”是个网络词汇，噱头大于实质，绝非工业资本家联盟。喻意乃是科学、务实，从事实际工作尤其是现代产业的人士。被看成工业党代表作的《大目标》一书，其主笔就是理工专业出身，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不限于理工，在金融业等需要严密逻辑和技术工具的地方也不乏此类精英。工业党的出现，再次证实了这种民族主义话语的精英性质。
相对于“工业党”，“情怀党”一般被认为大多隶属学校或者“纸上谈兵”行业。在网络上“工业党”与“情怀党”的争论中，情怀党常被看作喜欢高谈阔论、执迷抽象概念、缺乏具体操作经验和缜密思维的人。一位工科出身的网络作者甚至认为二者之间的战争背后就是精英与民粹的博弈。但在我看来，情怀党绝不是民粹，他们依然是现代精英教育的结果。
无论如何，公知、五毛、工业党、情怀党都同属一个民族——网络文化民族，与大众都存在脱节。他们的争端还是话语领域之争，除了约架，甚至不能转化为更多集体的行动。在深圳 9月 16日的反日游行中出现大面积打砸抢和煽动行为。微博上那些记录、劝阻暴力行为，并在微博上发布照片和心得的勇敢者却没法解答这样一个问题：那些打砸抢分子是从哪来的？我们要问，那些被我们看作烂仔的打砸抢分子到底是谁？他们是否仍然是我们民族主义的承载者？至此，我想努力把眼光投向那另一个“民族”——网络时代的“没文化”阶级。
被遗忘者的登场
在关于 9月 15日西安游行的媒体报道中，据一位目击者观察，“西安历年的游行有个‘上下半场’的特点———上半场以学生为主，打横幅、喊口号，到了中午，学生们大都就散了，这时其他人群大量登场，一些过激举动基本都是发生在下午。”（《南方都市报》“爱国青年韩宠光的特别一天”）也就是说，有两个“民族”。一个上午出现，一个下午才登场。
就各方面收集的信息来看，我们对游行发生的机制已经有所了解。游行组织非常“后现代”——网络化，碎片化，无中心。很多 QQ群里会传播号召游行的信息，甚至贴出地点。 QQ群之间也会发生传播，并非国家所能掌控。这是学生以及其他网络居民被动员的主要方式。在各个城市游行现场，都有人注意到类似现象：一开始人数并不多，三三两两聚集，队伍一旦形成，就有旁观者加入进来，汇成潮流。没有固定源头，短信息、 QQ群，社交媒体的交互混乱不可捉摸却终究汇流成河。空气中仿佛有个声音：“去游行。”令许多人蠢蠢欲动。仿佛吉普赛的大篷车驶过去，各色人等加入了方向不明的队伍。学生就像催化剂，把别人带动进来，却根本掌控不了也无意识去掌控。这样的游行就是一个民族大拼盘。
在 2012年的游行队伍里，一片毛泽东旗帜映眼帘。但在我看来，这些依然只是符号演出。当大学生模样的青年扛着毛主席头像，这个图腾并没能与他过去所代表的人群结合。相应的，当一位女青年高举横幅，上书“誓死不做爱国贼”，这也只是网络意见群体的自我循环，相当于跑到现实的空气中发了一个帖子。她的诉说对象其实是摄像机——通过照片再传回网络。
我觉得有必要好好讲述砸人者蔡洋的故事。理解他是理解这场运动的关键。
在媒体上，我们首先只能从一位中产青年韩宠光的视角注意到蔡洋。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韩宠光今年 30岁，河北邯郸人，每年都有几个月时间在西安做生意。他自己从不用日货，在同学、朋友眼中他一直都是‘热血青年’，高中时组织过同学上街，表达对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愤怒”。所以他正是 1999年学生爱国运动的子孙。韩宠光是英语专业大学生。
9 月 15日 ，他向警方申请在 9月 18日组织游行。警方劝告说游行会引发恶性事件，让他上街去观察。他走上街头，遇到砸车的队伍，于是跟着队伍一路劝阻，救下了一些车辆，直到遇见被蔡洋重伤的车主。他立刻出手相救，将车主及时送到医院。
在十多天后，我们终于得到关于蔡洋的详细报道。今年 21岁，从 13岁起辍学 5年， 18岁来西安打工，做泥瓦匠，粉刷外墙，两次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身体强壮，据村民反映，他平时就缺根筋，“一阵一阵的”，常有鲁莽举动。爱看《雪豹》等抗日题材电视剧，小时候就常在村里玩杀日本鬼子的游戏。父亲、哥哥都在外面当泥瓦匠。姐姐也在外面打工。可想而知，他过去正是一个留守儿童。
在西安，工余他上网、玩 QQ空间、玩智能手机和枪战网游，为找不到爱情而苦恼。这是一个网络时代的典型民工“丝”。他参与网络世界，但修养决定了他不可能参与网络意见世界。
他在网上看见反日游行的消息很兴奋。下班途中遭遇游行队伍，从公交车上下来加入进去。犯事之后还不知自己犯罪，不断对母亲说：“网上对我一半支持一半反对。”愤怒的车主先用砖头砸破蔡洋的脑袋，然后他做出了致命反击。他被捕后这一幕被公布于众，到这里，这桩行凶案似乎变得可以理解起来。但真正的盲点却越来越多。
蔡洋不是一个人，打砸者中除了一些身披刺青的闲散流氓，像蔡洋一样莽撞的务工者不在少数。
媒体聚焦的另一位打砸青年是在深圳长期做义工的李某。李某其实与蔡洋一样，是从农村来的打工青年。他早早辍学，四处打工，做过汽修工、餐馆服务员、流水线工人，婚姻失败，生活乏味。“有时我自己也瞧不起自己”，所以他参加义工组织，为老人扫地，为乘客搬行李，这使他感到快乐。可是还不够，他需要更多的生活意义，“我曾经想过死！然后把我的遗体和器官捐出去！”他在游行队伍里的感受是：“如果当时发生战争，哪怕让我当炮灰我也愿意！” 一个“义工”会产生打砸行为，是否可单纯归结为民族主义街头运动，把公民变成了“乌合之众”？
当全“民族”反对蔡洋
面对蔡洋、李某们，在网络上斗争得你死我活的不同意见双方，却在无意中做着相同的事情——剔除他们。有一方指责蔡洋是暴民，是爱国主义熏陶出来的爱国贼。另一方为了捍卫爱国主义，驳斥对手的指责，认为蔡洋的言行不是爱国而是愚民的违法行为，不影响爱国大局。他们会说：任何国家、任何社会总有一小撮烂人，请不要就此攻击爱国主义。精英爱国主义者的盲目和自负在于，他们总是身心分离——为了捍卫爱国主义，却无意中将一部分国民剔除出去，他们的飞镖总是返回来打中自己。是的，犯罪分子当然是极少数，剔除出去也不可惜。但是在伤人事件过去一个多月之后，才由《三联生活周刊》告诉我们，这个“手艺不算好，爱偷懒”的蔡洋，也在努力寻找着自己的存在感。他的工友说，“仅我知道，他就去街头献血车义务献过五次血”，“工友们嘲笑他干这没钱赚的‘傻事’，可是蔡洋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在犯罪之前和之后，他不是邪恶的化身，也不是流氓，他只是一个没人管的孩子，一个没有身份的国民。
蔡洋和李某的事实是，从公益奉献的角度看，他们的一部分行动已像个公民。可是这并没有解决他们的生活价值问题，也不能使得他们被免于指责为暴民。一些善良的批评家们意识到蔡洋们的身份和处境问题，他们为此开出的药方却是问题的同义反复：改变他们的身份和处境！用教育！用投资！如果人人都能成为教授、企业家、畅销作家，或许也都克服了李某式的失败感。他们是否意识到，这样的说法里已然承认了社会区隔与身份贵贱，又如何让泥瓦匠、汽修工、保安等等也成为具备自豪感的职业？
在学院人士耳熟能详的“想象的共同体”叙述中，安德森从报纸、方言种种角度，论述分属各种地方性空间的人们怎样被民族国家抽离出来，成为自由民，并融入到均质的时空中去，获得共同体感受。不过，现代化的国家与社会又天然地重新区隔人群——城乡对立，贫富对立，专业门槛……人群被各种区分装置分层，生活在彼此分隔的领域。所谓均质空间亦是扭曲的。
网络地球村也不能够缩小这个分离，而只会强化。技术不会减少情感与身份的差距。世间最远的距离莫过于同处一个游行队伍里却听不见彼此的心声。知识分子、意见领袖在网络媒体上喊话、斗争。但无论是斥责暴民的人还是捍卫群众路线的人都不曾意识到，他们的喊话对象恰恰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比如那个高举“誓死不做爱国贼”的女生，即便把帖子发到网下，蔡洋也不会看见，看见也不会明白。那只是一个供网络冤家们消费的概念。至于报刊上再怎么谴责，小学毕业的蔡洋也不会是他们的读者。
今天的知识分子精英却与平民日益分离，汪晖认为，今天的世界正在经历所谓“代表性断裂”的危机，精英与大众断裂，整个社会失却了统一的政治整合。互联网所强化的全球化幻觉反而会扩大裂痕，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处于一种“远程随机模式”，没有稳定的结构关系。你不知道你的言论到底会影响到谁，一杆子把球打出去却不知道会飞到哪里。这正像当代的网络慈善模式。我们经常看到爱心人士在微博传播关于某地需要援助的信息，比如某农村小学需要过冬衣服。于是微博上爱心接力，导致最后有几卡车衣服送过去。但这些爱心援助的弹着点、效果都不可控，也不会改变既有的生产结构。
我们可以把做慈善、发帖子看作两极世界仍然在尝试沟通，但这种沟通方式就好比两个星系通过时空传送门进行不确定沟通。通过传送门，我们把本世界的物质、思想扔过去，不知道传到哪里，无法收到反馈，因而无法修正，最终成为镜花水月或者老三篇。通过传送门，那个世界也传递过来了一些震惊讯息，比如蔡洋的一跃，给我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中国革命曾经通过把知识阶层有机地嵌入到底层结构中去，依靠群众路线，以扎实的组织和工作改造结构本身，从总体上提升福祉，也把所有人整合成同心协力的国民。回到所谓民族主义，今天发生的一切似乎暗示着，依赖民族主义机器运作的国家现在却和这个民族的一大部分成员分离了。当有人一厢情愿希望民族主义能成为一个分裂社会的黏合剂之时，忘记了今天的民族主义恰恰是为了表达对分裂、离弃之不满而出现的。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无结构的民族主义，一个无心灵的情感洪流。
在我看来，即便得不到所有人承认，蔡洋们自以为是的爱国依然是最倔强的爱国。这些弃儿是在下意识中想以某种方式证明自己仍然是中国的国民。只是由于缺乏训练与身份，他们在偶然获得的前台时刻里，振臂一挥却往往砸中自己与无辜者。
我们总把分裂、隔绝、条块割据误认为美好的“多元化”，实际上因为这些区隔，尤其是财富、知识等级的建立和专业主义的领域划分，农民工被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网络上的“工业党”和“情怀党”也一样，他们的成员没有真正的底层。在群众运动的“神圣时刻”，民工阶层以盲目而粗鲁的方式使得自身能参与到公共政治中来，并在想象中赋予自己国民身份，这就是蔡洋的自豪感。这无意识却又不屈的努力，令我在为鲜血遗憾之际亦感到一丝伤怀。即使是被蔡洋伤害的一方，家属却“愤怒地把前来采访的日本媒体推出病房：‘都是因为你们要占钓鱼岛，我们的车才被砸！’”这是什么样的民气？他们依然是中国的底色。蔡洋们其实是中国革命留给我们的无形遗产，只是因风吹雨淋而面目全非。正是曾经深入底层的国民革命、经济革命、教育革命使得中国人即使是民工，也依然具有强烈的公民意识。
我们今天的国家、政党、知识分子还能与广大群众结合吗？使他们免于压抑状态，也使我们免于悬浮状态。
今天的事件并非“民间”民族主义，而恰恰是官方组织和知识分子都远离民众的结果。官方民族主义固然古板，但网络上的论战双方也抽空了自己的情感内核，以市侩感情作为填补，从而失去承载民族主义的力量。那些一味贬斥民族主义的知识精英或者“世界公民”，不过是在贬斥平民底色的民族主义。任何离弃与贬斥都不会让民族主义消失，只会使其迷失在无组织的暴力中，“暴民”的批判将终于把他们变成暴民。
（作者单位：观察者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