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史事三个人
作者：刘吉同
2013年03月30日 来源：人民日报
东汉安帝刘祜亲政的几年，宦官、外戚勾结弄权，胡作非为，民怨四起。延光年间，河间县出了一位忧国忧民的热血男儿，名叫赵腾。他不忍朝政一直这样堕落下去，千里迢迢跑到洛阳向皇帝上书。奏书直陈安帝的过失，刘祜读后气了个半死，一介草民太不自量！遂将赵腾逮捕审问。罪名是“罔上不道”。太尉杨震（即名传千古的“四知太守”）闻讯后，震惊又焦急，即刻上书。他深知安帝的德性，奏章写得尽可能婉转，说：尧舜时代“谏鼓谤木，立之于朝”，专门创造条件，让百姓批评朝政。商周时期，贤明的君主闻听“小人怨詈”后，不但不予追究，而且会自我警戒和反省。如今，赵腾所犯之罪就是“激讦谤语”，但此罪绝不能与持刀杀人相提并论，请求皇帝轻判赵腾，以劝诱天下“刍荛舆人”为国进言。安帝不听，最后竟将赵腾杀了。
这件事的“主角”只有三个，但却代表了不同的态度。
赵腾可贵。赵腾应该是个普通的读书人，他的上书，是为民请命，想补救时政。他不可能不知道其中巨大的风险，但还是递上“骂”皇帝的奏书。用现代的话说，不啻是“辣手著文章，铁肩担道义”，是“亏了我一个，幸福天下人”。其实，从今天人的视角来看，赵腾所为，未必没有愚忠君主的成分，但这也不减赵腾敢于逆风呐喊的精神亮度。这种精神，是我们民族最为宝贵的精神之一。历朝历代，于朝于野，正是得益于有如赵腾者承载这样的精神，才不失脊梁之正。“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只有人民安居乐业，社会才能稳定。世界上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是靠把老百姓折磨得怨声载道、苦不堪言，而换来政权常青的。
杨震贤明。杨震的奏章，尽管尽量把文字打磨得能让皇帝“入耳”一些，但仍掩盖不住其思想的光芒。在这位老臣看来，赵腾所为是必须提倡的，也符合中国的政治传统；赵腾的表达是重要的，是朝廷了解民情民意的重要来源；杀了赵腾，就堵死了言路，是自毁江山；“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不能轻视赵腾甚至更底层百姓的言论，很多真知灼见正来自樵夫、车夫这些当时的底层百姓，只有经常听取他们的言论，才能真正知道政之得失。正如《诗经》所说，“先民有言，询于刍荛”。杨震奏章中包含的有些观点，放在当时，无疑是极有光芒的。
安帝有罪。刘祜的昏庸和混账，已经被牢记在历史中。然而，此君在颂歌与“逆耳”的分辨上，却并不“昏庸”，分得一清二楚。他为什么要杀赵腾，因为赵腾说了他的“坏话”，说他治下危机四伏，民不聊生。他不但杀了赵腾，而且还在宵小的怂恿下，逼死了杨震。刘祜为什么能杀人，因为他是皇帝，手中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他为什么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因为江山是他祖上打下的，他是刘秀的子孙，是当然的承袭者。不过，这套逻辑在那个时代，或许名正言顺。若放在今天，就臭不可闻了，人民将它早已扫进了历史垃圾堆。
发生在1800多年前的这桩史事，和无数血腥大案相比，实在有些“微不足道”。然而，就这么一个“小小” 的案子，却像一滴鲜艳的试剂一样，试出了三种人，试出了历史的成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