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汉服的艺术人类学思考

2013年05月20日 来源：人民政协报  

    简介:

　　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交流学部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著名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学者。主要著译编述有《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汉族的民俗宗教——社会人类学的考察》、《境界与象征:桥和民俗》、《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等。

　　编者按:

　　■随着传统节日活动日益丰富，近年来，汉服爱好者经常活跃在人们的视线中。他们身着传统服饰，修习传统礼仪，给现代社会带来一丝古风古韵。中国服饰文化传统悠久，处在现代社会中的汉服，其背后也折射出社会文化的演变。

　　阅读提示:

　　■相对于艺术学专注于艺术本身，艺术人类学则把艺术、艺术品和艺术行为、艺术家放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体系中去理解，这是一个整体论。

　　■在描述这个自称汉服文化群体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们具有一些共同的个性和审美取向:他们喜欢历史、古典文学、传统文化，当然也喜欢服装。

　　■在汉服运动中，如何与现代社会对接，能够被现代社会认可，这些部分一直在试错——一边尝试一边犯错误，一边重新提升，一边重新再去探讨，这个试错是允许的。

　　艺术人类学视角下的服装生活

　　20世纪80年代以来，艺术人类学在中国逐渐发展，首先是在研究原始艺术的美学领域，即研究艺术起源、思考艺术本质的部分，后来又在人类学中，积累了很多关于少数民族艺术传统的研究，同时在民俗学里有关于民俗历史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基本上是井水不犯河水，各个领域彼此没有关联。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到21世纪初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这些不同专业、不同研究风格、不同研究传统的领域，可以放在艺术人类学所创造的一个平台上，相互交流。简单地说，艺术人类学是用人类学的方法，对艺术、艺术品和艺术创作实践进行研究的一门人类学分支学科。当然也有很多别的定义，我曾经也说，人类审美实践的跨文化研究就是艺术人类学。举个例子，最近大家流行“萌”这个词，萌作为一种美，是跨文化的审美，是日本动漫文化发展出来一种美:卡哇伊——可爱的美。这种审美对我们有影响，有交流、互动、模仿，当然我们中国人对“萌”的感受还有跟日本人不太一样的地方，这个部分还没有被深入研究过。类似这样的审美实践就是我们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

　　人类学有这样几个重要的基本理念:第一是整体论。相对于艺术学专注于艺术本身，艺术人类学则把艺术、艺术品和艺术行为、艺术家放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体系中去理解，这是一个整体论。比如绘画，在艺术学领域研究的是文人画或者山水画等专门的艺术品类。美是在特定文化中生发的，艺术人类学会思考:这个山水画是当时的画家在什么背景下创作出来的？怎样被继承下来？第二是田野工作方法。在文献研究之外，我们到现场去:不光看绘画作品，还要看画家怎么画那个作品，听其言而观其行。第三是实践。早期人类学把文化看做是一个框架，可是，这只是我们理解文化的一个方面，现在我们知道，除了在框架中生活，人可以通过实践去推动文化的变化。每个人都是活生生的人，都能在文化中去实践。第四是方法论。最近一二十年在社会文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方法论逐渐从本质主义过渡到建构主义。什么是本质主义，简单地说认为美有一种本质，艺术有一种本质。可是新的研究方法论认为，这种本质是否存在是可疑的，美可能是建构的，艺术没有所谓的本质，这个本质是流动性的，是变化的，是我们人不断把它建构出来的。

　　服装在我们生活中，并不仅仅是时尚，还是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课题。我们研究服装生活的时候，有几个基本关键词，包括礼服、常服、工作服、休闲服、节日盛装等等。在我的研究中，我提出一个概念叫民俗服装，指的是地方性服装。比如陕北农民的头巾，福建惠安女的服饰等，民俗服装在特定的情境下可以上升为民族服装。我们生活中是有节奏的，这个节奏跟时间有对应，我们对服装的选择也有对应，体现在服装不停的变化中。前30年在国家比较贫困的时候，我们的服装有点粗糙。现在我们富裕起来，生活逐渐精致，服装开始分化。

　　我从2001年上海APEC会议开始关注中国人的民族服装问题。大家知道，在这次会议中，中外领导人身着唐装出场，在学术的概念中叫新唐装，后来掀起了唐装热，在全国普及开来，很快汉服又异军突起。为什么出现这些现象？为什么在今天“汉服运动”成为一个话题？对于中国现当代社会里诸如“汉服”之类层出不穷的社会文化动向，除了社会学领域的“社会运动学”、“文化研究”、“社会心理学与流行论”、“大众文化”等角度的探讨之外，还特别需要有来自文化人类学的“族群与认同”理论、“文化自觉”理论以及“建构主义”等角度的分析，需要进一步开展必要的田野调查与深入访谈。

　　中式服饰演变的一些情况

　　中国服装的历史很复杂，我把它简化一下。简单来说，中国历史服装有两个谱系:一个是上层贵族阶级袍服体系，一个是劳动者上衣下裳的劳作服装体系。清末，除了政治革命外，从服装来看也发生了身体革命:对于男人来说辫子剪掉了，服装换掉了；对于女人来讲，裹脚废除了，束胸也解除了。这是我们中国人所经历的身体革命，而且现在还在继续发生，比如说通过化妆品和时装的普及，美女大面积增多，体现出身体革命进一步的发展。

　　清末民初同时也出现了新的服装文化要素——海外来的西服系统。以几个开放口岸为主要舞台，有一些人群，讲着半通不通的英语，穿着西装。1912年，北洋政府曾经确立了服饰条例，本来人民的服装在一个现代国家看来是不需要管理的，可是为了体现中华民国是一个新的国家，要有新的服装，建立新的服饰制度，所以当时定有服饰条例。不过，当时服饰条例用人类学的概念来讲叫做并制:既有西洋的燕尾服和大礼帽，也有清末留下来的长袍马褂，一方面坚持自己的，同时也把别人的拿来并列放在一块。

　　中式服装诞生的时候，是跟洋装相并制的，中国人自己的长袍马褂在西方的影响下不断改善。从服装的角度看，中华民国留下了两个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一个是中山装，孙中山先生在讲述他的民族服装思想时，提到短身，四肢劳动方便。中山装的设计款式很多布料都可以做，如粗布、呢子等。可实际上孙中山先生生前并没有指定哪一套服装，历史上不明确。所以现在通过网络检索资料，可以发现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从人类学对中山装的起源还需要做更严谨的研究。

　　另一个是商业社会背景下在上海兴起的旗袍。旗袍使女性身体的表达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在封建社会中，女性的身体是不可以给人看的。但穿着旗袍，身体部分可以裸露在外面，而且看起来赏心悦目。这体现出我国服装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从遮蔽身体到表现身体。

　　“文革”中，中山装这套系统被继承下来。由于各种极端因素，最后发展成全国人民都穿中山装，变成了制服社会，服装生活被统一，没有个性。1976年，女性服装开始有了一点变化，上海是当时的中国时装之都，出现了一些中西式合并的服饰，以西式装袖为特点的此种“中西式女装”，在中国盛行一时；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上海还流行过一种“东方衫”，它是采用西装开襟、装袖，同时又采用中式立领和滚边、嵌线、镶边等传统服装工艺，并略微收腰，很适合中青年妇女穿着。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装得到普及，中山装迅速消失了，现在有些艺术作品特意把中山装作为一个时代的符号来表达。

　　“汉服”的兴起和困惑

　　大约从2004年起，中国社会出现了有关“汉服”的讨论、争议和新一轮的旨在建构“民族服装”的社会与文化实践。“汉服运动”是以大中城市为中心，一些年轻人以复兴汉服为目标的社会文化运动。

　　2004年，郑州的一个叫王乐天的青年，第一次穿汉服，他自己束了一个发髻，发髻后面披了一个带子，穿的是短装，叫“短打”，就是古代劳动人民上山可以砍柴，下地可以锄地的装束。最近我在杭州调查的时候，看到一个小伙子穿的也是短打，另外一个姑娘穿着自己改良后的汉服，让人看起来没有抵触感，在日常生活中比较容易接受。但很多汉服，如果是在仪式中，我们可以接受，如果大街上走的话，则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惊讶。人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像古人的样子？为什么必须像古人样子才是有价值的或者才是美的，才是有文化内涵的？这是“汉服运动”需要回答的问题。

　　我在描述这个自称汉服文化群体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们具有一些共同的个性和审美取向:他们喜欢历史、古典文学、传统文化，当然也喜欢服装。和另一部分喜欢好莱坞大片、喜欢咖啡、西化特点明显的群体有着鲜明的区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逐渐多元化，形成了很多亚文化群体，这两个便是典型的代表。

　　在我的田野观察中，我注意到一些微妙的地方:女孩子更热衷于汉服秀，男孩子则热衷于汉服理论，当然这并不是绝对的，但是基本上在有关汉服活动的现场，女孩子对服装的追求更精致，男孩子对服装的追求稍微有点粗糙。此外，通过在现场的观察，会看到与想象中不同的效果。在日常生活中一个相貌很普通的姑娘穿上汉服后，会有很大变化，会有一种很淑女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她穿着汉服，并配以相应的妆容和装饰后，她的动作、表情，她的潜意识都会向淑女的方向去表述，她的内在部分在汉服的符号下被充分调动出来。所以有这样一些年轻人，在“汉服”中找到自我，找到自信心。

　　汉服活动的场景有一个互联网时代的特点，彼此不问出处，不想知道也不愿意知道，只要互称网名就可以了，也可以成为好朋友。汉服的实践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网络，比如说快到端午了，某个城市的年轻人会发起端午祭屈原活动，在网上互动，确定好时间地点，然后大家分工去完成。所以，“汉服运动”一半在网络上，一半在社会的公共空间，每场活动都是这个城市一个小小的公共文化事件，他们不断的引起媒体的关注，引起更多的社会公众的好奇心，然后他们有机会去解释诸如“汉服”的由来，“汉服”和相关民俗活动或传统仪式的关系等问题。其中对于“汉服”的解说，有时是场景性的，比如说寒食节踏青郊游，放风筝、荡秋千时，穿上宽袍大袖的汉服，才更有飘逸的神韵和感到轻便、舒适等。

　　“汉服”的兴起还有其国际化背景，我们知道中式服装是跟西式对应相产生的，但唐装、中山装和旗袍都受到西装服装体系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尤其在中日韩三个国家的比较中，很多年轻人觉得自己很寂寞，日本人有和服，韩国人有韩服，到了中国却不明确。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存在着一个概念偷换，换句话说，“汉服运动”的问题，与其说是服装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基本概念的问题，是中华民族还是汉族？有关汉服的网上讨论经常从汉服变为中华民族，这也是我们研究时一个很大的困扰。在这里，我倾向用一个中式服装的概念，包括汉服、唐装、中山装、旗袍、藏袍、蒙古袍等，都可以放进去。服装具有情景性，要根据场景来定义是不是民族服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把中式服装扩大化，以跟西装来对应，同时对内部的多样性留有足够的空间。

　　虽然爱好“汉服”的人们喜爱中国的传统文化，但由于长期以来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发生的断裂使得这些年轻人往往并不懂得什么是传统文化，因此，有很多人实际上是通过“汉服运动”才开始逐渐地学习和模仿“传统”的，例如，祭祀袁崇焕却不晓得如何举行仪式，中秋赏月不晓得如何祭拜月神，类似这样一方面以弘扬、振兴传统文化为抱负，另一方面却因不懂传统文化及相关的仪式和规矩，而不得不重新学习“传统”，其中的尴尬自不待言。

　　当然，汉服还有一个不可回避的困扰——等级制。中国古代的服装有鲜明的等级特色，几千年服装思想史的基本逻辑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一些汉服活动的场景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穿着各式汉服，扮演起皇帝、侍女等不同角色。如果服装建构了等级制，便不具有现代性。是纯粹的回归还是创新？“汉服运动”里也存在有不同的意见，有些人是考据派，认为应该让古代的款式原封不动，保持纯粹性。另一些年轻人则要实践，从古代的服装发掘出一些元素，基本保持汉服款式，加以创新，形成汉式元素时装。在“汉服运动”中，如何与现代社会对接，能够被现代社会认可，这些部分一直在试错——一边尝试一边犯错误，一边重新提升，一边重新再去探讨，这个试错是允许的。

　　我追踪“汉服运动”研究已经十年了。五年前我写文章的时候汉服的款式奇奇怪怪都不一样，现在的款式通过商业运作，做工变好，经营店铺也增多。但不可否认的是，“汉服运动”已进入一个瓶颈。汉服的活动场景多在传统节日和一些祭祀礼仪活动中出现，通常一场活动中要伴随着才艺表演，男孩子女孩子要舞剑、弹筝，然后朗诵诗词或者是唱歌等等，久而久之，容易走向文艺表演的套路。不仅如此，由于汉服活动的模式具有重复性，人们逐渐产生审美疲劳，进而产生意义的递减，重要性也会递减。汉服的爱好者们也在思考，怎样使活动更丰富更吸引人。

　　对于汉服这个研究对象，我们有很多理论可以解释它。用社会学的社会运动理论来解释，把它看做是一个运动，研究运动的纲领，运动的组织形态，运动的几个阶段，达到的目标，面临的问题等。还可以从认同理论来解释，汉服运动是要构建它的认同和归属感。最后，我们回到艺术人类学，通过汉服运动，汉服被认为是飘逸的、典雅的、端庄的、质朴的，被描述成是美的。这种感觉，这种认知，这种审美是客观的还是建构的，它的建构有哪些基本的路径。汉服和汉服运动中的艺术成分或要素，能够被抽象出来独立存在吗？我们该如何理解汉服之美的建构性？这些都有待于艺术人类学的研究。

　　(本文由本报记者根据周星先生近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讲座整理，题为编者加)

　　▲汉代平民服饰

　　▲图为2012年中国妇女博物馆百年旗袍展

　　▲四月三十日海峡两岸汉服文化节上，两岸汉服爱好者共同参加丰富多彩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