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民主时代

作者：Henry Farrell 译者 公子重牙

2013年05月30日 来源：译言网  

　　去年九月，意大利民主党邀请我到科尔托那的夏季讲习班讲讲政治和互联网的关系。政治夏季补习班往往轻松愉快——科尔托那是一个中世纪的托斯卡那山城，有许多不错的餐馆——但是一点也不令人兴奋。学者和公知们围绕一个主题松散地组织他们的演讲；这一次的主题是“通讯与民主”的挑战。年轻的党派活动者们一边恭敬有礼地听我们的演讲，一边等待着在演讲间隙和晚餐时分从事真正的政治事务。

　　今年有点不同。统领中左派的意大利民主党知道自己身处险境。一位名叫毕普·格里罗的前喜剧演员和著名博客作家把他的名流地位转换成网络政治势力——五星运动[1]；该运动看来很有希望在全国性选举中获得席位。这个新兴政党没有什么一以贯之的方案，除了要扫除旧的腐败，但是仅此就足以为它赢得许多支持了。五星运动对于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特别有吸引力；这类人如果在十年前很可能会成为民主党人。

　　对于这种威胁的担忧在夏季讲习班造成了分歧。通讯与民主之间的关系突然具有了迫切的政治含义。过去二十年，民主党在前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对传统媒体的钳制下处于下风；而现在它发现自己被人从左翼挑战：那些互联网驱动的民粹派似乎从民主党那儿抢走了许多注意力和能量。

　　夏季讲习班的主讲人、民主党领袖及未来的总理皮埃尔·路易吉·贝尔萨尼处在特别尴尬的位置。弗洛伦萨市的“改革派”市长利玛窦·仁兹最近挑战了他的领导权，许诺了吸引年轻选民的蓬勃发展状态。贝尔萨尼想要继续当他的党魁，就必须在政党内的公开预选中获胜才行。夏季讲习班给了他机会来面向培训中的党派活动者们，来证明他依然关系重大。

　　我是为贝尔萨尼暖场的两个演讲人之一。党员和记者们在等待重头戏的时候鼓足了耐心听我们的讲话。但是，当贝尔萨尼开讲的时候，令人惊讶的是，他的演讲像极了失败后的哀歌。他对听众说，代议制民主，特别是欧洲的代议制民主处在危机之中。曾经，它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协调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模式。如今，它已经无力继续提供那些人们想要的实在的好处：工作、权利和环保。在意大利，贝卢斯科尼及其同伙已经系统性地破坏了政府的合法性和公共生活。政治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被搞坏了。

　　贝尔萨尼知道自己不想要激进的政治改革。任何改革都必须植根于传统的团结精神。但是他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或者他知道自己想要的，但是他不知道如何表达出来。他的演讲充斥惯常的意大利式政治辞令那些奔涌而来的抽象概念，是对党内反对派与五星运动代表的激进主义的一次进攻。但是他没有自己的计划。他对于自己的党派做出的承诺除了强硬的挑战和不确定的结果之外一无所有。

　　为什么像贝尔萨尼这样的社会民主派人士对于要做什么一头雾水？并非只有意大利人身处此种困境。其它国家的社会民主思潮也在退潮。在法国，弗朗索瓦·奥朗德[2]的政府为法国民众提供了许多东西：略微温和的紧缩政策（今年法国的财政赤字将会略高与欧盟委员会的预期）；偶然出现的反对商业界的官方话语（往往在紧接着的声明中被迅速否定）；对于巨富阶层提高税收（将会尽快降回来）。这一届政府唯一没能提供的是某种一以贯之的变革计划。

　　德国的社会民主人士也在受害之列。基督教民主党主导的政府通过经济紧缩政策的前提是：政府要让选民相信，他们会更好地保证大家的钱不被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和希腊人动用。并且，社会民主党的总理候选人佩尔·施泰因布吕克[3]面对反对派时没有优势。2009年，他推动通过了一项限制政府支出的宪法准则，本意是让他所在的党看上去更可靠。但是现在，他看来就像其对手安格拉·默克尔[4]总理(民意测验表明她的工作获得32%的民众支持）的一个更软弱、更不坚决的翻版。

　　希腊主流的社会主义政党——泛希腊社会运动党（Pasok）[5]在去年6月的选举中只获得了12.3%的选票。在西班牙，社会民主党派们也许比保守党政府更为混乱。作为爱尔兰现政府中的一个新党派，爱尔兰工党在三月的补选中选票从之前的21%暴跌到了4.6%。

　　欧洲社会民主党派处在反对党的位置时，他们不知道该给选民做些什么。在当选后，他们不知道如何使用权力。即便在美国，这个从来没有出现面向全国的社会民主党派的国家里，民主党也逐渐从原本模棱两可的左倾立场演变为涵盖（曾经有那么一点左倾的）中间派与中右派的立场。该党在提出新议程方面也面临巨大难题，因为其内部的分歧以及来自共和党的根深蒂固的敌意。

　　这本不该发生。在九十年代和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右翼党派是市场的狂热支持者，他们推动了放松对银行的监管，把国家一些核心职能私有化，并且一点点地打消社会保障。所有这些现在看来都是很糟糕的点子。这场经济危机本该让右翼而非左翼颜面尽失。那么为何是左翼陷入瘫痪状态呢？

　　科林·克劳奇[6]让人不安的小册子《后民主时代》（2005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读。克劳奇是一位英国学者，曾在弗洛伦萨的欧洲大学学院任教数年（那期间他是我的导师）。他的这本书在英国广为人知，但是其影响力在欧洲大陆则更为深远。虽然他本人没有参加科尔托那夏季讲习班，他的影响却无所不在。一个又一个主讲人试图解决他书中提出的挑战。人们担心他是对的，担心我们的现状没有使人愉快的出路；这种担心就像烟尘一样笼罩在夏季讲习班的上空。

　　克劳奇认为民主的历史是一道弧线。开始的时候，普通人被排除在决策范围之外。在20世纪，普通民众通过选举程序、通过能够在政府中代表他们的人数众多的党派而越来越能够决定他们的群体命运。经济繁荣和劳工大众的满意程度紧密相连。企业界承认对他们权力的限制，回答通过民主程序产生的、合法的政府的质询。市场服从于政治，而不是反过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在像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里，民主达到了高潮。从那以后，民主就走下坡路了。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其民主的沉浮史模糊不清；还有一些国家，比如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在七十年代才摆脱独裁政权，其民主的提升很迟才出现。虽然如此，所有这些国家都已经进入了民主弧线的下降通道。在形式上，民主的结构没有发生变化：人们依然投票；政党在选举中依然互相竞争，轮流执政。然而，这些看来如此明显的选择的行为其意义却空心化了。真正的决策发生在别的地方。我们成了昔日伟大民主社会废墟上的违章居留人员。

　　克劳奇把责任归结到那些常常被提及的“嫌疑犯“。市场的全球化使得企业越来越强大（他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迁移，或者威胁要迁移），而政府被弱化了。但是，他的书真正讲的是更为具体的脱节状态。

　　本该用有效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竞争机制来取代肮脏的政治的新自由主义，不仅没有带来自由市场的胜利，反而导致新的、让人恐惧的“四不像“怪兽的诞生。传统的公司是基于稳定的雇主、工人和顾客关系，现在演变为一个复杂的、不断变化的供应关系网络以及合同的形式。老板还是一样，只是他们和雇员及顾客的关系大不相同了。首先，你不再能让这些老板们负起责任来。正如美国劳工律师托马斯·纪勤等人证明的：美国的公司系统性地摆脱了对雇员的养老金义务，将其外包给子公司和分支机构。沃尔马利用了放手的转包合同关系来从发展中国家不安全的工作环境中获得巨额利润；直到去年十一月112 名制衣工人死于孟加拉国的工厂火灾之前，他们一直积极阻挠提高企业安全生产标准的努力。亚马逊公司利用转包合同雇佣仓管雇员，让他们在有可能不安全和糟糕的工作环境中工作，从而减少对自有品牌的损害。

　　政府不但不去制止这类恶习，而且在事实上企图模仿这些更为灵活且表面上更为有效的做法。他们或者通过复杂的合同安排、把政府的一些核心职能拿出来让私有企业投标，或者让内部各部门像竞争中的企业那样行事。当我们把目光从企业投向政府，再从政府投向企业，我们越来越难以分辨哪个是哪个。这样的结果是：出现了一张既不受市场规律支配、也不受民主机制制约的、复杂的关系网。企业和政府的关系错综复杂：它们既是政府的顾客，也是政府的管理者。政府越来越依赖于企业，甚至到了没有企业的建议就手足无措的地步。责任和义务在合同和转包合同无限繁殖的迷宫中消散了。正如克劳奇描述的，今天的政府不再为其提供的服务负责，就像耐克公司不再为它旗下品牌生产鞋子一样。真正的民主的王国——对选民的需要敏感的政治选择——进一步萎缩了。

　　与此同时，政客们渐行渐远，他们和名义上选出他们的政党以及投票给他们的选民之间脱节了。简单地说，他们不再像从前那样需要我们了。今天，用政治上的好处作交易，向企业要资金和专业指导要比搞清楚一个日益分散、反正难以理解的选民群体的需要要容易的多。不管是传统上的右派（他们一向和企业界关系密切），还是新兴的左派（他们刚刚急急忙忙地和企业界建立关系），都更多地倚重私有部门，胜过倚重选民或党派活动人士。当左派和右派变得越来越脱离公众、且越来越像对方，选举就变成了品牌营销的实践，而不是实质上的选择。

　　克劳奇写作《后民主时代》是在十年前，那时候多数人认为以上举措看来挺好。只要经济继续增长和制造工作机会，选民们看来并不在意民主制的空心化。中左的党派也不担心：他们对于新刺激的反应是鼓吹“第三条道路”[7]，一种据说能够带来广泛社会效应的、类似市场创新的倡议。只是在本轮经济危机之后，克劳奇的看法才真正得到关注。

　　中左派如今面临的问题不在于他们需要选择困难的或者不受欢迎的举措，而在于不再存在真正的选项。中左派身陷迷宫，既不能和他们传统上的群众基础（大部分人总体而言要么快死了要么远离了党派）取得联系，也提不出任何原创性的宏伟规划；而政府不再拥有能够实施这类规划的工具了。一切重大决策都在民主政坛之外发生；中左派只能重复民主的仪式性活动，与此同时祈祷上天的垂怜。

　　大部分左翼政党都面临这类困境。在美国，任人唯亲的问题远不如一个惯例来得严重。这个惯例就是：决策者们不停地在华尔街、K街[8]、参议院和众议院之间来回走动。而欧洲自有自己的烦恼。即便全国性政治体制在某种奇迹中能够重新获得旧有的敏感性，决策权已经转移到了欧盟；而欧盟被经济的现实政治和官僚自身利益间有毒的联姻控制着。富有的北方国家不愿意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之外多帮助一点他们的南部邻邦；相反，他们迫使这些国家实施更大程度的经济紧缩政策。特别设计来免受民主监督的欧洲中央银行地位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具有政治性。社会民主派人士曾经以为欧盟会成为对抗全球化的壁垒，甚至于成就一个国际经济在民主控制下的新模式。事与愿违，欧盟成了腐败的排头兵，对弱小的成员国颐指气使，要求他们执行激烈的经济改革，且丝毫不带商量的口气。　

　　让我们回到意大利，这个拥有后民主最怪诞表现形式的实验室。贝卢斯科尼放大了的政党幻象——意大利力量党（Forza Italia）就是克劳奇主题的一个完美例证：一张空壳，用以树立品牌和推动群众运动，其密集的核心是在虚空中自由漂浮的商业和政治精英们。

　　在科尔托那夏季讲习班之后，贝尔萨尼在去年十一月击败了仁兹，并领导他的党参加了大选。他的联合阵线虽然丢失了350万张选票，但是依然在二月赢得了下院的选举。因为，意大利的选举制度给予最大的赢家大额的奖赏。但是在上院，他们未能占据多数；倒霉的他们为了组成政府费劲周折。与此同时，格里罗的五星运动在选战中的表现比所有人想象都要好，赢得了四分之一的选票。格里罗明确表示：他的党不会支持民主党。仁兹再次把自己推到前台，打扮成能妥协的领导人，希望格里罗会接受他，迄今没有成效。很有可能，意大利在几个月之内就会有第二次大选。

　　五星运动则陷于另一种困境中，就如西班牙的愤怒者运动[9]，美国和英国的占领运动，以及以色列的帐篷运动[10]一样。所有这些运动都因为后民主时代的问题而赢得了大范围的支持。普通人与政客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而意大利政客往往既腐败又冷漠。五星运动想要改革意大利的体制，使那些体制真正民主化。然而它自身也被这个体制束缚着。格里罗在去年十月对《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说，“一旦运动变成党派，运动就灭亡了。我们的难题是：如何在为党派而设立的议会结构中保持运动的本性。我们不得不把一只脚留在门外。”

　　事实上，假如五星运动想要让其激进改革的提案在复杂的意大利政治体系中获得通过，和其它党派一样，它将不得不妥协。格里罗甚至不愿和有相同议程的政党展开讨论，这一态度在五星运动内部造成了裂痕。格里罗坚持要更为激进的改革，要把今日意大利政坛用一种新型的互联网为基础的“集体智慧”来取代，从而允许人们一起解决问题而无需丑陋的、分裂性的讨价还价。为了拯救民主，五星运动想要丢下政治。这个计划不会成功。

　　在其它国家也出现了意大利左派面临的这些问题。英国工党发现自身陷入困境，摇摆于（没能提供清楚明白选项的）布莱尔式第三条道路和（它不能迅速定义的）更为纯正的社会民主路线之间。法国的左派已经深陷丑闻和混乱之中。希腊的左派被分裂为：一个社会民主党派，较之意大利的类似政党具有更大程度的妥协性；一个松散的激进联盟，这个联盟什么都想做，就是没准备好主政和被迫拿主意。

　　在后民主的困惑中，一切都乱了，虽然方式不同。谁也没有好的出路。自从八十年代初法国总统密特朗尝试扩大社会民主议程而被国际市场残酷地惩罚之后，人们看得很清楚：一个国家要实现社会民主，或者要部分地撤出国际经济圈，且接受这么做要付出的代价；或者要激进地变革现行国际经济运作的方式。

　　异乎寻常的是，右派没有陷入同等程度的困境。许多主流的保守派人士支持民主是出于务实的而不是出于理想主义的原因；只要市场继续运作，社会稳定性得以保持，他们相当乐意看着民主走下坡路。那些在更右边的党派，比如希腊的金色黎明[11]，发现自己比五星运动、左翼联盟[12]（希腊左翼激进的联盟）找起出路来要容易得多。归根到底，他们对于改革垂死的民主机制，改进它们的运作、使它们更好地回应群众的需求并不感兴趣。他们只是想要用某种军国主义的法西斯主义取代民主罢了。即便这些小集团不太可能成功，他们总是可以通过排除对弱势群体的政治保护而把国家向更加不民主的方向拉动。未来十年，在南欧国家的移民不太可能好过。

　　后民主状态正在扼杀旧的左翼政党。他们找不到出路。我们可以改写一下克劳奇在不同的上下文中说过的一个糟糕的笑话：也许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自己的葬礼上为自己扶灵。与此相反，新的一群活动人士，像五星运动及其它愤怒、年轻和无产的人们的联盟，已经把握机会赢得了大众的支持。问题在于，他们看来做不到把大众的愤怒转化为变革和创造出路的力量。

　　也许，假以时日，他们会搞明白如何从事日常的政治活动，如何进行像慢慢钻透硬木板那样极为普通的政治任务。还有一种可能，统治世界经济的无序体系像现在这样严重衰弱下去，有一天会自动垮台，从而为新的、大相径庭的分配体系腾出空间。大的变革看来不会发生，除非以上条件之一得以实现。只有在回顾过去时，我们才发现：它们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假如存在某种倒转的次序在等待机会的话，我们现在仍然被蒙在鼓里。后民主使左派进退维谷，夹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世界已死，另一个则无力诞生。我们也许要在此逗留一阵子了。

　　作者：亨利·法雷尔，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家；原文发表于2013年4月25日《万古》杂志网站

　　译注：

　　[1] 五星运动（the Five Star Movement）意大利一个新兴政党，由毕普·格里罗和一位合作伙伴在2009年10月成立，该党是民粹主义的、反腐败的、环保主义的，和欧洲怀疑主义的。它也提倡参与式民主、直接民主、电子民主、自由访问互联网和反增长的[13]。它还包含右翼民粹主义和美国式自由意志主义的元素。

　　[2] 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ois Hollande，1954年生），现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法国左翼政治家，法国社会党核心领导人之一。2012年当选法国17年来第一位左翼总统。

　　[3] 佩尔·施泰因布吕克（Peer Steinbrück，1947年生）在2005-2009年任德国财政部部长，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内的一名重要人物。在2012年，施泰因布吕克获社民党提名为总理候选人，将在2013年带领社民党角逐联邦大选。

　　[4] 安格拉·多罗特娅·默克尔（Angela Dorothea Merkel，1954年生），婚前姓卡斯纳（Kasner），德国政治家，有铁娘子之称，是欧洲继撒切尔夫人后，最具影响力的女性领导人。2005年，她成为德国历史上首位女性联邦总理，她是德国自希特勒以来最年轻的领导人，也是两德统一后首位出身前民主德国地区的联邦总理。

　　[5] 泛希腊社会运动党（the Panhellenic Socialist Movement，简称Pasok）是希腊一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

　　[6] 科林·克劳奇（Colin Crouch，生于1944年）是英国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他在2000年的《应对后民主时代》一书中提出了“后民主”的概念，在随后的一本书《后民主时代》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概念。

　　[7] 第三条道路（Third Way），是一种走在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中间的一种政治经济理念的概称，属中间偏左的政治立场，既不主张纯粹的自由市场，亦不主张纯粹的高福利社会，奉行类中庸之道。

　　[8] K街（K Street）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一条主要干道，该街道为众多智囊团、游说团体和倡议团体的集中地。在政治话语中，“K街”已成为华盛顿政治游说行业的代称。

　　[9] 愤怒者运动 （Indignados）2011年至今在西班牙的抗议事件，又称15-M运动（西班牙语：Movimiento 15-M）。该系列抗议活动要求对西班牙政治做出激进的变革，抗议者认为自己无法被任何传统政党代表 。

　　[10] 帐篷运动（又称以色列社会正义运动），在媒体上有各种不同名称，是自2011年7月起在以色列出现的一系列示威活动，涉及成百数千名示威者，反对持续上涨的生活成本（特别是住房），反对卫生和教育等公共服务的减缩。常见的一个口号是：“人民强烈要求社会正义！”。

　　[11] 金色黎明（Golden Dawn），又称人民联盟-金色黎明，是希腊极右翼政党。成立于1993年。

　　[12] 左翼联盟（Syriza）是希腊一个由多个反对紧缩开支的左翼政党和独立人士组成的联盟，成立于2004年，2012年正式组党。不少成员由原中间偏左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退党加入。2012年6月希腊大选中，该党取得26%的支持率，并取得71席，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和最大反对党。

　　[13] 反增长运动（Degrowth）是在生态经济学、反消费主义和反资本主义思想的基础上的一种政治、经济和社会运动。 反增长的思想家和活动家主张降低生产和消费规模，认为过度消费是环境问题和社会不平等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