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禹儒家典范时代与孔子的政治理想
作者：杨丹荷
2013年06月27日 来源：中华读书报
德国学者卡尔·雅斯贝斯（1883-1969）认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的上下数百年间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在文化上是“超越的突破”的时期，为人类此后至今的文化奠定了基本框架，而“轴心时代”之前的人类文化则是“缺乏觉醒意识”的蒙昧文化。这个看法被一些中国学者接受，例如，陈来教授的《古代伦理与宗教——儒家思想的根源》一书，就是以雅斯贝斯“轴心时代”观点为框架展开的。
笔者认为，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观点不适合套用于中国文明。
自汉代以降，儒释道三家共同构筑了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价值，儒释道三家各有其文化渊源，就儒家而言，其轴心时期应该是早于雅斯贝斯“轴心时代”一千多年的尧舜禹时期。
笔者提出这个论点的依据在于典籍中的大量有关记载。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礼记·中庸》），生活于春秋时期的儒宗孔子（前551—前479）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伟大的文化保守者。他开启的儒家是尧舜禹以降、夏商周三代以来文明的传承者。儒家所承传的文明，是基于父系血缘宗族人伦道德的宗教和政治文化，其典范时期是尧舜禹时代。
《尚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是儒家经典中最重要的一部。《尚书》从尧舜禹开始记述绝非偶然，因为那个时期是儒家文明的源头。《尚书》在儒家经典中是时间跨度很长的一部经典，它上起尧、舜、禹，下至春秋时期的秦穆公，扼要记录了夏、商、周三代长达一千多年的政治历史。因为年代久远，尤其经历了秦代焚书，汉代有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之争，此外，后代学者们对于辗转流传下来的《尚书》篇章的产生年代也有所争议。不过，无论《尚书》有些篇章是否经过了后儒的增补，典籍中记载的尧舜禹事迹是否与真实历史人物完全符合，单纯就文化价值和人伦道德层面而言，德治典范尧舜禹是儒家文化的源头和轴心时代是不容置疑的。
以尧舜禹时期为德治典范的《尚书》在春秋时期就是极为重要的历史典籍，这在先秦的文献中普遍可见。它是当时的显学儒墨两家共同的宝典，“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书》和《诗》是儒家文化的主要来源，是孔子“好古，敏以求之”的重要内容，也是孟子所称引的主要经典。尧舜禹是儒家的人生典范，在《论语泰伯》和《礼记》中，多次记载了孔子对尧舜禹的追慕赞美。“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章句上》）追随尧舜禹，倡导仁义道德是《孟子》一书的主旨。
从春秋战国时的显学《墨子》书中也可以看到，墨家同样重视《书》《诗》，同样宗奉尧舜禹为古代圣王和政治典范。墨子每立一论，必以尧舜禹汤文武为参照，他引经据典时，则屡引《书》、《诗》。周代《诗经》中的“德治”和“天命”思想与《尚书》中的完全一致，孟子指出“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诗》本身也是对《书》所记载的尧舜禹以降夏商两代政治文化的继承。《诗》是文学作品，之所以能成为儒家的重要经典、孔孟之道的来源，因为《诗》能“载道”，是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的载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语），在文化价值和政治伦理道德上，孔子所作的《春秋》，是对《书》与《诗》的自觉延续。
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学者孔子、孟子和墨子都真诚地相信尧舜禹时期的真实性，对尧舜禹和三代以来的文明持强烈批判态度的道家在这一点上也无异议，《庄子》批判文明，不断回溯到尧舜禹时代（即儒家文明的典范时期）寻找时代问题的根源。自汉代以降，《尚书》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影响更是毋庸置疑。
儒家文明以尧舜禹为开端，这个时期所奠定的基本构架一直延续到近代，可以说三代以来的整个中国传统文明都是尧舜禹的注脚。这个文明的基本框架是：以农业文明为主的物质生产方式，父系血缘宗族家庭——社会的人际结构，仁义道德价值，以德配天命、以德治天下的政治理念。
上承尧舜禹以降三代文明的儒家文化具有很强的保守性，效法先王、崇拜祖先、尊重传统、遵循既有的典章制度是其重要特点。这个文化特性是中国传统文化得以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之一。儒家文化之所以强调“夷夏之辨”，具有保守的特点，是因为早在孔子开创儒家之前，完善的文化典范和悠久的文明传统已经被建立起来，因而孔子称自己“信而好古”，指出“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孟子认为“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尧舜禹奠基、经过汤文武周公等历代杰出政治家继承发扬的中国传统文明，与周边民族的文化相比，实在是最优秀最先进的文明。
正因为儒家文化的轴心时期在上古的尧舜禹时期，追慕和学习古代圣王，继承他们开启的仁义价值，成了儒家政治文化的突出特征。在三代文化中，已经形成了尊古传统，天下改姓易主时，“换汤不换药”，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照旧，从《尚书》和《诗经》中都体现出“奉天法古”的文化传统。例如，《尚书盘庚》记载，周代商“政用其旧。”《诗经大雅假乐》：“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旧章。”
儒家的开创者孔子自述“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又说“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乎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也”（《礼记中庸》），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孟子亦然，他曾指出，“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孟子离娄上》），他周游列国，“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孟子公孙丑下》），自觉“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孟子滕文公下》）。
“天命有德”和“以德配天”是整部《尚书》的核心价值，是儒家承传的古代政治智慧，尧舜禹是实践这些价值的古代圣王。
根据《尚书》对尧舜禹的记录可见，他们都是杰出的男性政治领导，是天下人父亲般的大家长。他们修身、亲人，实践仁义价值，敬天保民，以德治天下，制定历法，发展农业，治理自然，利用厚生，制礼作乐，确立人伦，建立制度，开启文明。
《尚书》中记载的后来的历代帝王，都是在尧舜禹所奠定的政治文化框架内运作；反其道而行者，即是违背天意，反道败德，被替天行道的有德者所取代，夏商周三代政权的更替，都遵循这样一种模式。
在《尚书·虞书》中，儒家承传的“内圣外王”之道的核心价值理念都已清晰表述无遗。这就是儒家文明的源头。仔细研究《尚书虞书》，可以发现孔子和孟子思想的来源。后来孔孟强调的“仁义”价值的内涵，也就是《论语》、《礼记》、《易传》和《孟子》书中的主要思想，在《尚书虞书》中都出现了。依据《尚书虞书》可知，早在尧舜禹的时代，中国建立了基于“仁义”价值的文明。
《尚书·虞书》记述尧舜禹人格正直，光明磊落，富于修养，齐家亲族；担当政治大任时，他们都能尊贤任能，安民惠民、柔迩怀远，平治天下。这样的政治就是“德治”，他们的作为就是“以德佩天”，“内圣外王”。尧舜禹一方面发展农业、改造、利用自然造福于人，另一方面建立典章制度，制作礼乐、规定赏罚，规范人伦。他们有大德，能孝亲，亲九族，爱民，保民，正德，利用，厚生。后来《礼记》中“大学”“中庸”篇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儒家文化崇尚的典范政治家尧舜禹昭示给后代儒者的人生道路。这就是“大学问”，是圣人之道。“德”首先体现为正直、刚毅、聪明、睿智、谦逊、恭敬、温和、宽厚、勤勉、善于反思、从善如流等等中正、平和、谦虚、积极的人格品质。有德者能孝亲、亲九族，从亲和有血缘关系的家族成员开始，推广到惠民、安民、保民，能这样做，就符合天命，就是“以德配天”，因而“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礼记中庸》中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仁”即是“德”，从孝亲开始体现，扩展到有益于社会全体成员；“义”指选贤能，这是从最高统治者的角度来谈“义”。实际上，《中庸》中对仁义的解释是对“哀公问政”的回答。“义”对统治者来说，就是应该选择有德有才、能有益于人民者出来担任要职、平治天下。“义”对于处在不同社会、家庭角色中的人有不同的要求。“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礼记礼运》）“义”即是规范人伦，所谓“仁以爱之，义以正之”（《礼记乐记》）。尧舜禹都是从“亲亲”、“亲九族”、“柔远能迩”体现“仁”的。德首先是自身良好的品德修养，能亲和人，造福于人。德的核心即是“仁”，即是对他人的爱与同情。后来，在《论语》中，孔子更多地谈论“仁”。“仁义”是圣人实践出来的价值，是由他们开创出来的贯穿着仁爱精神的和谐有序的父系血缘宗族社会。所以孔子特别强调“为仁由己”，“为政在人”，仁义道德全靠圣人君子的生命实践，没有这些道德精英的人格修养和人伦道德生命实践，“小康”和“大同”社会的政治理想就永远是镜花水月。
孔子对天命的认识与《尚书》和《诗经》“雅”“颂”部分所表达的思想完全一致。根据《论语》的记载可见，孔子深信天命的存在，自觉以德配天。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
“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
“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祷久矣。’”（《论语述而》）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
孔子十分敬仰古代的杰出政治领导尧，“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认为尧的德行足以配天；他继承礼乐文明，承担仁义价值，自觉进德修业，以待天命；他坚信天不可欺，必须以诚实对天，“吾谁欺，欺天乎？”在危难中，他坦然自若，相信自己的德行可以配天，能够得到天的护佑；在病患中，他反躬自问，一生无愧于天理良心，这就是他对天的长期祷告，所以他说“丘之祷久矣。”
孔子承前启后，集古典文化之大成，使得中国上古文明通过儒家学派得以延续。孔子之后，代代相传，又延续了两千多年，直到一个世纪前全面解体断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