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文化的“源”与“流”
作者：范立舟
2013年07月07日 来源：光明日报
《儒学·书院·社会》 肖永明 著 商务印书馆
桐江书院 资料图片
李弘祺（Thomas H.C.Lee）曾专论宋明时代书院、社会及地方文化的发展，认为在书院的刺激下，区域共同体内的教育发展和文化生活的丰富才有可能，区域共同体才有可能凝聚成一个在知识及信仰上与国家主流思想连为一体的社会，地方精英、家族组织的健全发展由此有了一个坚实的基座。就书院所发散的公共交往、学术传承与社会教化的功能而论，它是中国中古时期极为重要的文化媒介。肖永明的《儒学·书院·社会》弥纶群言，研精一理，对书院从知识生产到学术体系构建的功能，书院与新兴理学学术思潮之间良性互动的关系，引领书院发展的社会动力以及书院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均作出了思考。
一
书院史文化研究，有必要从文化与社会结合的视阈，讨论文化形态的产生与发展。如果文化是“流”，则社会之整体背景便是“源”，惟“流”与“源”之间的互动发展，构成文化之完整的社会—历史运动过程。本书对书院的兴起与唐宋之际社会文化环境关系的阐论深刻而准确。科举制度下社会流动的加速及社会成员对文化的崇尚，印刷技术的进步与文化的下移，官学教育系统的衰落和私学教育系统的兴盛，四者构成了唐宋之际书院勃兴的背景性因素。新理论—经典系统的形成总是伴随着新的知识生产—教育传播系统的诞生。在知识生产方面，儒学从先秦以降，历经汉代董仲舒、扬雄大一统叙述方式与重训诂、重家法的语言—历史解经学的混合，到宋代从解经方法、言说风格、文本写作等多方面摆脱了汉唐的正统模式，新辟出与时代相适应、贴近中下层社会的新风格。在知识生产创新的同时，儒学并非彻底与旧传统断绝，而是最终良好地实现了统合，如在经学这一专门的知识领域，旧的训诂解经方法与新的义理解经方法在更具时代性的话语中获得了整合。宋代以降，儒学有效地进行了科举改革、刻印书籍和讲学方式变革等全方位的文化运动，使得新的知识生产通过有效的途径再建文化的传承体系。儒学的知识生产与教育传播也统合为一个能动的系统，这里，书院的纽带作用清晰可辨。
二
书院作为一种新的教育制度的最终确立，使传统的教育发生了质的深刻变化。其作用不仅推动了教育由上层贵族垄断向下层社会的普及，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而且与宋代理学这一新兴的学术思潮互为依托，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强化了二者的存在价值与生命力，亦有利于理学精巧高深的经典解释学学术体系的建构与最终绝对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地位的确立。《儒学·书院·社会》回答了理学各学派为何均热衷于建置书院，理学为何要依托书院教育而展开这些令人关切的问题；认为理学教育理论的一大特性就是坚持道德教育与知识教育的一致性，体现为道德论与知识论、目的论与价值论的统一。而欲有助于此种学术宗旨与教育宗旨的实现，就必须使士与利禄相分离，学校与科举相分离。官学的废弃和腐败，已难以承担复兴儒学道德理想的重任，以追求知识和以道义为己任，惟书院能担当。理学学术思想影响并规范了书院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书院作为教育基地和学术中心，有着频繁和丰富的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反过来对理学学术思想的形成，也有深层次的促进作用。德国思想家洪堡（Von Humboldt）认为，大学是以纯学术研究为任务的教育机构，应实施普遍人性与个体化教育，要向社会提供具有完美人性的人。大学应兼顾研究与教学，不应受政府及其他外界势力的干扰，而应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和学校自治。通过本书的阐述，我们发现，宋代以后的书院至少初步具备了洪堡有关大学理念的要素。在书院里，导师有从事思考、研究、发表和传授其对“真理”探索结果的权利，不受其他规制或权威的干涉与控制。如此，方能促进学术与学术共同体的良性互动，方能更好地培育人才。
三
祭祀是书院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藏书、讲学一起并称为书院的三大事业。在书院活动过程中，祭祀活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祭祀功能不断发展、演变，成为维系书院文化极为重要的内容。本书深入探究了书院祭祀的文化内涵，指出书院祭祀活动本质上是文化传播的过程，它注意吸收官方儒学的祭祀形式，并根据其自身发展的需要，不断融合时代文化，注意保持学术传承。作为符号崇拜仪式，书院祭祀活动体现了儒家等级社会的特点，又在具体的典礼过程中融合了日常生活规范，在仪式中展现出多重社会意义。它不但为书院教育者提供了道德实践的场所，也通过符号形象阐释了儒家学术思想的时代演变。书院祭祀立足民间社会，向普通民众开放，为信息闭塞的乡村社会提供了一种可贵的文化传播途径。民众对于祭祀仪式的理解、吸收和传播，对于社会礼仪、道德规范和民间习俗都产生了持久而广泛的影响。书院祭祀与儒家道统一节，尤其彰显出作者的问题意识，其解析亦令人信服。
我们知道，唐宋社会转型下知识与意识形态正统体系的再建，是在中下阶层崛起、世俗化程度增强、地方获得较前代更加发育的背景中展开的。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与地方虽然在诉求上呈现出张力，但并不存在地方有意疏离甚至对抗国家的基本倾向。相反，唐宋以降的士商阶层，他们在地方经营的主导倾向仍然是寻求与国家意志的配合，在价值观上国家与地方表现出的是共建共生的诉求，这里面，书院起到的作用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国学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