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发展方式需要系统性的思考

2013年07月31日 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第3期 作者高梁：

　　一、发展方式和发展机制

　　转变发展方式，是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所遇到的突出矛盾。即：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产业结构缺陷（二产过大、三产滞后）；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总之是三方面任务：扩大内需、优化结构、建设两型社会。

　　这是当前我国工业化进程中诸方面问题的外在表现，它们自有其内在的决定因素。例如，国内消费不足的原因是贫富差距大，多数人消费能力不足，但关于贫富分化的体制原因和解决的办法，就有种种不同意见了。关于如何优化产业结构，一般认为应该大力发展三产和加快城镇化；也有人按照“从粗放到集约”的思路，主张以“彻底”的市场化改革作为“治本”手段。

　　经济发展机制是一个复杂系统，是内部各因素在多年运行中，相互作用与磨合而形成；它还取决于国家经济战略方针，这是个不断的政策试错的过程。今天是全球化时代，我国经济和国际市场高度互动，外部因素影响的权重也很大。如果不全面深入地考察经济运行的特点，如何转变发展方式，给出的“对策”就很难奏效。　　

　　二、经济发展机制的演变

　　（1）1980年代，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是国内消费需求拉动、轻工业和服务业驱动。市场化改革从农村开始起步，使得国内消费市场得以迅速扩张；前30年积累的重工业基础，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准备了条件。

　　（2）1992年后，改革开放进程加快，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私营和外资经济成分快速增长，国有经济比重逐步降低（2010年，国有经济占GDP比重降至22%）。经济增长机制，转为主要依靠出口和国内投资的拉动。

　　此时全球进入经济一体化。西方产业外移，国际市场扩张，为我国“出口导向”型增长提供了难得机遇。我国大幅度放宽外贸和外商投资政策，沿海的“招商引资、出口加工”模式，以空前的规模在各地推广。依靠低工资、低地价、低环境成本等“比较优势”，中国成为跨国公司的投资天堂和加工/组装基地。

　　2002-2010年，我国出口年增21%，投资年增24%，工业年增15%。工业品的1/4用于出口，出口工业品中50%为贴牌生产。目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达47%（最高时达67%），在1亿以上人口的大国中仅此一家。

　　外需拉动工业化加速发展，带动了城镇化加速。2.5亿农民工到沿海和城市就业，决定性地改变了城乡人口比例，并带动大规模的城镇基础设施与住房建设，相应地带动了工业装备需求和消费品需求的扩张。

　　相应地，企业的分配机制，从原来建立在统一工资基础上的按劳分配，转为今天的“按要素分配”。回顾80年代，宏观调控面对的主要是国有经济居优势下的“工资投资双膨胀”的通胀压力，而今日的宏观政策面对的问题，则是在经济高速增长中的“产能扩张与消费不足”的矛盾。

　　（3）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衰退，给我们的“出口导向”经济带来严重打击。2008-2009年为保增长速度，推出大规模投资刺激政策，带来国内住房价格的暴涨和巨大的通胀压力。这是一个重要的警示信号，它说明，我国工业以目前的产能和技术能力，继续进行平面式（或粗放型、数量型）发展的空间已经十分狭窄。在全球化的今天，照搬凯恩斯式的短期刺激政策，可能加剧经济泡沫化的风险。

　　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调整发展战略的思维。

　　三、全球化、产业结构和分配机制

　　近20年，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出口加工业的拉动，和国内基础工业扩张的支持。这既决定了我国工业的结构特点，也是导致国内分配差距拉大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1）我国工业，明显分为面向出口部分（如轻纺、机电、电子）和面向国内基础建设部分（如能源、原材料、建材、装备）两大块。

　　前者是由低工资“比较优势”支持的。其特点，一是外资占有重要地位（出口的60%由外资企业完成，电子通讯等高技术产品比例更高）、拥有很大的主导权与技术优势；二是“大进大出”，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和外部资源（及高端零部件和元器件）。呈典型的劳动密集型特征。

　　出口导向型产业的膨胀是区域发展差距拉大的重要因素。2007年，全部出口额的89%，由占经济总量55%的东部地区完成，东部省区外贸依存度达80%以上，而中西部仅为11-12%，近几年出口加工业向中西部转移。

　　（2）近10年来，投资占GDP的比重高达50%以上，投资总额中基础建设占60%以上，房地产又占基础建设的28-30%。2012年，GDP为52万亿，固定资产投资37.5万亿，其中房地产投资达7.2万亿。这是拉动重化工业扩张的主要因素。在跨国公司横行全球的今天，我们的重工业体系大体保持了独立自主性，这是计划经济时代奠定的基础，也是我国区别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不同之处。。

　　（3）尽管我国工业规模位居世界之首，但还是品牌小国，总体上处于技术追赶状态。高端工业设备或消费品高度依赖进口，或依赖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例如：2012年我国生产了11.8亿部手机、3.5亿部计算机、1.1亿台彩电（明显以国际市场为目标），但高端芯片的80%、液晶面板的70%靠进口，所费外汇以千亿美元计；年产轿车1000多万辆，但发动机等关键部件主要靠进口；高铁成就举世瞩目，但是轴承、轮毂、轴靠进口……等等。

　　1992年以来，在“融入全球化”口号下，各地之间展开以招商引资为主要抓手的GDP增速竞赛，相对忽视培植内生技术能力和自主产业体系，忽视自主开拓国际市场。

　　在当今全球分工体系中，西方跨国公司掌控着产业链/价值链中附加值高的环节——研发设计（专利品牌）、原料购置、订单管理及营销、储运、金融服务等，即“微笑曲线”。中国厂商处于其中的中低端位置，大体只拿到微薄的加工费。各方信息表明，OEM贴牌生产厂商总收益，仅占产品全球价值链的10%左右。

　　（4）经济全球化，发达国家在产业升级中，将部分产业（环节）向海外扩散，本土的“三产”比重不断上升。尽管美欧因“去工业化”和“寅吃卯粮”导致金融泡沫破裂和经济危机，但仍保持人均GDP数万美元。常识告诉我们，一国仅靠内贸餐饮旅游等传统三产发不了大财。西方高收入的产业基础，在于依仗技术优势和企业组织经营优势，占据了国际分工中的高技术制造和高端（生产）服务业市场。

　　中国工业总量的快速扩张，与西方服务业比重同步提高，绝非偶然。如果简单按国别类比法，要将我国“三产”比重人为提高到西方水平（从40%提到70%），明显不符合实际，而且三产中的大部分行业高度市场化，不能靠政府人为拔高。今天我们观察问题，不能脱离全球化的环境。

　　（5）对外开放对促进我国经济起飞功不可没。但由于对外资门坎过低、忽视“度”的把握，也出现了不少问题。

　　我国累计吸收FDI近1.2万亿美元，“三资”企业约占工业增加值的28%，并向流通、金融、服务、农业等基础与核心部门延伸，独资比重不断提高。在一些重要行业或领域，外资占据了主导地位。如作为支柱的家用汽车行业，产能80%以上为合资，本国企业被边缘化。跨国公司一度借“国企改革”之名企图并购我战略性装备骨干企业，危及国家经济与国防安全。

　　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导致国民财富流失，如合资企业中，外方多控制着投资、国际购销、财务、研发等实权，拿走大部分收益。

　　在开放中过分依赖技术引进、迷信外资的“技术溢出”，助长了政府和企业的急功近利心理，躲避艰苦的学习与自主创新，压抑本国技术创新能力。

　　（6）贫富差距拉大，大多数居民购买力不足。我国的基尼系数从1984年的0.24急剧扩大到目前的0.46以上，贫富分化的速度世所罕见。

　　不少人将贫富分化归因于腐败、国企垄断和城乡差距（这里不讨论财政问题）。实际上，国企中多数战略性制造企业的工资水平并不高，若干垄断性强的行业，国家也有权调节企业工资和利润分配。再说了，国企工人工资再高也高不过企业高管。改革是为了让广大群众改善生活，为什么看到部分国企工人收入高一些就愤愤不平，非要往下拉？至于说“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要靠改革解决”，暗示“全面私有化就可以缩小收入差距”，更是违反社会现实的说辞。

　　生产（所有制）决定分配。孤立地谈“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如果不带偏见地看问题，造成我国贫富差距显著化的原因至少有以下几点：（1）官商勾结的腐败；（2）私有经济的膨胀；（3）大量农民进城就业；（4）跨国资本大举进入。城乡差距待下文讨论。

　　中国二、三产业共有5亿就业人员（2012），只有6500万是公有制单位雇员。正式统计的7300万工业就业人员中，国企职工仅1/4。非公有制产出占经济总量近80%。2009年全部非国有企业的职工（含农民工）年工资约1.5万元，是国企职工的一半（国家统计局公报2010）。很明显，企业的分配机制已经服从“要素市场”规律，工资水平由劳动力供需状况所左右。

　　2.5亿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是整个工资体系的下限基准。另一方面，三资企业高管的工资是参照发达国家水平，这成为本国企业高管的参照系。即“工人向农民工看齐，高管向外资看齐”。三资、私营大中企业CEO年薪多以百万计，他们和底层工人的年薪动辄相差百倍。显然，我国的一次分配，是由内外差距、城乡差距的双重“二元结构”，形成资本与劳动的地位极不对等的“要素市场”。中国的收入差距扩大得如此之快，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市场化是在社会高度不平衡、不同质的环境下进行，另一方面则是过深地卷入了全球分工体系。

　　已出台或讨论中的改善分配的措施，如：扶贫、扶持小微企业、扩大社保医保覆盖面和提高水平、廉租房、“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如调低国企高管和垄断企业工资、调高最低工资水平）等。但根据当前所有制分布情况，对非公企业内部分配进行政策干预是隔靴搔痒，过快提高工资水平会打击出口加工业。在当前，遏制贫富分化的正途是二次分配，即对高收入和大额财产征收累进税，以充实社保基金和廉租房建设基金（变卖国企充实社保基金是败家子的主意）。这一制度在西方是天经地义，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连提出问题都如此困难，岂非咄咄怪事。

　　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是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

　　（1）我国“出口导向”型增长空间已近极限，产业升级迫在眉睫。

　　中国人口是美欧日俄人口的总和，出口量已居世界第一，其中轻工类制品已占有国际市场相当大的份额（如家电、纺织服装占世界贸易总量1/4-1/3，手表自行车等占70%）。亚太各发展中国家争相发展出口加工业，国际贸易条件趋于恶化。金融危机迫使西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从趋势看，国际市场扩张的空间已经有限。

　　30年前，中国人均收入仅200多美元，依托低工资成本走“国际大循环”道路是正确的。现在中国人均GDP已达到6千多美元，劳动力供需形势出现了根本性变化，工资上涨已成趋势。加上人民币升值，加工出口成本将不断推高。从长远发展计，我们必须从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位置，向附加值较高的两端（知识产权、国际营销与服务）伸展，在高技术层次的产业环节逐步增加份额。

　　产业优化升级，必须以自主的科技创新驱动。即：要靠中国企业（中国公民或机构所有并实际掌控的企业），主要依靠自己的高素质人才，参与国际产业链的高层次竞争。我们不仅要GDP，更要提升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如果继续“招商引资、腾龙换鸟”的思路、将产业升级寄托于接受外资的“恩赐”，就无法改变“国际打工仔”的地位。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长期满足于依赖他人的“短平快”式增长，就会将高端产业的控制权和本土市场永久地让给外资企业和西方国家，阻塞未来的发展空间。

　　（2）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是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相互促进的历史。发达国家主导着技术-产业进步潮流，并体现为国际竞争优势，即依靠对新技术的动态的垄断，从后进国家那里榨取“创新租”，此为高收入的根据。

　　后进国家的“赶超型”工业化，面临两个最基本的障碍：一是技术水平与创新能力的差距，即模仿学习、形成能力和产业化的节奏能否赶得上发达国家；二是市场障碍，即在本国市场已被外国高技术产品占领的情况下，自己的同等产品能否以有竞争力的性价比赢得市场；如何冲破发达国家以“自由贸易”为名对后进国家产业升级的压制。

　　迄今为止，只有日本、韩国等少数后进工业国家成功地越过上述障碍，实现了真正意义的产业升级。他们的共同经验是：自主型“技术立国”的指导思想；市场经济加政府指导、“官产学研用”协作的创新体制、强力支持创新-进口替代的政策（如禁止重复引进技术，鼓励逆向消化-自主创新的技术路线，适度的产业保护）。

　　以当代科技-产业革命的实践为背景的创新经济学，倾向于认为：加快技术-产业进步，需要形成有利于提高全社会整体创新效率的体制和政策，即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它要求从科研、产品开发到市场实现的全过程，综合运用政府指导、市场激励等手段，发挥科研机构和企业各自的优势，并实现高效的协作。以为只有“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才能实现“从粗放到集约”转变的观点，是片面和过时的。

　　（3）从依靠“招商引资”到依靠创新驱动，是发展战略思想的根本转变。从2006年起，中央就提出这一问题，但指导思想的转变很不容易。

　　后发国家的产业升级是需要长期努力的过程，不可能立竿见影，需要着眼长远、培养队伍，脚踏实地。产业升级不仅仅是要培养几个“高技术战略产业”，而是要全面提升我国各行业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力、抓住各种可能的机会；需要调动社会各领域、各层次、各地方的能力和优势，综合发挥政策和市场作用，排除障碍，形成协同效应。

　　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工业化城市化尚在进行时，产业结构呈多层次状态。各地发展不平衡，结构的优化升级不可能步调一致。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多种发展方式并存是必然的。关键在于，要从指导思想的调整开始，启动工作重点的调整。

　　（4）产业升级，收入分配，两型社会

　　推进自主的产业升级，将有助于充分发挥本国中高级人才的作用，为新一代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将有助于提高本国工业增加值，从而提高工业利润与白领的工资，改善国民收入一次分配格局（将“图钉型”改为“金字塔型”格局），此为缩小收入差距的一条根本之策。

　　转变发展方式，要求扭转“高消耗、高污染”，促进节能降耗与环境保护。要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途径是工业技术进步与推广。只有采用广大企业与家庭承担得起的新技术与产品（国外技术进步很快，但要价过高）、换言之，只有当中国企业掌握了关键技术的研发能力与知识产权，才能降低新技术新产品的价格，才有条件推广。

　　（5）工业化带动城镇化，二者相互促进。但片面强调“加快城镇化拉动内需”是有问题的。

　　一般认为，城市化对内需的拉动作用是：城镇人口增加引致三产就业增加（有人认为城镇总就业中公共服务占40％多），拉动消费品需求扩张；城镇扩大要求基础设施建设（路水电通讯网络）扩张，据研究城镇人口每增一人需基础设施投资6-10万元。加上住房需求，将拉动钢铁建材、装备制造等工业。

　　首先，近代城市化多是由工业的发展，带动商贸运输金融等业的繁荣。城镇化本身可引致三产就业的扩大，但如果没有实业作为支柱，仅靠低水平的商业餐饮之类，带动的就业空间毕竟有限，附加值也高不起来。这已经有很多实例。

　　一些发展中国家，大量农民失地进城又找不到工作，形成庞大的贫民窟，这样的“超前”城市化不过是将原有城乡二元结构转变为城市贫富二元结构，社会矛盾比原来更显著、更尖锐。

　　其次，关于城镇扩张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拉动”。城市及其区域的基础设施具有公益性质，所需投资巨大且回收期过长，其中一部分无法收回（如供排水管网、地铁）只能靠城市财政支持。归根结底，是实业拉动城镇建设，而不是城镇建设拉动实业。如果不顾客观条件，强行用缺乏根基的超前的城镇建设“拉动内需”，其结果必然导致呆坏账的累积，难以持续。

　　与此联系的是房地产问题。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迅速改善了城市居住条件，但房地产的金融筹码功能同时被放大。各类投机资本（含境外热钱）不断抬高大城市房价，带来惊人暴利。这就造成一些地方不顾本地实际，放弃发展的实业目标，招商引资搞土地财政，大干快上建新城。大而无当的豪华公共建筑、无人居住的“鬼城”遍及全国各角落。

　　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合作的房地产链（征地-土地基建-卖地-房产开发交易），各环节包含了财政和灰色收入的利益，诱导各地挖空心思占农地，而新城区又缺乏足够的就业吸纳能力，导致失地农民不断增加；占地补偿成为政府与城郊农民矛盾的焦点。

　　“4万亿”政策出台后，“保18亿亩耕地红线”不提了。2008-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总面积为16.3万公顷、20.9万公顷、42.8万公顷，2009年土地出让总价款1.6万亿，2010年为2.7万亿，城市“卖地”收入平均占地方财政收入60%（10年前为10%）。地方政府拿了地再融资，有的城市举债达千亿。“建城热”造成惊人的土地浪费。2000-2010年，城市人口增长26%，而城市面积扩张了50%，除一线大城市外，全国城市的平均人口密度远低于西方国家。

　　显然，“以城镇化拉动内需”已强调得过分，隐含着泡沫风险和发展道路的陷阱。一些人热衷于此是出于眼前和局部利益的考虑、甚至私人利益的考虑。房地产与城镇建设的畸形繁荣，绑架了银行与地方政府，助长了腐败，加剧了官民矛盾和贫富分化，存在巨大的金融风险，并威胁长远的粮食安全。

　　五、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

　　我们处于从传统农业国转向工业国的阶段，城乡关系正在经历深刻的历史性变革。有几个基本问题，需要通盘考虑：我国工业化城市化道路的特点和非农就业的增长空间；农民转市民、耕地转城市用地的体制和政策；维护农业和耕地、保14亿人的粮食安全；广大农村的基层治理和社会建设。

　　（1）近十几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三农”问题突出，其根本原因是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小农的比较收益恶化。中国人多耕地少，小农生产的潜力已基本挖净。分散经营使农民在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在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小农无法与美欧大农业竞争，农产品涨价的空间有限。乡村治理流于缺失（其部分原因是多数乡级财政枯竭），基本的医疗教育服务、金融服务弱化，抬高了农民开支。

　　户籍制度不限制居民流动，“二元体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

　　（2）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国际市场的波动，影响一大片农民工的就业前景。多数尚未在城市站住脚的农民工（就业住房社保及各项权益），在家乡的耕地承包权和自有住宅，在较长时期内还是他们的保障和退路。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是维护农民土地的平等权利的社会稳定器。另一方面，耕地承包权事实上相对固定化，在农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又有将这一权益“变现”的客观要求。目前各地进行的承包土地“确权”和实际进行的各种形式的“流转”，对土地要素的合理配置（如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缓解城市合理用地困难）和维护农民权益的的作用是复杂的。关键是要防止以“城镇化”为名搞圈地、防止农村出现土地关系新的不平等、给农民工留足退路。

　　（3）由于国内工农业劳动的收益差别，农民向城市的流动趋势还将继续进行，农业的“副业化”不可逆转。目前很多地区的主要问题，是务农人力短缺。鼓励规模化的“家庭农场”是出路之一。但由于中国有很大一部分耕地不适宜大型机械耕作，如何提高这些农区的务农收入，以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将成为重要问题。政府拿出财力“反哺”农业，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本意。

　　中国小农经济的出路：如果靠资本下乡“公司＋农户”，将固定小农的低收入状态；发展新型合作组织，则当前农民自组织能力稀缺，亟待加强乡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村民自治”的尝试，效果如何是值得怀疑的。一些地区（如成都、重庆等地）在进行“统筹城乡综合改革试点”中，注重支援与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加强乡村治理工作，探索新型合作方式等。这对广大乡村社会建设，意义重大。

　　（4）为减少农民进城的制度摩擦，改革城乡户籍分管体制是必要的。但城乡户籍分管的背后，是两类居民不同的保障制度——城市居民享有养老医疗等社保权益和子女教育的便利，农民则有耕地承包和宅基地使用权。一些有条件的大城市动用自身财力，为辖区内农民“转市民”提供相应的权益，同时置换出相应的农地。但农民的跨省区迁徙定居（如四川农民到珠三角落户），则因沿海和内地省份财政实力的差异，难以实行。建立“覆盖全国城乡的社保医保”体系的主张，在6亿人的现代部门和7亿人的“传统农业部门”并存的今天能否实行，其前提是计算国家财力和提高财政汲取能力。欧美发达国家过分优厚的社保体系带来的副作用有目共睹。

　　中国是人口大国，是工业化的后进者，在发展中遇到的特有问题，靠照抄西方先行者的经验是不够的。受制于基本的社会经济条件，考虑到兼顾经济发展、社会政治稳定的要求，从小农社会走向现代工业城市社会，需要一个历史过程，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宜急于求成。

　　六、小结：调整发展战略和体制创新的思维

　　综上所述，“转变发展方式”包含着经济发展战略思想的调整。目前的发展格局与结构，是既有的发展路径长期实行的结果。这一发展路径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也形成了特定的利益格局与思维惯性，使人看不清环境与条件的变化和调整的必要性。“转变”需要时间和付出努力。

　　确立“从成本优势转向争取技术优势”的战略思想。保持经济增长速度是必要的，保增长要施展组合拳。但从长远计，根本的任务是从眼前做起，以自主技术创新为关键环节，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改革开放政策应该为这一战略目标服务。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是发展中的大国，资源紧缺、地区差距大。我们是在高度开放的条件下搞改革和建设。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社会的稳定，是现代化建设的前提。必须强调“社会公平正义”与“共同富裕”的核心理念，注重协调官民、贫富、地区、城乡等关系。当前有必要节制资本权力的过度膨胀、强调关怀劳动大众的利益，强调政府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和改进政风。

　　公有制主导与多种经济成分竞争。经过30年市场环境的锻炼，我国目前形成公有、民营、三资企业对等竞争的局面。中国60年来依靠本国人民的辛勤积累、建立起具有相当规模和水平的工业体系，这是作为追赶型的工业得以在国际竞争中保持独立自主的支柱。现有各行业国有骨干企业，集中了我国70%以上科技人才和资源，是国家产业优化升级的基础，自主创新的中坚，国防安全的屏障。国有经济改革与战略性调整的任务已大体完成。今天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不是继续“国退民进”，而是要通过提高管理水平，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作用。

　　市场和政策指导、自主性和开放性的平衡。推进自主型产业升级，面对外部的不对等竞争，政府有必要对特定产业给以适度的支持和保护，而如何把握支持保护的“度”十分重要，保护过度则企业失去活力，不保护则处于幼稚期的本国企业难有胜算。需要综合运用市场竞争与政策两方面的作用，这就需要较精细的体制与政策设计。要处理好开放、发展、安全的辩证关系。开放要以不损害国家主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利益为底线，要为未来的产业升级预留空间。

　　2013.3.12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