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鲁迅与许广平的“三一八”记忆

作者：陆建德

2013年07月31日 来源：东方早报网 

　　鲁迅曾鼓动青年走掀翻桌子、厨房放把火的决绝道路，但是出于私情，也不想见到熟人因此吃亏。他在1925年4月14日给许广平信上承认：“我有时也能辣手评文，也尝煽动青年冒险，但有相识的人，我就不能评他的文章，怕见他冒险，明知道这是自相矛盾的，也就是做不出什么事情来的死症，然而终于无法改良，奈何不得——姑且由他去吧。”在公开场合，他未必会这样说。如果不是熟人，就无所谓吗？1925年女师大“驱羊（杨荫榆）运动”过程中，鲁迅发表了大量杂文引导许广平一派学生冒险。《华盖集杂感》（作于1925年5月5日）中有一段关于“爱”的文字就是明明白白的战场指令：“无论爱什么，——饭，异性，国，民族，人类等等，——只有纠缠如毒蛇，执著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者有望。”鲁迅好说反话，读者当然不会相信，许广平爱他，日日夜夜无时不刻像毒蛇和怨鬼。作为学潮幕后主使者，他在信上用的是“爱”字（而非“恨”），即使信件受检查，也难以立罪。许广平知心贴己，知道“纠缠如毒蛇，执著如怨鬼”就是鲁迅推荐的“战斗法”。女师大学潮中的少数学生能迫使杨荫榆在8月初辞职（以及后来章士钊出逃），所依赖的就是“爱”的胡搅蛮缠。教育部软弱，警察见了大小姐们抖抖索索，故而她们一次次履“险”如夷。她们陶醉于自己的权力，在1926年的“三一八”事件中猛醒。

　　这次惨案是鲁迅大理石雕像的黑色基座，但是鲁迅与许广平两人在“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的经历却又一次证明了鲁迅所说的“自相矛盾”。

　　先交代一下那年头两三个月师生二人如何乘风破浪。女师大已经在1925年11月底复校。次年1月2日，许寿裳和鲁迅等十四人召开女师大维持会会议，贯彻学潮初衷，提议由国民党在京头面人物之一易培基出任校长，并派代表四人敦促当局批准，政府照办，很快由内阁会议通过任命。10日，校务维持会再次开会，决定组织全校大会欢迎校长履新。13日上午，许寿裳主持女师大欢迎会，鲁迅和许广平分别代表校务维持会、学生自治会致辞。许寿裳于1924年年初因学潮离开女师大，现在，继任者早成了落水狗，连叫都不敢叫，新校长就职由他主持，这是何等的幸福。当晚学生自治会举行文艺晚会，纪念反杨宣言发表周年，女师大的派系斗争终于圆满收场。会稽乃报仇雪恨之乡，贱奴杨荫榆何足道哉，何足道哉！1月17日，教育部发表“复职令”（“兹派周树人暂署本部佥事，在秘书处办事”），意味着鲁迅告教育部（章士钊）已经胜诉。次日，鲁迅到教育部复职。是月鲁迅两次收到教育部“奉泉”。2月12日，鲁迅又收教育部“奉泉”二百三十一元。“三一八”前一天，他在日记里记载：

　　上午往中大讲。往平政院交裁决书送达费一元。得寄野信并稿子。下午访李小峰。往《国民新报》编辑会。朱大枏、蹇先艾来，未见。晚紫佩来。

　　这是忙碌的一天。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平政院的裁决书于3月23日下达，宣布章士钊对鲁迅的免职处分“系属违法，应予取消”。31日，国务总理贾德耀还训令教育部执行裁决。教育部两个多月之前已经让鲁迅复职了。政府的渎职无能，无以复加。

　　3月12日，正与奉系作战的冯玉祥国民军在大沽口向日舰开炮，日方认为违反了《辛丑条约》，联合英、美等七国于16日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方撤除大沽口军事设施，两天内答复。“大沽口事件”给国民党提供了挑战、颠覆政府之机。第二天，北京一些市民、学生借外侮向政府发难，集会抗议，引发流血事件。3月18日上午，规模更大的示威在天安门举行。

　　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1961）记载了“三一八”那天的经过。这段文字如送交1926年直面“惨淡人生”的鲁迅审查，大概是不允公开发表的。“真的猛士”也不是一味的质直：

　　我还记得“三一八”那天清早，我把手头抄完的《小说旧闻钞》送到鲁迅先生寓处去。我知道鲁迅的脾气，是要用最短的时间做好预定的工作的，在大队集合前还有些许时间，所以就赶着给他送去。放下了抄稿，连忙转身要走。鲁迅问我：“为什么这样匆促？”我说：“要去请愿！”鲁迅听了以后就说：“请愿请愿，天天请愿，我还有些东西等着要抄呢。”那明明是先生挽留的话，学生不能执拗，于是我只得在故居的南屋里抄起来。写着写着，到十点多的时候，就有人来报讯，说铁狮子胡同段执政命令军警关起两扇铁门拿机关枪向群众扫射，死伤多少还不知道。我立刻放下笔，跑回学校。

　　许广平被鲁迅留了下来，一直乖乖地在南屋抄稿。其实，她从来不是那么听话的人。看来他们此刻有默契。通过师生间的问答，许广平还暗示，鲁迅事前并不知道那天的重大抗议活动。这可能失实，暂不论。

　　如果许广平是上午八点多到的，十点多闻讯即跑回学校，那么她在鲁迅家待了约两小时。然而许广平记忆有误，她缩短了自己做客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胡同21号的时间。

　　前一天晚上，许广平已有不祥预感。事后回忆此事，她断定枪杀学生是故意布置好的。她抱怨，国民党人士明明知道会有流血事件，还“不动声色的叫我们去”，这一层意思与陈源对未到现场的“三·一八”事件策动者（如徐谦）的批评相近，不见于鲁迅一系列单向度问罪政府的文章。许广平1960年4月17日对电影《鲁迅传》创作组说：

　　在“三·一八”前，我们去访问于右任。于右任带着煽动性的对我们说：“你们尽管去，黄花岗烈士中也没有一个女的，你们去干吧。”他一再鼓动我们去当女烈士，我们一听，就“寒心”了。

　　当时于右任是名流，国民党在北京的有名人物。段祺瑞诱杀的阴谋可能他早已知道了，但他不动声色的叫我们去。

　　在“三一七”晚上，在女师大的一个院子里，加入国民党的几个学生在相互说话，相约明天要穿厚一点的衣服，可能挨打，穿厚了可以顶枪棍，水龙头浇，可见他们已晓得什么消息了。但我是学生会的人，他们没来通知我们，听见这种话，心里大不高兴，但当时也想不到会开枪。

　　国民党重要人物已经知道游行的危险，还故意鼓动学生对抗，是出于冷血的政治动机。许广平忘记了自己在其他地方说过，她在1926年已有国民党身份，“相互说话”的几个人里，应该还包括她本人吧。但是许广平在同一场合还说，她和刘和珍是“无党无派”，这句话，对她自己而言，只适用于1925年5月底（大约）之前。除非记性极佳，最好自始至终说实话。许广平的前后不一致，又证实了这条箴言。

　　鲁迅关于惨案的一系列文章太有名了，普通读者（如中学生）一般不大会问，上一年在女师大“驱羊运动”中总是冲锋在前的学生自治会总干事许广平是不是也在现场。天不怕、地不怕的许广平本人对此是敏感的，可能还为缺席责备自己。鲁迅保护了她，她心里却不踏实，记忆中还有一些现在已不为人所知的细节，与她和鲁迅作对。不妨想象一下：那天早上大队集合前她赶到鲁迅家，必定跟同学打过招呼（不然就是临阵偷偷逃脱）；留下来也合她愿望，情人幽会自有一套“非关理也”的程序，“抄书”的名目让人心安；得知事发，她跑回学校，听说自己早上走开后刘和珍（学生自治会主席）在焦急等她归队，她勉强解释，话也说不利索；与她同属一个国民党组织的同学，眼光里流露出深深的失望和责备；甚至，想到死伤的同学，她反观自己偷安，幸福感还未完全消退，突然想找个地方躲起来。现在（1960年），很多亲历者都不在了，上述并非不可能的细节也被发配到潜意识的暗处，她的记忆把她拉回到那一天，不由自主地减少了在鲁迅家的时间，讲出了一个不那么让自己和读者感到尴尬的新版本。

　　“三一八”大会经过广泛动员，上午十时在天安门广场开始，几位领导人物先后登台发言（还有一些激励复仇的举动，如挥舞前一天因“请愿”受伤者的血衣）。大会通过“驱逐八国公使”等八项最解气的决议之后，部分参加者向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进发，摩拳擦掌，准备冲击理应受到法律保护的国务院，不获全胜，决不罢休。政府行动的能力受制于现实政治中诸多条件（一个斯诺登还收容不了），而1926年的北京政府内外交困，任人欺侮，几无实现最低统治程度的实力，要强迫这么一个泥足侏儒与八国断交，目的不是解决外交危机，驱动力也不是爱国心。试设想：“革命群众”获准涌入执政府大门，立地成佛，没有任何打砸抢等暴力行为（！），八项决议全部认可，政府自行解散，请愿成功；英雄们立即分头赶到八国使馆，一鼓作气“驱逐公使”，遇到洋人抵抗，他们勇敢冲杀，又有几个克林德倒毙；北京城狂欢数日，疲惫了，静候八国联军再次光临（除非请愿者热狂相信必须“驱逐公使”，才会有此局面。更大的可能是段祺瑞政府一旦解散，有望掌权者争相向八国求和示好。“驱逐公使”之类蛮横而且绝无可能实现的“爱国”要求是比枪炮更有杀伤力的夺权利器）。无论如何，四十七人死亡，府院卫队负有最大责任，即便面对暴徒，也应该具备驱散、制服或逮捕的种种手段，执政者无能便是罪恶。同时，如许广平所言，这一结局也正是国民党（于右任等人）暗中所求，他们掌握了道德话语权，是最大的赢家。

　　惨案发生于下午一点半至两点之间。消息一路传到女师大，要费不少功夫，等同学从位于石驸马大街（今新文化街）的学校赶到阜成门内通报，那就更晚了。许广平在鲁迅的南屋“抄书”，时间要比她所说的长得多，她离开时不是“十点多”，而是下午三四点。

　　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里也写道：“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前半句话是可以存疑的。本文前面所引鲁迅3月17日日记中“往《国民新报》编辑会”几个字可能出卖了他。《国民新报》是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的宣传喉舌，1925年年底开始发行，鲁迅参与副刊的编辑。国民党北京党部16日晚就决定在通牒期限之前举行大规模示威，会上由鲁迅的熟人顾孟余作报告；17日下午又议决第二天在天安门召开反对最后通牒国民大会，这一切并不保密。鲁迅在这非常的日子接触了不少人，又参加《国民新报》的编辑会，而该报恰是第二天请愿活动的发动机构之一，要说会上的议程与时局无关，与会者“莫谈国事”，恐怕无人相信。当时北京城里的空气紧张得就要爆炸，消息灵通、与国民党上层人士交往颇多的鲁迅居然要到“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几乎是个奇迹。

　　但是，他记述得到惨案消息的时间（“下午”）倒是准确无误。许广平在回忆“三一八”时再读一读常见于中学语文课本的《纪念刘和珍君》，就可以避免“十点多的时候”这样的失误。不过，这是一篇她所乐意不断温习的文章吗？不一定。正气凛然的文字是写给公众看的。在鲁迅与许广平之间，还有关于那一天的私密记忆，有创伤、内疚，还有更复杂的情感，包括对国民党方面个别煽风点火的领导人物的怀疑（起码照许广平后来的揭露）。

　　鲁迅没有必要在《纪念刘和珍君》（或同一题材的其他杂文）里提到许广平，而读者也不会想到那天他们厮守在一起。在当天的日记里，许广平的名字也未出现：“十八日 晴。上午寄小峰信。下午有麟来并赠糖食三种。夜鲁彦来。得秋芳信。”鲁迅在三月的日记里提到许广平一次，那是在六日：“晴。晨寄霁野信。往女师大评议会。上午得凤举信。旧历正月二十二日也，夜为害马剪去鬃毛。” “害马”就是许广平，她那晚留宿了吗？“剪去鬃毛”四字不雅，权且理解为理发或剪下一缕青丝留念吧。

　　倪墨炎与陈九英在合著的《鲁迅与许广平》里提供了一条关于“三一八”的消息：

　　当天下午，在女师大图书馆工作的许羡苏赶到鲁迅家里。告诉了惨案发生和刘、杨牺牲的事。鲁迅和许广平都非常震惊，立刻赶到学校。许寿裳将自己目睹刘、杨遭枪杀惨状告诉鲁迅，鲁迅悲愤交加。据许羡苏回忆：“过了三天，我去看鲁迅先生，他母亲对我说：‘许小姐，大先生这几天气得饭也不吃，话也不说。’”

　　在下午赶往学校的路上，他们心慌、腿软，多少念头掠过两人的脑际！这是他们一生里最艰难而且难以言表的时刻。“饭也不吃，话也不说”，恐怕不仅仅因为外部的敌人如段祺瑞和《现代评论》派。鲁迅的内心，也有一片黑暗，也有一些得慢慢消化的杂物，像他那样自知的人，不可能不知道。他一再“煽动青年冒险”，这回抗议活动终于闹至不可收拾。在他干预下“害马”的性命得以保全，然而存活下来，元气大伤，迟早要付出代价。再者，死者当中还是有他“相识的人”，因而特别难过，甚至隐隐感到背叛、偷生之耻。她们会“执著如怨鬼”死死纠缠吗？不过，在那些日子里，习惯性的姿态还需保持。只见他积聚起堂堂的正义感，披上坚硬的盔甲，登上公共论坛一次次厉声谴责恶人。但是他也发出与“真的猛士”不甚协调的声音。轻叩“怯弱者”、“苟活者”等词，背后并非没有自我怀疑、自责乃至沉痛的回响。

　　如果鲁迅不把自己放进惨淡人生的宏大图景，直面之后，还是收获不到与他的天才相称的洞察。幸好他的思考并没有在自己的偏私和“自相矛盾”面前止步。许广平“三一八”记忆里一个小小的偏差让读者看到她内心里柔弱的部分，她想回避，略为文饰，结果是欲盖弥彰。或许读者可以从她的顾忌中约略窥知两人“三一八”经历的真相，从而试图重新理解在有点模糊的真相的压迫下扭曲的文字以及文字背后挣扎的魂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