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足迹的艺术书写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四题

作者:李 准

时间:2011年05月17日   来源:人民日报

　  从1981年电影《南昌起义》的放映算起，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创作已整整走过了30年。

　　这里所说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有别于通常的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首先它是以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革命领袖人物的重要革命经历与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为主要表现内容的；其次它是以真名实姓的革命领袖人物为作品主要人物形象的；三是必须坚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四是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和革命的价值取向。从某种意义上讲，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出现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文艺家创造出的文艺新样式，是对人类文艺的新贡献。

　　由于特殊的规定性和创作要求，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一出现就引起人们的关注，并很快成为我国影视乃至整个文艺发展新的增长点。概要地讲，30年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是起步阶段，以1982年的电影《西安事变》和1987年的电视剧《秋白之死》为代表显示出独特的思想艺术魅力；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出现第一次高潮，以电影《开国大典》、《周恩来》、《开天辟地》、《大决战》、《大转折》为代表，标志着重大题材大片的出现和整个中国电影大片时代的到来；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是第二次高潮期，以电视剧《周恩来》、《开国领袖毛泽东》、《中国命运的决战》、《日出东方》、《延安颂》为代表，标志着优秀重大题材电视剧已成为中国各门类文艺作品中最具革命史诗品格、影响也最大的品牌；2005年至今以电视剧《八路军》、《恰同学少年》、《解放》和电影《太行山上》、《建国大业》为主要标志，重大题材影视剧创作进入多样化发展时期。三十而立，今天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长足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坛一道特别亮丽的风景线。特别是在面对全球化浪潮越来越深入，面对各种文化的挑战，重大题材影视剧在艺术地还原革命历史的本来面貌、真实地发掘革命传统与时代精神的内在联系方面有着不可取代的独特认识作用，一部《长征》的影响之大胜过几十本教科书；重大题材影视剧塑造领袖形象的成功、追求真正史诗品格的努力更成为整个文艺发展繁荣的推进器。

　　当然，作为一种新的艺术样式，发展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30年中，重大题材影视剧在创作出一大批优秀作品的同时，也出现了相当多的缺乏思想艺术感染力的平庸之作，在收获宝贵经验的同时也有一些教训需要总结。

　　在我个人看来，这些需要总结的经验教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进一步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四个环节。

　　正确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写的现代革命领袖，对“大事不虚”的要求要严格得多，因而对创作者的历史认知能力和艺术想象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长征》、《延安颂》、《大决战》等片子之所以能拍得那样真实而又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就因为主创人员在把握历史和艺术想象上都有扎实的功力，并且有着严肃的创作态度，在严格忠于重大史实与艺术细节的精彩虚构相结合上下足了功夫。

　　有些创作者缺少应有的艺术提炼和想象能力，对历史也没有深入了解，只是看了几本地方史志和回忆录就动手拍片，结果使片子缺少起码的艺术感染力和吸引力，片中呈现的历史也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样的片子即使播出来又能有多少人看，其作用和影响又从何谈起？另有些创作者既不在把握历史上下功夫，又缺少对革命历史的敬畏之情，在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描写和对重要历史人物的定位上搞随意虚构、随意拔高或贬低，偏离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损伤了作品应有的历史文化品位。还有些创作者，为了热闹和讨巧，在正面反映头等重大历史事件的作品中，故意让虚构的基层人物处于叙事中心，把真实的领袖人物的戏推到很次要的位置，到头来热闹是热闹了，应有的历史美学品位大受损伤，所谓“重大题材”也几近于有名无实。这些作品的教训同样告诉我们，从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必须同时具备感知历史与艺术表现两个方面的基本功，正确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辩证关系是提高重大题材影视剧创作水平的基础性条件。

　　坚持以塑造革命领袖形象为中心

　　艺术创作的中心是写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创作也不例外。革命领袖形象塑造的成功与否是带动整体的中心环节，也是全剧思想艺术成就达到何种水平的主要标志。为什么只有上下集的《秋白之死》至今令人难忘？因为它把瞿秋白那胸襟坦荡、坚贞不屈又严于自我解剖的独特人格魅力刻画得入木三分。《长征》为什么能产生那样热烈而又深远的影响，以致在海外国外都受到那么多的好评，最重要的原因是它对毛泽东的挑战性格和无畏气概、周恩来的相忍为党和清醒者的痛苦作出了崭新而又精彩的艺术呈现，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形象塑造上达到了新的水平，创造了新的经验。其他像《日出东方》中陈独秀的激情与执拗、《陈赓大将》中陈赓的寓勇敢于幽默、《上将许世友》中许世友的直率得令人又爱又怕，都以人物刻画照亮全剧，也赢得观众对影片的喜爱。这些领袖形象的成功塑造也为整个影视剧人物画廊增添了新的光彩和高度。

　　然而，也许由于艺术功力不够，也许因为存在着功利目的，总是不断地有人在重大题材影视剧创作中重事件轻人物、重功绩交待轻性格刻画，特别是有些传记体的作品，在写事件过程中又只写功劳而不敢或不愿写矛盾冲突和失败，其结果把全剧写成了先人的一个记功簿，人物形象淹没在了评功摆好的过程叙述中，看似为主人公树碑立传了，其实这些功绩叙事会与整个片子一样很快被人忘掉。另有些创作者也很想刻画领袖性格，并致力于描写性格冲突，但由于不能从整个时代潮流的格局中审视作品主人公，不能从文化人格高度来把握领袖形象，只能浅尝辄止。它们的遗憾，都在呼唤着更多优秀艺术家投身到重大题材影视剧创作队伍中来。

　　不断提高发现和创新的能力

　　任何优秀的文艺创作都是对历史或现实的一次新的精神发现和审美发现。创新是艺术的生命。重大题材创作更是如此。比如《秋白之死》对瞿秋白内心世界的发现和用《多余的话》作内心独白的手法创新，《周恩来》对周恩来“集天下之忧患于一眉”的形象美的发现，《长征》在表现长征精神上的形式创新，《恰同学少年》对乱世中助人才成长的那样一种教育理念的创新表达，《解放》和《解放大西南》对历史发展加速度常常超出人们意料的发现，30年来正是这些具有标志性的创新与发现推动着重大题材影视创作不断地迈出新的步伐。它们的成功证明，一部有发现和创新的优秀之作胜过许多部一般性作品。

　　勇于发现和创新还是解决创作难题的必由之路。比如延安时期毛泽东与许世友的关系、毛泽东与贺子珍的离异，一直被视为重大题材影视创作中的难题，无人敢正面描写。但《延安颂》的创作却是迎难而上，超越单纯的夫妻关系、从两种文化身份的差异上写贺子珍的离去，超越简单的政治是非、从两种文化人格的强强碰撞中写毛许冲突的产生与解决，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没有损伤三个人的形象，反而更真实有力地反映他们对革命的忠诚和各自的性格光彩，把题材上的难点变成了作品中最耀眼的亮点。认真总结这种宝贵经验，举一反三，有助于提高发现和创新的能力，把更多的难点变成新的生长点。

　　坚持以史诗风格为主导，进一步推动风格、样式的多样化

　　由题材自身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所决定，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的风格、样式的布局中，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正剧样式，特别是像电影从《大决战》到《太行山上》、电视剧从《长征》到《解放》这种在忠于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正面凸显国家民族革命感的史诗风格，应当居于主导的地位。过去是如此，以后还是如此，关键在于要不断攀登追求史诗品格的新高度。

　　同时，按照艺术规律的要求，重大题材影视剧的风格、样式又应当是多样化的。30年来，像《秋白之死》采用悲剧样式取得的突出成功，电视剧《生死之恋》对散文诗风格的成功尝试，电影《邓小平·1928》和电视剧《英雄无名》对悬疑剧样式的大胆借鉴，《恰同学少年》和刚完成的电影《秋之白华》将青春偶像剧样式引入重大题材影视创作中，都让人眼界为之一开，为风格、样式的多样化作出了贡献。但总的说来，重大题材影视剧风格、样式的多样化还处在初级阶段，为更好实现创作的多样化繁荣发展，还要继续创造更多的风格和样式。

　　如果把重大题材影视剧的发展比作一个人的成长，30岁还处在青春期。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我们有理由期待，以纪念建党90 周年为契机，重大题材影视剧创作将推出新的优秀作品，创造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