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我国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作者： 赵云田

2013.11.18来源： 中国文化报  

赵云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有《清代蒙古政教制度》、《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等作品，主编《中国文化通史·清前期卷》、《中国社会通史·清前期卷》等

　　清前期，本文指清初至1840年（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以前的这段时间，是我国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时期。国家统一，加上交通事业的发达以及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使不少汉族人口迁移到少数民族地区，也使很多少数民族人口迁移到汉族地区。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得到进一步发展。

　　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

　　清前期的一些皇帝学习汉族文化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如顺治帝为了吸取历史上的治国经验，发奋阅读汉文书籍，深受汉文化熏陶，对于儒家“文教治天下”的道理有深刻的领悟。康熙帝更是注重对汉文化的学习，他请经筵讲官（为皇帝讲经史之官）讲解四书五经，还背诵儒家经典，编纂汉文书籍。满洲贵族和八旗子弟也系统学习汉族文化，使满族的文化水平在总体上有了提高。在民间，许多满族人逐渐使用汉语，生活习俗和汉族越来越接近，特别是一些节日比如端午节、中秋节等的习俗，越来越接近汉族人。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满族中涌现出不少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纳兰性德、博启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满族文化对汉族的影响也很大，集中表现在语言、服饰等方面。清初东北汉语方言在形成过程中大量吸收满语词汇，如“妞儿”“爸爸”等。清代汉族服饰既保留了宽衣大袖的传统形制，又吸收了满族的服装样式。例如清代男服中的袍是表里双层长衣，就是吸收了满族服装窄袖和纽扣系结特点的汉族服装。

　　清朝所修《五体清文鉴》、《西域同文志》等大型字典和词典，都有汉文和蒙文的对照，反映了汉族和蒙古族之间文化交流的情况。这一时期，许多蒙文历史著作被译成汉文，如《额尔德尼——因托卜赤》在译成汉文和满文后，定名为《蒙古源流》。《大元盛朝史》等蒙文历史著作中，广泛使用了汉文史料。在汉族谱系学影响下，《蒙古世系谱》得以问世。许多蒙古族学者还用汉文撰写学术著作，如蒙古正蓝旗人松筠的《绥服纪略》等。《聊斋志异》、《今古奇观》、《水浒传》等许多汉文小说被译成蒙文。在蒙古族的民间文学中，一些说书艺人把汉族小说作为自己说书的主要内容。在清政府设立的蒙古官学中，蒙古王公子弟既学习蒙文、满文，也学习汉文及儒家经典。在农区和半农半牧区，一些蒙古贵族和富裕农牧民，还不顾清政府的禁令，聘请汉族塾师授课，有些人甚至起了汉族名字。此外，《本草纲目》、《牛马经》等被译成蒙文，丰富了蒙古医生的用药种类及治疗方法。蒙古族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明安图，每年都把汉文本的《时宪书》译成蒙文，丰富了蒙古族的天文历算知识。在蒙古地区，许多王府、寺庙都属于蒙、汉合璧式建筑。蒙古族的塑像、画像、壁画、雕刻等也有汉族文化影响的痕迹。由于蒙汉人民在生产、生活中的相互依存，蒙古族的服食起居，有些已与内地汉人没有太大区别。来到蒙古地区的汉人，有的“习蒙语，行蒙俗，入蒙籍，娶蒙妇”，逐渐与蒙古族人民融合。

　　在汉人的影响下，东北地区有的鄂伦春人开始学习汉语并从事农业生产。一些鄂伦春、鄂温克青年被征召当兵，到全国各地作战，和汉族文化有了更广泛的接触，受到的影响也更深。一部分锡伯族士兵被调往京师和新疆，他们的住宅建设、喜庆节日，逐渐有了汉族的特点。

　　西北地区哈密、阿克苏、叶尔羌等地的维吾尔族人，通过汉族商人开始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回族已经使用汉字，许多回族学者对儒家经典非常熟悉，在文艺和学术上很有造诣。土族和汉族杂居，有的和汉族联姻结社，不再讲土语而说汉语。东乡族在形成过程中，就有汉民族成分，其文化中有许多汉文化的特点。撒拉族长期和汉族杂居，许多撒拉族人会讲汉语，写汉字。

　　在西南地区，一些藏文著作中专列章节叙述汉族历史以及儒道思想。藏医用汉族医学的手法，提高了医治地方性疾病和牲畜疾病的疗效。汉彝联姻，生活习俗也逐渐融合。许多府州县设立儒学，彝族子弟入学读书，有的还通过科举考试入仕为官，在他们带动下，汉文化在彝族地区得到进一步传播。白族和汉族杂居在一起，很多白族人习汉字，说汉语。纳西、基诺、侗、布依、仡佬等族在汉族的影响下，生活习俗发生了变化，一些建筑也具有汉族风格。

　　中南、东南地区的壮、仫佬、土家、黎族，有的能用汉文写作，有的在生活习俗上受到汉文化的影响。

　　满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

　　满族和蒙古族有着很深的文化渊源。满文是在蒙文的基础上创制的。清朝建立后，由于满蒙联姻不断，以及两族都信仰藏传佛教，满蒙之间的文化交流得到进一步发展。满文创制后又有所改进，并促进了蒙古文的改进和定型，近代蒙文中有许多人名和地名是用满文拼写的。很多用蒙文写成的历史著作，都译成了满文。蒙古族音乐成为清朝宫廷音乐的一部分。蒙古地区办的私塾，既教蒙文，也教满文。此外，蒙古族服饰也受到满族很大影响。

　　清朝实行扶植藏传佛教的政策，雍正年间又设立驻藏大臣，这些都为满藏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顺治年间五世达赖喇嘛来京，随从人员多达数千，他们在经济文化方面与内地交流广泛。清政府特意在京为达赖修建了具有藏族风格的黄寺。乾隆年间，六世班禅喇嘛到北京和承德为乾隆帝祝寿，清政府在承德为班禅修建须弥福寿之庙，这座庙宇集中体现了汉藏结合的建筑风格。会见班禅时，乾隆帝用藏语与其交流；班禅也向乾隆帝进献了具有藏族风格的物品作寿礼。后来六世班禅因出痘在北京圆寂，清政府专门建立了具有藏族建筑特点的纪念塔。乾隆五十七年（1792）春，驻藏大臣、满族人和琳在拉萨安排为患了天花的藏族百姓治病，许多病人痊愈，这让他们知道了天花并非不治之症，为满藏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蒙古族和藏族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两族之间的文化交流非常广泛。《格萨尔王传》被公认为蒙藏文化交流的结晶。藏族的许多文学作品译成了蒙文，为蒙古文学输入了新鲜血液。蒙古史巨著《蒙古源流》，书写了西藏佛教的内容。藏族建筑对蒙古建筑产生了影响。蒙医在发展过程中，也吸收了藏医的精华。

　　东北地区的鄂伦春族和满族、达斡尔族通婚联姻，生活习俗相互影响。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蒙古族杂居，在生活习俗上有很多相近之处。

　　西北地区的土族和裕固族在文化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东乡、撒拉、保安等族在婚丧节日、家庭生活以及社会习俗等方面有许多相同之处。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柯尔克孜等族信仰伊斯兰教，居住区域又相互毗邻，伊斯兰教文化成为这些民族文化交流的媒介。

　　西南地区的门巴、珞巴族也都信仰藏传佛教，和藏族文化十分接近。普米族人一部分受纳西土司管辖，从而和纳西族习俗接近；一部分受藏族影响，与藏族习俗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