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考古解读了哪些密码？
作者：王巍
2015年02月04日 来源：光明日报
从史前到元明，从陆上到水下，从室内到室外，2014年，中国考古事业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取得了长足进展。辞旧迎新之际，本刊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对2014年的考古发现做一简单回顾。因篇幅所限，难免挂一漏万，但从中已不难体味出考古人在这一年中付出的艰辛与努力。
填补诸多史前文化的空白
2014年，各地加大了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力度。北京周口店、山西丁村和下川、宁夏水洞沟、大窑等一些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较高知名度的重要遗址均再次进行了发掘，连续数年开展工作的秦岭地区、汉水流域、百色盆地等地2014年也继续考古。河北省文物局和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达成了合作协议，将联合在河北泥河湾地区开展大规模考古工作，预示着这一华北地区最为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群的考古即将掀开新的一页。沈阳后山遗址确立了沈阳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序列，并将沈阳地区有人类活动的历史从距今7200年的新石器时代新乐文化，提前至距今11万年左右。广东省郁南县河口镇磨刀山旧石器遗址的发现，填补了该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空白区域。
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考古也不乏重要发现。浙江龙游荷花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距今约9000年，是浙西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这里早期稻作遗存的发现再次证明，整个钱塘江上游地区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重要的稻作农业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贵州牛坡洞遗址的发掘也取得较大收获：A洞出土灶址以及大量的兽骨及用来加工坚果类食物的凹石，推测为生活区；B洞出土大量燧石石器及石料、断块、石核、石片、碎屑等石制品，推测为石器加工场所；A、B两个洞穴应该被同时使用；这些发现对于认识贵州地区史前文化特征和内涵，构建该地区史前文化，特别是洞穴遗址考古学文化的基本框架和序列，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以出土8000年前骨笛和刻画符号的龟甲而闻名；2014年进行的第八次发掘出土了丰富的遗物，包括制作精美的象牙雕板、随葬的三件骨笛和精美的绿松石串饰；还发现了大量的墓葬，以及有可能作为房屋奠基或祭祀的埋葬现象等；这些发现不仅进一步深化了对贾湖文化的认识，丰富贾湖遗址的文化内涵，还为了解8000年前淮河流域人类文化和社会结构提供了新的资料。
重庆巫山大水田遗址出土丰富的遗迹遗物，为探索6000年前长江上游大溪文化的聚落结构、生业模式、原始艺术以及社会分层等问题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海南陵水桥山遗址为海南地区迄今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史前遗址之一；遗址中大面积分布的陶片为迄今所罕见，不仅是研究海南岛史前考古学文化的编年与谱系、古人的行为模式、生计模式、古环境变迁以及古人对此的适应等问题的新资料，也为探讨国际热点课题“南岛语族的起源”——生活在南太平洋地区诸岛居民们的人群及其文化的源流，提供了重要资料。
寻找早期文明形成的新证据
随着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不断深入，各地与研究文明起源有关的重要发现不断涌现。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被认为可能与尧时期的都城有关，在280万平方米的大城内的东北部，确认了围绕在宫殿区之外的宫城，把我国历史上宫城出现的年代从夏代后期提早到夏代以前的尧舜时期。位于山东日照的尧王城遗址，探明了整个遗址南北长约2100米，东西宽约1980米，总面积超400万平方米；其规模不仅在黄河下游首屈一指，在全国同时期城址中也名列前茅；城址由内外两道城墙及二圈城墙三圈环壕构成，其中内圈环壕环绕内城墙，第二圈环绕核心区，第三圈环绕了外城并将其他区域的遗址包含在内；城墙的使用年代约在距今2500—2300年前后。陕西神木石峁遗址是近年发现的距今4000年前后规模最大的城址；2014年，在城址内城韩家圪旦的一处山峁上，发掘了一批房址和较高等级的墓葬，墓葬虽被盗掘，但仍出土了一批陶器、石骨器，为进一步研究居住在石峁城址的性质和当时人们的活动提供了新资料。以随葬距今5000多年精美玉器的大墓而闻名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2014年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勘探，彻底改变了前些年只知墓葬，不了解遗址整体布局的状况。山东章丘城子崖城址重新开掘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发掘过的纵观城址、长达400米的探沟，取得了较为全面的地层信息资料，还发现了早晚两期岳石文化城墙及相对应的壕沟、大面积岳石文化夯土台基，以及带有岳石文化因素的商代墓葬等重要遗迹。
在良渚文化衰落之后出现，因其包含有部分黄河中下游文化因素而引人注目的上海广富林遗址近年再度开展大规模发掘，多所高校和地方考古所共10家单位参与工作。2014年发现崧泽-良渚文化墓地2处，发掘墓葬200余座。最重要的发现是一处可能与祭祀活动有关的良渚文化人工建筑土台，土台大致呈方形，面积近3000平方米，土台堆筑于湖沼低地之上，分多次采用草裹泥或草铺泥堆筑而成。
探索夏商周时期的新资料
在夏商时期的考古也有重要收获。郑州地区东赵遗址发现了夏代后期的城址和商代早期的大型宫殿遗址，城内发现集中成片的圆形地穴式遗存，坑内发现完整的猪骨架、石铲、未成年人骨架、龟壳等，初步判断为祭祀遗存。此外，还发现一出土卜骨的祭祀坑，这是目前发现的夏代后期单个遗迹出土卜骨最多的，对研究夏代后期的占卜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江西九江荞麦岭遗址发现保存较好的二里头晚期至二里岗时期的遗存，以中原商文化为主，融合了本土的文化因素，是中原商文化早期经略南方地区的重要证据。对于研究长江中游南岸地区夏商文明的南渐和江西地区早期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在西周都邑丰镐遗址，继续开展大规模的考古勘探，获得了该都邑的范围和布局的新资料。陕西周原考古在中断数年之后，2014年再度启动。20世纪70年代发掘的岐山凤雏大型建筑基址以南又发现一批西周时期的墓葬和一座车马坑，其中一座贵族墓葬出土一批青铜礼器，车马坑里放置的车辆装饰有用绿松石镶嵌的兽面纹装饰。这些发现为研究西周时期周原的地位、性质乃至西周时期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料。
持续数年的山东曲阜鲁国故城的大规模勘探和考古发掘工作接近尾声，基本搞清了该城址的布局。河南洛阳伊川徐阳发现春秋中晚期的墓地，发现陪葬的车马坑；在附近的宜阳县南留发现有东周时期的古城，可能为周代西部少数民族方国陆浑戎国君的陪葬和居住地。
湖北郭家庙墓地曹门湾墓区的发掘取得喜人成果。揭示了一处以M1为中心的曾侯墓地，共发掘墓葬29座、车坑1座、马坑2座、车马坑1座，出土青铜器800余件套、玉器86件、漆木器40余件。其中瑟、建鼓、保存完好的彩漆木雕编钟、编磬笋虡（音“句”。古代悬挂钟磬的架子，横架为笋，直架为虡——编者注）、实物形态的墨等随葬品都是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采用鎏金技术制作的虎、曾国乃至春秋早期规模最大的车坑和马坑的发现都十分重要。本次发掘填补了西周早期叶家山曾侯墓地和春秋中晚期的文峰塔曾侯墓地之间的缺环，对于曾国历史研究以及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建立至关重要。
我国古代玉器发现众多，但有关玉矿开采和玉料加工的考古材料却十分匮乏。甘肃肃北县马鬃山玉矿遗址的发现填补了这一空白。发现有矿脉、矿坑、作坊、基址以及石料和工具等，对研究距今4000年前后至商周时期玉料的开采及相关的技术、文化和社会等诸多层面的问题都有重要意义。
2014年在新疆地区的考古发现成绩斐然。阿敦乔鲁青铜时代早期中心性遗址和大型石构墓葬位于中国和哈萨克斯坦边境，它的继续发掘以及对博尔塔拉河流域同时期遗址分布状况的调查，对于认识西天山地区乃至中亚地区北部青铜时代早期社会提供了重要材料。阿敦乔鲁遗址与墓葬所反映的文化特点，显示了天山在连接东西乃至南北两侧古代文化往来中的桥梁作用。
与巴基斯坦接壤的新疆塔吉克自治县的曲曼墓地为亚欧大陆迄今罕见的考古发现。这里发现了在地表上以黑色和白色小石块构成的大范围黑色和白色条状遗迹，旁边发现同时期的多人合葬墓葬。出土的众多颇具特色的遗迹和遗物表明，距今2500年左右，帕米尔高原作为世界文明的十字路口，在亚欧大陆各种文明的活跃交流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在新疆青河县三海子遗址的考古发掘，确认了该遗址用石块构建的巨型圆形石堆并非墓葬，而是大型的祭祀遗址。
2014年在西藏的考古工作，也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对廓雄遗址的联合考古发掘中，发现了青稞种遗迹，并测得数据为距今约3200年，这是雅鲁藏布江上游高海拔地区首次获得新石器时代晚期测年数据。而且此次在廓雄遗址发现史前青稞种碳化物，也是西藏首次在雅江上游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区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农作物遗存，将为研究西藏高原史前农耕及栽培作物的起源演化增添新的佐证。
完善秦汉至隋唐的历史
秦汉时期
汉长安城仍在继续开展大规模的考古勘探，对城内布局的认识比以前更加全面、翔实。湖北随州周家寨汉墓中发现了数量较多、保存良好、文字清晰的简牍，内容十分丰富，对于研究我国西汉时期的数术史、风俗史、社会史等提供了新材料。云南大理祥云大波那遗址发现的墓葬，在云南的战国至西汉时期属大型墓葬，为滇西地区为数不多的高规格墓地，出土280余件（套）铜、铁、锡、陶、石、木和藤或竹编器，对于探讨、研究云南洱海区域昆明族的文化和社会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内蒙古和林格尔盛乐经济园区发现战国、汉代等时期墓葬，为进一步研究黄河北岸古阴山南麓的城镇建置、中原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关系提供了一批重要的实物资料。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霍洛柴登古城发现西汉王莽时期的大规模铸钱作坊遗址，对研究我国西汉及新莽时期的货币制度、冶铸技术等有重要的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
城址考古方面：汉魏洛阳城北魏宫城四号建筑遗址进行的大面积发掘，确定了该座基址就是文献记载的“太极殿”遗址，对其建筑规模、形制结构、保存状况和时代有了较为具体准确的了解；通过连续数年的发掘，明确了北魏太极殿建筑群的平面布局及其对后代皇家宫殿制度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同属北魏时期的山西太原晋阳古城考古获得显著成果，基本探明西城的城垣四至；勘查还发现城墙豁口3处、建筑基址5处、手工业作坊遗址1处等遗迹。在西安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的发掘中，揭露出一处较完整的官署建筑基址，可能是起草诏书、政令的中书省所在。扬州唐城考古工作队揭露出蜀冈古代城址北城墙西段城门遗址，初步推测该门址可能与隋芳林门有关，特别是不晚于战国时期的木构水涵洞遗存，结构考察，实属罕见；自战国以宋代遗迹的发掘，为认识扬州城的历史变迁提供了宝贵资料。在对位于今四川省成都市区的益州城址部分区域的发掘中，发现了始建于隋朝的人工湖“摩诃池”遗迹和唐宋时期繁华地带的商业区遗址，有助于研究益州城市发展的历史。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十六国大夏国都统万城、陕西省眉县柳巷城址、浙江宁波句章古城考古调查与勘探等资料也都值得关注。
佛教考古方面：邺城遗址核桃园1号建筑基址的继续发掘，明确了这座大型皇家寺院的平面布局。山东临朐白龙寺发现一组北魏末至东魏年间的寺院遗迹，出土精美佛教造像。甘肃省泾川大云寺附近的寺院遗址考古发掘，清理佛教造像窖藏坑2个，出土了北魏、西魏、北周、隋唐时期的佛教造像。还在山西太原北朝晋阳古城附近，发掘了童子寺佛阁建筑残迹和精美的壁画及石质佛雕像。
墓葬考古方面：山西忻州市九原岗北朝壁画墓虽被盗掘，但从墓葬墓道两侧清理出240平方米保存较好、规模宏大的壁画，内容丰富多彩，有流云图、狩猎图、出行图、星像图等；这些画面含有的信息，对研究北朝时期的社会、民族、文化、生活、军事等都有重要意义。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陕西华阴市发现一座未受盗扰的唐代墓葬，墓主人为唐高宗时期敦煌县令宋素与其夫人王氏同穴合葬墓。在杜陵东南两公里的少陵原上，发现了唐玄宗时期尚书右丞韩休与夫人柳氏的合葬墓；墓壁有朱雀、玄武、高士、乐舞等壁画，其中北壁东部的独屏山水画，是目前发现唐代最早的独屏山水画。
故如甲墓地和曲踏墓地位于西藏阿里象泉河上游地区，发掘出了仿穴居洞室墓，其形制之独特，埋藏之深度，在国内尚属首见。墓中出土的丝织物、黄金面具、铁剑、鎏金铜器、银器、铁器、陶器、特别是“天珠”等精美的随葬品，对于我们认识在吐蕃王国之前称雄藏北地区的古代象雄国的社会生活面貌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材料，并显现出当时西藏高原的人们与中亚和印度等地区之间可能存在广泛的交流。
在西藏都兰县热水发掘了大约30座吐蕃时期墓葬，包括石室墓、木椁墓、砖室墓和土坑墓，发现有人殉、殉马坑。最大的墓葬为竖穴土坑木椁墓，所用柏木相当粗大，出土了木棺板、干尸等，封土上有土坯砌墙。砖室墓用宽板形砖砌筑，并有木梁。墓葬出土器物有较多的灰色夹砂陶器、纺织品，料珠等；其中发现的刻古藏文卜骨、古藏文木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拓展辽宋金元明的考古视野
在城址考古方面，辽上京皇城南部的道路及其临街建筑等新发现，推进了对辽上京城平面布局和沿革的研究。在元上都宫城的中部，发掘一座“凹”字形高台建筑基址，可能是文献记载的“穆清阁”。江苏扬州宋宝祐城新发现了西城门西侧的一处挡水坝遗迹，可能是兼具挡水和城防功能的设施。
在墓葬考古方面，辽代显陵和乾陵遗址的考古新发现，推进了对辽代帝陵的考古研究。桂林靖江昭和王陵考古报告的发表，丰富了明代王陵的研究资料。
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岗嘎墓地是近年有关蒙古族源研究的一项重要发现。在岗嘎墓地发现86座墓，已发掘的22座墓葬的独木棺和屈肢葬，与呼伦贝尔草原已知的鲜卑墓和辽代墓明显有别，而可能与8—10世纪的室韦人有关，这从考古学上找到了蒙古族源的重要线索。由这项发现，还展现了通过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和人类学就蒙古族源展开综合研究的广阔前景。
土司遗存考古是近年来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新领域。2014年,贵州遵义新蒲发掘的杨氏土司墓地，其中的宋土司杨价墓的两具棺椁被整体套箱提取至室内进行实验室考古，清理出土大量精美随葬品。这些土司遗存的新发现使遵义地区众多的土司城址和墓葬有机地联系起来，极大地丰富了土司考古的内涵。而土司考古这个领域的拓展，对研究宋元明时期西南土司地区的历史有深远意义。
考古新领域蓬勃发展
实验室考古大显神通 近年来，实验室考古的理念和方法日益深入人心。2014年，又有多项重要的考古发掘实施了实验室考古。主要有：江苏大云山汉墓、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西周贵族墓、呼伦贝尔岗嘎墓地、贵州遵义土司墓等。随着工作的开展，越来越体现出实验室考古对于清理易损、易坏文物的有效性和优越性，因而也越来越受到各个考古机构的欢迎。
赴外考古引人瞩目 随着国力的增强，我国的多家考古机构纷纷派出考古队走出国门，赴邻国开展考古工作。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连续第三年派遣考古队赴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的明特配古城进行联合发掘，还对古城进行了高精度测绘，了解了该城址的修建年代、城墙结构及城内主要遗迹的分布。西北大学等单位的学者也对乌兹别克斯坦中南部的古代遗迹进行了调查。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蒙古国的考古发掘已经进行了数年，成绩斐然。
水下考古方兴未艾 2014年，中国水下考古中心成立，并建成南海基地（海南）和北海基地（青岛），结束了水下考古力量分散、各自为政的局面，将之整合为一体。着重实施了南海I号沉船发掘和保护工程、宁波小白礁沉船水下考古发掘（船体）、福建沿海水下文化遗产调查、福建平潭区域性水下调查、西沙水下文化遗产调查等项目。我国第一艘自主研发、设计和建造的水下考古专用船——“中国考古01号”2014年9月在青岛首航，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与此同时，我国水下文物探测、保护技术体系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进展。此外，还举行了数次围绕水下考古的学术研讨和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