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鲁迅

作者：杨义

2015年03月26日 来源：光明日报　

　　杨义 1946年生，广东省电白县人。现任澳门大学人文学院讲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著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文学图志》《中国叙事学》《文学地理学会通》《鲁迅文化血脉还原》《鲁迅作品精华（选评本）》三卷、《国学会心录》等著作50余种，论文500余篇，著述量超过1000万字。主编书籍16种，70册。

　　均为资料图片

　　去年冬，我从鲁迅的文化血脉、哲人眼光、志士情怀、巨人智慧等多元角度，以古今文献、金石文物、野史杂著、风俗信仰、地域基因、时代思潮以及鲁迅的深层生命体验方面的丰富扎实的材料，对220余篇文章进行有根柢、有趣味、有独到眼光的评点。这实际上是为五四前后的半个世纪的文化精髓谱系作注，为20世纪最深刻的一位思想文学的巨人，作方方面面的解读。以一人之力进行如此充满挑战性的事情，诚如《诗经》所谓：“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今将这些评点奉上，意在获得更多的批评指点。

　　鲁迅研究是我的学术研究的始发点。从1972年北京西南远郊的工厂库房里通读《鲁迅全集》十卷本至今，已经四十多年了。1978年，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唐弢及王士菁先生，开始系统地研究鲁迅。此后我发表的若干关于鲁迅的文字，创造了个人学术生涯的颇有几个“第一”。1981年上半年的《论鲁迅小说的艺术生命力》，是我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1982年7月的《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的本质特征》，是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第一篇文章；1984年4月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小说综论》，是我的第一本学术专著。

　　由此迈出的最初的学术脚步，是我后来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史》并孜孜矻矻探寻中国古往今来的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本源和本质的第一个驿站。选择这个学术思想出发的驿站，在与鲁迅进行一番思想文化和审美精神的深度对话之后，再整装前行，对古今叙事、歌诗、民族史志、诸子学术进行长途奔袭，应该说，多少是储备了弥足珍贵的思想批判能力、审美体验能力和文化还原能力的。当我在审美文化和思想文化上历尽艰辛地探源溯流三十余年之后，再反过头来清理鲁迅的经典智慧和文化血脉，于是在最近两年陆续推出了《鲁迅文化血脉还原》（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4月），《遥祭汉唐魄力——鲁迅与汉石画像》（《学术月刊》2014年第2期）和三卷的《鲁迅作品精华（选评本）》（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8月），对我的学术生涯第一驿站的存货进行翻箱倒柜地大清理。清理的结果，使我对鲁迅的思想和文学的存在，油然生出深深的敬佩和感激之情。有此标杆，令人在思想学术上不容稍微懈怠。

　　最近，我把总字数133万言的这三份材料，作了一次校对，把校勘所得写成两篇文章：《鲁迅给我们留下什么》《如何推进鲁迅研究》，每篇都是两万多字，前一篇还是草稿。文章写得很匆促粗糙，只不过想把近年重回鲁迅的心灵轨迹作一番清理。

　　鲁迅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以往思考这个问题，往往罗列鲁迅的一系列观点，不妨换一个角度，鲁迅在精神特质和思想方法上留给我们什么启示。观点是具体的，容易随着历史的行进而增光或褪色；精神特质或思想方法，则具有潜在的普适性，运用之妙，可以进入新的精神过程。

　　严峻深邃的眼光

　　鲁迅有33篇小说，有16篇写到“眼光”。《奔月》写羿“身子是岩石一般挺立着，眼光直射，闪闪如岩下电，须发开张飘动，像黑色火”，把一个看作人物精神的要紧处。《拿来主义》“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绛洞花主·小引》谓对于《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可见眼光是认知世界关键。如清人吴乔《围炉诗话》卷六说：“读书须眼光透过纸背，勿在纸面浮去。”

　　在《鲁迅作品精华（选评本）》每一本书中，都夹着我手写的书签：“读鲁迅可使心灵的眸子如岩下电。”强调的也是“眼光”。香港版《鲁迅作品精华》作《弁言》也说过：“我们观察中国事物之时，灼灼然总是感受到他那锐利、严峻而深邃的眼光，感受到他在昭示着什么，申斥着什么，期许着什么”；“‘鲁迅眼光’，已经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智慧和精神的一大收获，一种超越了封闭的儒家精神体系，从而对建构现代中国文化体系具有实质意义的收获。在鲁迅同代人中，比他激进者有之，如陈独秀；比他机智者有之，如胡适；比他儒雅者有之，如周作人；唯独无人如他那样透视了中国历史进程和中国人生模型的深层本质，这就使得他的著作更加耐人重读，愈咀嚼愈有滋味。鲁迅学而深思，思而深察，表现出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流的思想洞察力、历史洞察力和社会洞察力，从而使他丰厚的学养和深切的阅历形成了一种具有巨大的穿透力的历史通识。”

　　比如解剖国民性的命题，《阿Q正传》写阿Q式的革命：阿Q所梦想的革命武器，不是民主共和，他连自由党都讹成“柿油党”，反而《三国》《水浒》《封神》等小说及地方戏剧《龙虎斗》中的各种兵器，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成了他想象中合群打劫的家伙，带有民俗狂欢的讽喻性。鲁迅眼光看透了群体潜意识。鲁迅有一个透入人们灵魂的发现：“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南腔北调集·谚语》）这是鲁迅的眼光，那种认为鲁迅解剖国民性是受西方传教士影响的“殖民思想”，是离开事物的本质，或把事物本质虚无化的不实之论。

　　痛快淋漓的智慧

　　香港版《弁言》还说：“谁能设想鲁迅仅凭一枝形小价廉的‘金不换’毛笔，却能疾风迅雷般揭开古老中国的沉重帷幕，赋予痛苦的灵魂以神圣，放入一线晨曦于风云如磐？他对黑暗的分量有足够的估计，而且一进入文学旷野便以身期许：‘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靑年一代‘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便赋予新文化运动以勇者人格、智者风姿。很难再找到另一个文学家像他那样深知中国之为中国了。那把启蒙主义的解剖刀，简直是刀刀见血，哪怕是辫子、面子一类意象，国粹、野史一类话题，无不顺手拈来，不留情面地针砭着奴性和专制互补的社会心理结构，把一个国民性解剖得物无遁形，淋漓尽致了。读鲁迅，可以领略到一种苦涩的愉悦，即在一种不痛不快、奇痛奇快的大智慧境界中，体验着他直视现实的‘睁了眼看’的人生态度，以及他遥祭‘汉唐魄力’，推崇‘拿来主义’的开放胸襟。他后期运用的唯物辩证法也是活生生的，毫无‘近视眼论匾’（参看他的杂文《扁》）的隔膜。我们依然可以在他关于家族、社会、时代、父子、妇女，以及文艺与革命，知识者与民众，圣人、名人与真理一类问题的深度思考中，感受到唯物辩证法与历史通识的融合，感受到一种痛快淋漓的智慧禅悦。他长于讽刺，但讽刺秉承公心，冷峭包裹热情，在一种‘冰与火’共存的特殊风格中，逼退复古退化的荒谬，逼出‘中国的脊梁’和‘中国人的自信力’。鲁迅使中国人对自身本质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深度，正是这种充满奇痛奇快的历史深度，给一个世纪的改革事业注入了前行不息的、类乎‘过客’的精神驱动力。”

　　鲁迅杂文，得力于他那种随手拈来的杂学。民初鲁迅，是一个独特的精神存在。他以沉默排遣痛苦，也以沉默磨练内功。思想痛苦的医治，使思想者真正深刻地咀嚼出文化的滋味。如果没有民国初年的校古碑，抄佛经，搜集汉画像和金石文物，就没有这位具有如此深邃的精神深度，深知中西文化之精髓之鲁迅。鲁迅的人文兴趣广泛，少好绣像、俗剧，长嗜古碑、汉砖和木刻，借以体验文化趣味和古人心灵。文学家的鲁迅，是以博识者作为其文化修养背景的，1925年作《看镜有感》一文，写得如此驱遣自如，诚然显示了博识者风采。杂文，乃是鲁迅创造的与民族国家共患难的文化方式。

　　强悍的骨头

　　鲁迅是大智大勇的启蒙斗士，《自嘲》诗云：“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骨头之硬，来自鲜明而热烈爱与憎的锤炼和淬火。“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女吊》写一种“民俗活化石”，甚至是“女鬼活化石”。“鬼”也有化石吗？鬼本该连着“黑暗”和“死”，鲁迅却从中激活强悍的生命，由此建构了现代中国文学上无可重复的意义方式和意义深度。

　　悲悯求索的情怀

　　由1918年写《狂人日记》的惊世骇俗，到1919年写《孔乙己》的委婉精妙，在不到一年间，鲁迅小说形式发生本质性的变化，显示了鲁迅文学世界的出手不凡和渊深莫测。在《孔乙己》中，鲁迅捡起故乡街市有如随风飘落的一叶陈旧人生的碎片，夹在狂飙突起的《新青年》卷页之间，由此审视着父辈做不成士大夫的卑微命运，行文运笔充满着悲悯之情。这就是他们的“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吗？其地名、其人名，充满反讽的张力。

　　不仅文章与文章之间追求思想形式的原创，而且书与书之间呈现了精神求索的独特的深度。《呐喊》冲击力强，《彷徨》反思性深。《祝福》反思五四的启蒙。辛亥过去近十年，五四大潮正在奔涌，然而讲理学的本家叔辈老监生鲁四老爷大骂的“新党”还是康有为，似乎历史并没有由于思潮推涌而迈步前进。《孤独者》反思“孤独”。胡适1918年发表《易卜生主义》，里面引用易卜生《国民公敌》的话：“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独的人。”对此深度反思的结果，孤独的魏连殳，怎么能说的“世界上最强的人”呢？他只有一句“我还得活几天”，这是魏连殳求生意志的宣言，在行文中反复鸣响。在走投无路之际，他当了军阀杜师长的顾问，出卖人生价值为代价的，胜利意味着失败：“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伤逝》沉浸于对更年轻一代知识者的思想文化的反思，反思了易卜生《傀儡家庭》的浪漫性。本篇一开头就说，“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为全篇定下了哀婉的忏悔格调。哀婉源自对青年知识者的青春礼赞，以及对青春失落的哀伤。其中剔出了一种“被系住的蜻蜓的哲学”：“就如蜻蜓落在恶作剧的坏孩子的手里一般，被系着细线，尽情玩弄，虐待，虽然幸而没有送掉性命，结果也还是躺在地上，只争着一个迟早之间。”这条摆脱不掉的细线，就是社会习俗、宗法势力、经济体制，左右着青年知识者的命运。《离婚》反思启蒙主义和女性主义思潮翻滚后，乡村依然是士绅的厅堂原则压倒和制约着乡野原则。七大人故弄玄虚的“屁塞”，轻而易举地打翻了爱姑的“钩刀脚”，这就是中国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无物之阵”。

　　至于《如何推进鲁迅研究》，就不准备细讲了。其中认为，鲁迅是一口大钟，小叩则小鸣，大叩则大鸣；依然觉得鲁迅研究还存在着不少可以深入开垦的思想、知识、精神文化的园地和土层。就看研究者举起敲钟的槌棒的材质和大小，就看研究者的知识储备和思想能力，是否与研究对象相称。我讲了推进鲁迅研究的五个维度，即更深一层地疏通文化血脉，还原鲁迅生命，深化辩证思维，重造文化方式，拓展思想维度。

　　以往的鲁迅研究的显著特点，是侧重于思潮，尤其是外来思潮对鲁迅的影响。这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自不待言，然而以往即便谈论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也侧重于思潮对这种关系的冲击而产生的变异，就脱离了文化血脉的根本性了。鲁迅说过：“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坟·文化偏至论》）他是把思潮和血脉并举，而使之相互对质，一个巴掌拍不响，两个巴掌才能拍出文化新宗、人生意义和国人之自觉。思潮离血脉而浮，血脉离思潮而沉。重思潮而轻血脉的研究，只能是“半鲁迅”的研究，只有思潮、血脉并举，才能还鲁迅应有的“深刻的完全”。即便是研究思潮，也要有血脉研究的底子，才能理解鲁迅为何接受思潮，如何接受思潮，而使思潮转换流向和形态。如鲁迅所言：“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热风·圣武》）血脉是解释思潮为何及如何“着火”“出声”“共鸣”的内在根据。

　　鲁迅的文化血脉既深且广，深入历史，广涉民间。鲁迅的文化血脉，论其大宗，相当突出的是要从庄子、屈原、嵇康、吴敬梓，从魏晋文章、宋明野史、唐传奇到明清小说，甚至要从绍兴目连戏、《山海经》、金石学和汉代石画像中去寻找，去把握。比如解释《朝花夕拾》开篇的《狗·猫·鼠》，就可以启动地域文化和文献学的角度，上溯到八百年前陆游《剑南诗稿》卷十五有《赠猫》绝句云：“裹盐迎得小狸奴，尽护山房万卷书。惭愧家贫策勋薄，寒无毡坐食无鱼。”这对猫的捕鼠功劳相当感激，如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记述“猫，都人畜之，捕鼠”；陆游又借猫来吐露家境的贫寒，连累了猫也挨饿受寒。到了《剑南诗稿》卷三十八，又有《嘲畜猫》诗曰：“甚矣翻盆暴，嗟君睡得成。但思鱼餍足，不顾鼠纵横。欲骋衔蝉快，先怜上树轻。朐山在何许，此族最知名。”注云：“俗言猫为虎舅，教虎百为，惟不教上树。又谓海师猫为天下第一。”陆游为山阴（今绍兴）人，与鲁迅有同乡之仪。鲁迅幼年听到的故事与这里的“俗言”一脉相承，但鲁迅听到的猫是虎师傅，陆游却说是“虎舅”，加了一层亲缘关系。

　　又比如，讨论鲁迅的美术关注，以发现“东方美的力量”为主旨。1935年，他给木刻家李桦写信：“以为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画，并且留心民间所赏玩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许能创出一种更好的版画。”（《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页）他由此设想一种新的美学形态：“以这东方的美的力量，侵入文人的书斋去”（《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这就有必要重新认识民国初年的鲁迅。鲁迅一生，主要是1915年至1936年这个二十年的两端，购得碑刻及石刻、木刻画像拓片近六千种。这成为鲁迅文化血脉里拥有的一笔重要的思想资源。鲁迅收藏的山东嘉祥等地的汉画像拓片405种，多是民初沉默期所得；南阳汉画像246种，则是1935年12月至1936年8月通过王冶秋转托相关人士拓印所得。许寿裳称赞：“至于鲁迅整理古碑，不但注意其文字，而且研究其图案，……即就碑文而言，也是考证精审，一无泛语”（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40页）。其间曾用南宋人洪适《隶续》校订《郑季宣残碑》。考证古碑时，对清人王昶（号兰泉）的《金石萃编》多有订正。1915年末，从北平图书馆分馆借回清人黄易的《小蓬莱金石文字》，影写自藏本的缺页。鲁迅的金石学、考据学修养，于此立下了精深的根基。没有如此精深的传统学术修养，鲁迅是不可能写成《看镜有感》这类杂文的，也不可能以山东嘉祥和河南南阳的汉代石画像考见汉人的生活史和心灵史，从中发现“东方美的力量”，借以遥祭“汉唐魄力”。既关注鲁迅借鉴外来思潮，又顾及鲁迅植根于本国文化血脉，才能超越研究“半鲁迅”的局面，还原一个“全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