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出场的双重路径

作者：孙德忠

2015年04月15日 来源：光明日报　　

　　按照吉登斯的看法：“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17世纪的欧洲，尽管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等重大事件相互交织，共同孕育了现代性的丰厚土壤，但直接引领现代性之晨曦的却是当时欧洲社会变革的两个最重要成果：科学文化和资本逻辑。

　　科学文化是冲决传统藩篱的“普罗米修斯”

　　现代性作为一种具有特定内涵的文化现象，在西方历史上是从中世纪的传统中逐步孕育的。中世纪的基本文化形态是宗教神学一统天下，但它在科学文化方面的奠基作用也不容忽视。通过对信仰与真理、天启与观察等细致而繁琐的辨析，中世纪为现代科学奠定了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对秩序尤其是自然界中存在的秩序的坚定信念，这根源于对神的理性的坚定信念；二是逻辑思维的严格训练，它寻求严密的论点，并在找到之后坚持这种论点。没有这两个思想贡献，现代科学无法破茧而出。

　　作为一场意义深刻的文化思想革命，现代性的诞生与主要发生在物理学和天文学领域的“科学革命”紧密相关。1543年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出版，揭开了科学革命的序幕。经过第谷、开普勒、伽利略、帕斯卡等的努力，这个时期，力学、天文学、光学、数学、生物学等领域捷报频传。1687年，牛顿在其《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将一个世纪以来的科学家和数学家的众多成就进行了完美综合。至此，一种迥异于神学目的论的机械论世界图景开始统治欧洲思想界（尽管还保留了上帝的位置），科学文化的知识体系和宇宙观深刻改变了千百年来支撑着人们理性意识的那种传统观念，“使基督教兴起以来的一切都黯然失色”（赫伯特·巴特菲尔德语）。尽管现代哲学在这时确立了它的基本原则和总趋势，但这一时期哲学的关注焦点、思维方式和流派论争都围绕着科学主题的深化和科学成就的推进而展开。而且，在起源上与科学相近的现代哲学的“其中一部分就是在建立现代科学原理的那一部分人手里确定的”（怀特海语）。在这个意义上，17世纪的哲学革命乃是科学革命的伴生物。因此，如果我们承认罗素的断言：“就思想视野而言，现代世界是从17世纪开始的。”那么，我们也当能理解，正是17世纪的科学革命及其文化效应，为人类思想开辟了新的道路和方向，为现代社会培植了文化基因和核心质素。

　　资本逻辑推动了“事物和人的巨大变形”

　　现代性不仅是一场社会文化的转变，它在根本上是人本身的转变，是个体与社会关联方式的转变。人是社会性的存在物，但在不同时代，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依赖的方式和程度并不相同。马克思说：“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来看是一般关系）的时代。”这就是说，个体的生成是现代性的标志。

　　在个体对社会的依赖中，血缘、地缘等直接的、自然的因素逐渐减少，市场交换、竞争合作等间接的、社会历史的因素逐渐增加，是社会转型的实质性内容。直接的自然联系是既定的、现成的，是个人无条件从属的整体；间接的社会联系是生成性、过程性的，是人们在历史活动中创造出来的，它以个体独立性的确立和主体性的强化为前提。“这种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不言而喻，培育这种“新兴生产力”的社会关系正是在商品生产、市场交换中逐渐起支配作用的资本逻辑。

　　资本逻辑开启现代性的闸门是通过它对生产和交换的彻底支配实现的。在资本所支配的现代世界里，整个社会都成为商品的堆积，物的物性被交换价值遮蔽，个体人在获得了人格上的独立之后却又在现实中陷入了对物的深深依赖。人的肉体成为任由资本驱使的纯粹劳动力，人的精神和灵魂则被对商品和货币的“拜物教”紧紧攫住。从物的商品化逐渐生长出来的人的独立化，进而在人的独立化基础上又形成人的商品化和依赖性，这是带有总体意味的根本转变。诚如德国哲学人类学家舍勒所说，作为一场“总体转变”的现代现象是“事物和人的巨大变形”。在这场总体性的“巨大变形”背后，起着持续推动作用的无疑是资本的力量及其运行逻辑。

　　科学文化与资本逻辑的现代性关联

　　科学文化和资本逻辑在16、17世纪西方世界的诞生和相遇，绝非偶然，它们分别从文化生活的理想性维度和经济生活的现实性维度开启了现代性的闸门。二者强大的同化能力、竞争机制和增长趋势使现代性逐步滥觞开来。

　　在现代性的场域里，科学文化和资本逻辑都获得了强大的自我推展能力。科学文化以科学理性为精神内核，追求同一性、重复性、实证化的客观规律，落实到社会生活中，便是同质性、排他性、可以用数量精确计算和图表严格分类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在经济人看来，货币是最高的通行证，财富是安顿人生的唯一居所，而资本则是货币权力和财富积累的源泉。这样，在科学文化的理性精神内核中，存在着与资本崇拜相连接的通道；而资本逻辑以原子化的个人主义和物质化的工具主义为前提，将人和世界都视为攫取利润的不以人意为转移的冰冷质料，这恰是科学文化的社会版本。

　　但是，科学文化和资本逻辑二者在根本上是如此的不同：科学文化首在求真，资本逻辑纯然逐利；科学文化崇尚怀疑和批判，资本逻辑固化现实藩篱；科学文化谦逊宽容，资本逻辑傲慢霸道；科学文化需要自由，资本逻辑消解自由；科学文化是精英的、小众的，资本逻辑是世俗的、大众的，等等。因此，在科学文化和资本逻辑的共谋中，还存在着内在的张力和博弈的空间。科学文化与资本逻辑的异质性，使它们相互制约，在现代人类生活世界的空间构型中引发了一系列矛盾。二者之间的共谋与博弈，使现代性的潜能与冲突、动力与张力等都显得分外复杂——科学文化与资本逻辑的共谋使现代世界陷入了越来越深重的危机；而由于科学文化与资本逻辑的博弈，人们在灰暗的现实中仍然能够感受到光照的指引，在深重的危机中也仍然有理由期待着解放的可能。

　　（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