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一生的四个阶段

作者：邢小利

2015年10月23日 来源：光明日报　　

　　我有藏书的癖好，柳青一直是我重点收藏的对象，凡是与柳青有关的书——柳青写的或研究柳青的，我见了都买，没有见过但是知道了的也会想方设法去买，买不到的就借来复印。近两年来，我不断地梳理柳青的资料，企图能把柳青的每一天都还原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柳青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逐渐清晰起来。看着柳青一生的足迹，我以为，可以把他这一生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16年至1938年5月，也就是柳青从出生到22岁这一年。这个阶段，是柳青从童年、少年到青年的阶段，他从一个孩子长大成人。这一阶段，他的人生履历主要是求学，可注意的有三点：一是他从小病弱，落下了肺病的根，使他有了一个多愁多病的身体；二是他由学习英文爱上了文学，种下了文学写作的人生信念；三是由少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到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思想倾向在现代中国纷繁的思潮中趋于左翼。

　　第二个阶段，从1938年5月到1952年5月，柳青从22岁到36岁。这个阶段，柳青到延安参加革命工作，到山西抗日前线，到米脂下乡，到大连接管大众书店，再回延安到米脂县了解沙家店粮站有关工作和生活，再到北平（北京），最后回到西安。此一阶段，柳青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做着革命工作，另一方面他在革命工作和生活中，主要还是进行文学写作，写了一定数量的报告文学、散文和短篇小说，写了长篇小说《种谷记》和《铜墙铁壁》，积累了较为深厚的文学创作经验。此一阶段可注意的也有三点：一是他虽然写了一些报告文学、散文和短篇小说，但他重点还是写长篇小说，从1945年到1951年，在紧张的战争环境和革命工作中，他连续完成了两部长篇小说，可以认为写短章是他的练笔，写长篇才是他的重心所在。二是他的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紧密关联，他写的是正在发生的或刚刚发生的生活，而这样的生活，又是他亲身经历的或是亲临现场采访、体验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柳青已经明晰并形成了自己的创作模式：写与大时代紧密关联的大作品；全身心地投入自己将要描写和表现的生活，面对面地观察，亲身体验、感受；写正在发生和正在发展着的生活。三是形成了要建立一个长期的甚至是终生的生活根据地，一边生活一边创作的想法。依笔者所见和推测，启示柳青有了这个想法的，一是他在米脂下乡的经历给了他丰厚的文学回报，二是他在大连住在安适的二层洋楼上畅快写作的亲身感受，三是他1951年出访苏联时参观列夫·托尔斯泰故居，托氏住在乡间庄园边生活边写作的生活方式，对他的触动。

　　第三个阶段，从1952年5月到1966年12月，从36岁到50岁，这是他在长安的14年，也是著名的被称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写《创业史》的14年。这一个阶段，他从北京回到西安，在西安周边寻找栖身地，最后选定长安县为生活和写作的根据地。此一阶段，柳青有两点闪光被载入了当代文学史：一是“深入生活”，这让他被看成是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作家的楷模，一是写成了反映中国农村正在进行的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第二部写成了部分文字，成为“十七年文学”被人津津乐道的“三红一创”（《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保林青山”（《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之一，是那个时代文学的代表作。

　　在长安的14年，柳青的角色意识非常明确或者说非常单纯：他是一个作家。甚至，他终生都很明确，他是一个作家，他要当一个作家，而不是其他。强调这一点乍一看像是废话，其实不然。在长安县在皇甫村，柳青第一不是当官来了，第二不是当农民来了，他就是一个“深入生活”以为创作的作家。1952年9月30日，柳青刚到长安县不久，就写道：“我已经下了决心，长期地在下面工作和写作，和尽可能广大的群众与干部保持永久的联系。”“我今后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将表现我的决心是否被坚持了。”“长期地在下面工作和写作”“今后作品的数量和质量”云云，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柳青对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最初是西北五省区的作家协会）排名第一的副主席的位子看得都不是那么重要，以把主持工作的权力撂手放开为快，更不会把一个长安县委的副书记放在心上，他兼任长安县委的副书记，是为了下去深入生活的便利，所以，一旦深入生活的一些问题得以解决，县委副书记反而成了累赘，他很快就辞去了。柳青只保留一个长安县委委员的名义，那是为了查看文件（按规定，没有相应的职务不能看相应的文件）和到各处深入调研的方便。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在给长安县委书记的信中就很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考虑到柳青同志工作上的便利，决定保留其县委委员名义，必要时参加县委委员会议，听取各项工作的汇报，定期到县委看电报和深入一部分可以到达的区、乡了解情况。”为了写作《创业史》，柳青确实是尽可能地深入广大的群众和干部之中，与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也具体地参与了一些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实际工作，这样做，是为了“入乎其内”，观察，了解，研究，但他没有忘记还要“出乎其外”，要有一个作家的独立自主和高瞻远瞩，所以，他曾经以一个青年作家深入农村生活，在一个生产队当社员，结果忘了自己的本分，三年以后当成“五好社员”，结果“不仅写不出好作品来，甚至于写不出可以发表的作品来”这个事例，引以为教训，告诫作家深入生活不能忘记自己的根本。

　　第四个阶段，从1966年12月至1978年6月22日去世，柳青从50岁到62岁，这一阶段可以称为柳青的晚年。这12年，是柳青从人间到地狱、由死到生的12年。他作为一个名作家、“黑权威”经历了“文革”的全过程和“四人帮”的覆灭。1970年从“牛棚”出来以后，他开始读书，主要是历史书，包括中外历史特别是中外现代史，在读书中开始深刻反思。应该说，在柳青的晚年，在大起大落的命运折磨中，在“文革”的炼狱中，他的思想得以有了更大的提升，提升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在这一阶段，他几次试图续写《创业史》，但都因为主客观原因未能真正实施，《创业史》第二部以残稿在艰难中面世，后两部计划更是付诸东流。尽管《创业史》这部作品未能如愿完成，但他作为一个深入生活的思想者和作家，他的思想达到了他那一代作家可能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他与大女儿以及与友人在长夜中的谈话，在自知来日无多的时日里遗言式的留言，留下了一个时代的代表性作家的深刻反思，这是一份丰富的需要慢慢整理、更需要认真研究的文学的与思想的遗产。这份遗产，将使柳青的形象以更为丰满更为立体也更为复杂的姿态出现。

　　纵观柳青一生四个阶段，似乎可以用起、承、转、合来概括。第一个阶段，起，思想进步，爱上文学；第二个阶段，承，走上革命道路，以文学为自身工作。短篇小说集《地雷》和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可以视为《创业史》的艺术准备；第三个阶段，转，结束东奔西走的生活，定居皇甫村中宫寺，一边深入当时的农村生活，一边创作反映这个时期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以《创业史》成就作家自身；第四个阶段，作家接受生活的洗礼，思想拓展，精神升华，完成“大写的人”。起、承、转、合是柳青作为一个人、一个革命作家的自我完成过程，而伴随其成长并促使其精神蜕变和完成的，是文学这颗种子。

　　（作者为陕西省作协文学创作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