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书法看当代文艺创作
作者：张淑虹
2015年11月24日原载：求是网
近日，一场大雪将北京从深秋带入了寒冬。阳光普照，冰雪消融之际，捧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一赏，甚是应景。“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四行行书，二十八个字，流畅自如，圆劲古雅，优闲逸裕，像是穿越过历史的山谷，与现代的我们进行了一次隔空的对话。
汉字，是人类文明里唯一传承了超过五千年的文字，是我们中华民族文艺史上的深根。而汉字书法所形成的独特艺术，在今天依然能够以其不朽的生命力给现代文艺创作带来启示。
每一个孩子在童年习字时，都是从田字格或是九宫格开始，红色的格子，横平竖直，帮助我们摆正了每一个汉字，使其布局均匀，站立平正，也约束着每一个汉字不逾越其外框，帮我们树立了最初的“规矩”意识。而后的演绎，都建立在写好方块字的基础上，打好基础，守好规矩，才写得出好字。而现代文艺创作也不应失掉这种孩童般的认真，文艺作品代表了一个民族的灵魂和精神，其发展呈现了人类思想文明的进步，作为创作者，不论身居何位，都不可失掉敬畏之心。
柳公权曾说过“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因此，在他的《玄秘塔碑》中，每一个字都有一种中正平和的气质。弘一法师晚年以抄经度日，用孩子一样的认真和慎重，不带锋芒，炉火纯青，写字也成为一种修行，虔诚而隽永。大概很多传世佳作，在其作者创作之初，都只是纯然地注入心血，倾入真情，而未料到其后来的命运。文艺创作，应该服务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但是，却不能全然去迎合大众。在今天的文艺创作中，浮躁之风是蠹虫之一。创作和名利的因果次序切不可颠倒，若是以名利为先导，以夺人眼球为目的进行文艺创作，那么，其作品最多也只是一时的哗众取宠。
能够流传至今的经典之作，大概都是来自最真实的生活，寄予了创作者最真挚的情怀。好的文艺创作，也并非一定是鸿篇巨著，“接地气儿”也是文艺创作重要的元素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为“正蒙养而裨后学”的《古文观止》确实是古代文言文之集大成者，而叙述魏晋名士轶闻琐事和玄言清谈的《世说新语》却也不失为一部清新脱俗的传世经典。除了最著名的《兰亭集序》，王羲之留下的字帖，很多都是他日常写给朋友的书信，寥寥数语，短小精悍，字体流畅自在，展现出一种浓厚的生活气息。“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奉橘帖》共十二个字，不加修饰，毫无矫揉造作，却是字字可圈可点。张旭的《肚痛帖》也仅仅记载了一件似乎难登大雅之堂的琐事：“忽肚痛不可堪，不知是冷热所致，欲服大黄汤，冷热俱有益。如何为计，非临床。”这篇一气呵成、放纵恣肆的草书，却成了传世佳作。正是因为这些诙谐可爱、平易近人、不同于“文以载道”和“九成宫”楷的文风和字体，才有了中国文艺史的包罗万象，蔚为大观。
若论创作技巧，伟大的艺术家大概都有过对生活最深的感触和体察。《新唐书·艺文传》中记载，公主出行车时，车马行人争抢避让，复又匆忙腾挪，张旭从中领悟到了书法的用笔和意趣，又从高低有序、忽远忽近的吹打鼓乐声中领悟到书法的缓急和节奏。王羲之的老师卫夫人在《笔阵图》中，将汉字笔画拆开，主张从自然的观察中洞悉书法的真谛：“横”如千里阵云，“点”如高峰坠石，“撇”如陆断犀象，“折”如百钧弩发，“竖”如万岁枯藤，“捺”如崩浪雷奔。蒋勋先生在《汉字书法之美》一书中就这样评价《笔阵图》：“它也是美学上很基本的感觉教育，使从事任何创作途径的人，不管是书法、绘画、音乐、舞蹈，都可以互通。先回归自身，开发了自己的视觉、听觉、触觉，丰富了身体的感觉，创作的能量自然源源不绝。”也许，抛开创作本身，屏息凝神地去体悟与感知，才能触碰到艺术的真谛。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现代文艺创作，应如儿童写好自己名字，如祈福者抄写经书，守好心田，心怀敬畏；应贴近最真实最朴素的生活，如大家书写一张问候亲友的字帖，不矫揉造作，不哗众取宠；也应怀有一颗能够感悟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的赤子之心，用“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情怀，创作出阳光雨露、清风绿水一般的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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