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复兴路上的图腾与歌谣

——解读《农民工之歌》的多重意义

作者：李学志

2017年02月15日来源：中国艺术报　　

　　《农民工之歌》自2011年面世以来，三次唱响人民大会堂，三次记入中国文学大事记，并被译介到世界多个国家，其影响力和生命力深远持久。作为一位农民工诗人，刘迅甫以其非凡的气魄、深厚的学养、真挚的情感抒写了当代诗人的文化担当，可敬可叹。较之当代诗歌“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 ”以及不少诗歌或无病呻吟或顾影自怜的现状，刘迅甫的《农民工之歌》可谓一曲豪迈强劲、悲天悯人的“大写”的赞歌，振聋发聩，为当代诗歌注入了新的血液。

　　一、现实主义立场的坚守——从传统到现代

　　《农民工之歌》是诗歌，是诗歌体的报告文学。这是一个大创新，它汇聚了报告文学的写实和诗歌的审美双重功能，创作出既厚重又飘逸，既质朴又激情的时代之歌——在当前诗歌背景下无异于惊雷。

　　当代的诗歌已进入多元化、个人化的写作阶段，被称为“现代性与复杂性兼具的多元化写作时代” ，以致形成自言自语、自娱自乐的创作局面。在这种背景下， 《农民工之歌》的诞生就凸显出非凡的现实意义，这意义就在于它对于中国诗歌“写实”传统的接续能力，对于“五四”以后新诗“为人生”的、 “写实”的诗歌的承接能力、对于“现代性”诗歌技巧的借鉴能力和出古入新的创新能力。

　　中国诗歌传统里自古就有“心怀苍生”“为民请命”的现实主义主题，涌现出了屈原、杜甫、王安石、范仲淹等大批优秀诗人和诸多脍炙人口的杰作。 “五四”以后各个时期的新诗都有这一主题的延续：上世纪20年代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诗派，30年代以“捉住现实”为宗旨的中国诗歌会、七月诗派、晋察冀诗派， 40年代的民歌叙事体诗潮……正如评论家何西来所说：“如果说我们的诗歌在广大民众的命运面前，特别是在为这个社会转型，为国家富强做出了牺牲的这些农民工，他们的一些疾苦，他们承担的一些苦难面前闭上眼睛的时候，就是诗歌创作的末路。 ”而《农民工之歌》就是这方面直击现实、直指人心、直抒胸怀的现实主义力作。作品以农民工为主体，通过对夫妻洗墙工、打工诗人、留守儿童、妇女、回家过年的人以及不幸的逝者等遭遇的记录和描述，把他们的生活全方位、多视角地展现在长诗里。

　　写实不仅是客观的描述，同时也是主观的真情实感的抒发。“缀文者情动而辞发” ， 《农民工之歌》通篇贯穿着诗人真挚的感情，独白式的抒情和大量的排比直击人心，把浓郁的感情一再推向高潮，句句皆情，字字含泪，让读者唏嘘不已。对于读者已经很少能被感动的当前， 《农民工之歌》的巨大感染力就在于它的真实、真诚、真挚。这也是诗人多年来践行“无真情不写” ，“创作得先把自己感动”的诗歌创作原则的结晶。到底“真”有多重要？我想用诗人李犁的一句话做结： “对诗歌而言，深不如新，新不如真，谁发现并抠出了真，谁就是诗歌的王者。 ”

　　二、文明尺度的叩问——从漠视到尊重

　　《农民工之歌》一石激起千层浪，其影响面之广，力度之深，反响之烈，已远远超出文学的范畴。它触及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那就是我们该怎样对待农民工，如何评价农民工，乃至如何对待整个社会的弱势群体？

　　农民工人数众多，却是最为壮观的弱势群体，尽管国家出台不少政策保障农民工的生活，但是事实上，改善的进程非常缓慢。有些并不是法律或政策就能解决的，比如公民的文明意识、平等意识、个人的尊严、自身的意识，而文学恰能弥补这个缺口。正如“五四”新文学对于国民民主意识觉醒所作的贡献， 《农民工之歌》对于农民工自身、对于抒写当代的知识分子、对于整个社会的文明意识乃至价值观的塑造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对农民工来说，诗歌里这种真切的描述、真挚的情感以及诗歌所引起的巨大反响，不仅让他们感动、振奋，重获存在感、价值感，而且正因为作者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又会有信任感、自豪感，并对未来充满希望，这种潜在的影响还会波及他们对下一代所持的教育观念，因此意义深远。对于知识分子特别是广大的创作者而言，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还是热切地关注现实，肩负起文化担当，必将引起新一轮的思索；对于整个社会公民而言，是唯利是图、唯“金”必拜，还是以尊重的心态、包容的心态关心农民工、尊重农民工，以及我们传达出什么样的价值观给下一代，都是值得三思的问题。

　　而创作者本人作为文化的引领者，价值观的端正与否至关重要。具体说来，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为“己”还是为“人” ，是为“个人”还是为“大众”的问题，是担当不担当时代使命的问题，也是注重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写作者人格和良知的显现。尤其是在当前令人担忧的情况下——诸多文艺作品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了方向，诸多写作者为了“盈利”不惜“媚俗” ；还有一些玩起了“文字游戏” ，那些有血有肉的人物和生活却被忽视被遮蔽，这是文艺的悲哀，诗歌的沉沦。可是总有一些作品是带着“血肉”的坚守，比如《农民工之歌》等——他们才是文艺的脊梁和中流砥柱。而这点也是聂鲁达所反复强调的：任何诗人的大敌，莫过于他自己没有与同时代的最被忽视、最受剥削的人们找到共同语言的能力。这一点适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度。

　　三、社会发展伟力的洞察——从同情到壮歌

　　作为引领时代的“大文学” ， 《农民工之歌》不仅仅关注文学本身，它还以诗人敏锐的触觉、深刻的洞察力，以作品特有的深度和广度，表达了对时代热点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咏叹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巨大贡献，书写历史变迁中两代农民工的精神追求，表达农民工的自我认同感和归属感，歌颂农民工群体作为伟大“中国梦”基石的历史力量，通过选取和塑造典型的形象，理解和把握时代脉搏和走向，体现时代精神价值取向，富有前瞻性和预见性。这既不同于以往乡村书写中的“挽歌”基调，也不同于大众媒体视野下对农民工“俯视”“同情”的浅表化倾向，而是对参与现代化进程的农民工进行“劳动的礼赞” “时代的礼赞”“民族的礼赞” ！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出的新型劳动群体，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产业大军，是创造当代中国奇迹的重要力量，是托起伟大“中国梦”的重要基石和强大动力源泉——而诸多的文艺工作者对此视而不见，住在“象牙塔”里对时代和社会紧闭双眼，“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更是无从谈起。尽管也有部分作品的的确确关注了民生，关注了“农民工” ，然而却是自上而下的俯视——在与城市文明融合的过程中农民工常被作为被救助、被同情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其中也不乏善意的嘲讽和批判，似乎他们就是国民“劣根性”的具象，这都未给予农民工以应有的尊重和评价。

　　究其原因不外乎两点：没有从深处体察，没有从广处观照，更不用说前瞻性和预见性。而《农民工之歌》之所以“一鸣惊人” ，就在于它的“深”和“广” 。先说“深” ，细读文本会发现许多的细节——正是这些细节体现着诗人的笔触之深：比如，“两只蝴蝶/在空中飞来荡去/那是城里人不敢仰视的高度……他们胆颤心惊/让千家万户的玻璃窗/呈现出天空的蔚蓝……” （ 《夫妻洗墙工》 ） ；比如，“午夜的寒星/是故乡的眼睛/打量着我/熟悉又陌生的面容/漫天的白雪/敞开久违的亲近/脚步蹋响雪地/发出久违的咯吱声……”这是真切的生活，是诚实的表述，是双脚踏在土地上的礼赞！

　　从“广”度来说， 《农民工之歌》高瞻远瞩，立足整个社会的城市化进程，以历史的眼光观照农民工的成长与发展，展示了诗人的大胸怀、大眼界、大手笔。整部诗集分为“开篇曲”“打工篇”“留守篇”“乡恋篇”“开拓篇”五个章节，阐释了“以自己的方式顶天立地”的农民工的概念，回顾了农民工的昨天—— “他们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尊严与人格常常被人作践” ，描述了农民工的今天—— “党中央的关注/给农民工带来了明媚的春天” ，预告了农民工的未来—— “当年外出打工的十八条穷汉子/如今已变成了十八罗汉/人人身怀绝技/个个神采飞扬/我们向着母亲的声声呼唤走来/带回了亲人们十年的守望/我们挥手告别了城市的美丽/决心用三年改变家乡的模样” 。

　　深度也好，广度也好，无不是基于“大爱”的烛照——眼里有生活，心里有人民。多年来，诗人刘迅甫一直关注着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状况和命运，关心他们的物质处境和精神文化诉求，感同身受农民工的喜怒哀乐，把农民工作为自己诗歌创作的重要题材。也正是他植根于人民，一心为人民抒写、抒情、抒怀，作品才有如此巨大的感召力和深远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