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博鳌：创新———诺奖得主的“中国之问”

2013年04月06日 来源： 海南日报

　　在今晚举行的博鳌年会“会员俱乐部”活动中，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选择他们最关注的中国问题时，不约而同的将目光聚焦在“创新”上。在探求中国乃至亚洲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时，两位全球顶级经济学大师，用发问的形式表达出相同的观点。

　　大师们共同关注创新力

　　罗纳德·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鼻祖，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这位102岁的睿智老人，因年龄原因未到现场但仍亲自提笔真诚发问，向中国企业家提出了他所关心问题：“中国工业革命的速度、规模及成就，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我们发现，与英国18世纪及美国19世纪工业革命相比，中国的工业革命在技术创新上稍逊一筹，这令人有些遗憾和不安。考虑到现代经济越来越多地受到知识的驱动，作为中国企业家，你们认为自己在创新方面有哪些主要困难？”

　　与此同时，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德·菲尔普斯的问题则更具体：“我曾主张亚洲国家应努力推动自身经济中的创新率。这需要逐步提升那些旨在开发新产品和新方式的项目的深度和广度，以期获得广泛接纳。在亚洲商界领袖们的心目中，推动亚洲自主创新的主要障碍是什么？是在政府层面还是资金层面？究竟在何处？”

　　两位世界顶级经济学家，在关注中国乃至亚洲经济发展时，不约而同地将焦点放在“创新”上，这不由让人联想起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不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教育领域，“创新力”已成为推动中国乃至亚洲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核心要素。

　　培育营造创新环境

　　作为中国最大钢铁企业之一，宝钢董事长徐乐江书面回答了两位大师的提问。徐乐江称，中国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工业革命，因为要称为“革命”一定要有影响世界的颠覆性创新，反观今天中国，尽管工业化轰轰烈烈，但是工业化过程中并没有伴随突破性的技术创新，反而带来的是资源的极度消耗和环境的破坏。创新不足是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而体制和机制问题则是影响创新的最大障碍。

　　海南航空董事长陈峰在今晚现场表示：“创新，最重要的是国家体制、文化和人才的聚集，财富也是其中之一。这种积累不是在短时间之内能够解决的，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创造出一个创新的机制，然后才能培养出一代创新人才。”

　　“我们很多民营企业家都有乔布斯的素质，比如冒险、偏执、甚至古怪，做事非常有想象力，很执着，创新能力与乔布斯大同小异”，素有“商界思想家”之称的冯仑，会前这样回复大师的提问：“问题的关键是，只有在充分竞争的、鼓励创新的、权益保障的、法制完善的环境中，具有这种能力和素质的企业才能长成苹果。现实情况是，中国创新并不缺乏有创新素质的人才，缺的是培育创新成果的土壤。我们的优秀公司，百度、腾讯、阿里巴巴都是在国外的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在境外上市。我现在最关心的是，为什么我们没有能够长出苹果的土壤。”

　　宝塔石化集团董事局主席、总裁孙珩超认为：“国家在鼓励支持创新的配套政策还不完整，不全面。特别是人才的引进、使用、保护的软硬环境很有限，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现在科学家所处的外部环境，很难静下心专心致力于研究。在资金层面上，国家在鼓励创新上既缺乏政府专业基金的支持，也缺乏社会金融机构的认同，遇到具体创新投入时，对预期目的要求过高，判断投入时和商品买卖一个思路，这实际上是不允许科学家失败，要知道科学创新是一定会有失败过程的。”

　　资本和技术双轮驱动

　　“在创新之前，首先要要学会聪明的模仿”春华资本董事长胡祖六认为，“英美工业革命两百多年也走了很多弯路，很多成果、经验和技术都被我们拿来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30年来发展得非常好，就是通过模仿。中国也不是第一个靠模仿实行工业化的大国，包括日本、韩国的崛起也都是走了一个很长的模仿的过程。而且创新不光是投钱，前苏联的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可能还高于欧美，但他整个20世纪从来都不是一个创新型大国，这跟制度非常有关系。”

　　“可持续的创新能力，要靠一套体制去保证，而资本机制是其中最重要的层面和环节之一”，博鳌亚洲文化传媒董事长昂健书面回答道：“过去30年全世界的高科技产业都出自美国，最重要的原因是资本市场的发现机制。‘硅谷模式’是从风险投资到资本市场一整套体系，是一个撮合科技创新者和科技投资者的机制，这种机制是中国乃至亚洲最需借鉴的。”

　　谈到中国最具有创新优势的领域，昂健认为，中国企业有实力在生命产业上成为全球市场的主要竞争者，“2011年中科院发布了《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认为在过去500年里，世界上发生两次科学革命和三次技术革命，遗憾的是都与中国失之交臂。现在第六次科技革命已经来临，其核心是生命科学技术革命。理论界、产业界和投资家们普遍认为，该领域正在全球形成巨大的市场并可以表现出非常好的持续性，而华人在该领域的表现非常突出，在生物领域最顶级的杂志中，每期至少有1/3的文章署名中有华人。如果我国企业能够超前布局，就可以抢占制高点、成为领头。”　　 (本报博鳌4月5日电 郭嘉轩 梁振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