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家采集4000年前陕西神木石峁城址局部三维图像

　　我们常说，中国走过了5000年未曾中断、延续至今的文明历程。中华文明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地，经历了怎样的过程？特别是那些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年代如何追溯？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现今，许多考古学、历史学领域的专家学者认识到，单依靠考古学、历史学知识无法得出准确结论，亟须科技手段的推动。

　　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于2002年启动，目前已进入第四阶段，该项目旨在加强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相关学科之间的协作，以考古学为基础，多学科联合攻关，对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综合研究。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袁靖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博讲堂”，为公众打开科技考古神秘的大门，介绍了科技考古如何为中华民族重修“家谱”。

　　碳十四测年法

　　探索起源年代之谜

　　古史传说中，中华文明来源于炎黄两部落的征战、融合与扩张。然而，是否真的存在这样两个部落，中华民族是否起源于那个充满征战的年代，那个年代究竟距今多遥远，长久以来没有明确的证据。甚至许多学者质疑，我们普遍认为的第一个王朝——夏朝，也许都不曾存在。关于中华文明起源，“西来说”“东西二元对立说”“中原中心说”等一时争论不休。上世纪90年代“满天星斗说”崛起，认为独立形成的诸多文明、部落如满天星斗一样遍布于中华大地，即中华文明的起源呈现出多元、区域性、不平衡的发展态势。随着考古证据不断发现，这一结论逐渐得到证实。

　　那么，“中华文明5000年”的说法准确吗？科技考古正在逐渐为我们揭示答案。

　　袁靖介绍，在没有年代学相关技术的时候，挖掘遗址年代早晚的判定主要依据“早在下、晚在上”的文化层的堆积，但是这样的断代都是相对的，如果没有文献资料来证明，就无从知晓它们的具体年代。而“碳十四测年法”能够确定每一个独立遗址的绝对年代。“碳十四测年法”是一种用来测量剩余放射能的方法，利用有机物中碳十四衰变的规律，通过了解样品中残留的碳十四含量，就可以知道遗址中有机物死亡的年龄，进而推断整个遗址的年代。目前，文明探源工程已经初步建立起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期间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并且可以得知，距今6000年前，在中原、长江中下游等地区开始出现社会的分化，文明进程呈现出加速度的状态。辽宁牛河梁、安徽凌家滩等年代距今5000年左右的遗址，发现了随葬精美玉器的高等级贵族大型墓葬和规模宏大的祭祀遗迹，可以推测，当时已经出现了王权或其雏形，或者已经进入初期文明阶段，然而中华文明何时出现的争议还在继续。

　　环境考古

　　探究中华文明起源地

　　年代测定给出了中华民族起源的时间坐标，那么，中华民族的先民在哪里生活？他们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创造了灿烂的文明？环境与文明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关联？环境考古也给出了解答。

　　据了解，环境考古主要是利用野外调查、样品分析、卫星和航空影像等手段，研究古气候、古地貌、古生态，在古代环境复原的基础上，分析自然环境变化与各地区文明兴衰演进的关系。“例如，二里头遗址位于伊河、洛河之间，当考古学者初到二里头遗址时不禁感到奇怪，先人们怎么会选择在水患严重的两河之间建城呢？后来经过环境考古研究发现，公元前1800年左右，二里头北靠邙山、南临洛河，是块风水宝地，后来由于洛河向北改道，才形成现今的模样。”袁靖说。

　　良渚大坝体系的发现是环境考古的另一个典型成果。长期从事相关研究的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刘建国介绍，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发现了良渚先民于距今4800年至4900年间，修建了一套发展完善的防洪体系，因此可以推测中国古代人民在5000年前就开始利用水源、治理水患，以此维持生存和生产环境。

　　手工业考古

　　窥探早起社会组织形态

　　“文明”一词学界多有争议，哪些标志能够代表中华民族走出蒙昧、走向文明？不少学者认为，有组织的社会形式的出现是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古代文明被历史车轮碾作尘埃，而科技手段对手工业的研究可以从侧面为我们展现出当时生产关系、社会组织的发展状况。

　　袁靖说，自公元前2500年以来，中原地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促进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此开始了早期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进程。例如，商代是大型青铜器冶炼的鼎盛时期，冶金考古领域的学者们通过对古代炼铜、冶铁技术的田野考古分析和模拟实验，探究出该时代冶金信息。值得注意的是，除对于技艺本身的揭示外，冶金考古同样揭示了大型青铜器的生产所需的大量人力、生产组织管理、产品流通和使用、工匠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等。这些生产关系内容的揭示，体现出当时的社会组织力和阶级性管理，而正是这些因素，促进了早期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开启了新的文明历程。

　　多学科交叉

　　填充早期历史细节

　　从世界范围看，现代考古学已经逐渐演变成一个以人文科学研究为目的，包括大量自然科学研究手段的交叉性学科，能否更加广泛、有效地在考古学研究中运用各种自然科学研究手段，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考古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尺。

　　袁靖表示，在考古学中应用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方法，一方面通过对遗迹和遗物进行测试和分析，揭示其绝对年代、自然环境特征、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诸多内容，开拓了传统考古学所不能涉及的多个研究领域；另一方面，确认遗址、遗迹的位置、面积、布局，进行定量统计和分析，极大地提高了考古学研究的效率和精确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负责人王巍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文明探源不是为了重现当年的辉煌，而是要发现细节，解决考古学问题，如几大区域的文化是如何汇聚成中原文明的，中原的文明又是怎样辐射到其他区域的，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华文明格局是怎样形成的？而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仅靠考古挖掘搭起一个框架很难完成，多学科的参与，尤其是科技考古却可以填充细节，让文明史丰满起来，有血有肉，让每个人类文明的故事都因真实而更富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