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全球知名智库发展现状与启示

作者：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赴美考察团

2016年08月10日 来源：光明日报　　

　　当今美国智库管理与运营特点

　　有相对稳定的经费来源，形成了以社会捐助为主的多样化融资机制，以大量经费支持研究工作

　　在美国，经费筹集是智库一项重要的经常性工作，很多智库都配有规模较大的相关工作团队。多数智库形成了社会捐赠、政府资助、市场化运作收益、国外捐助、个人捐助、PPP模式以及委托研究项目经费等多样化的筹资渠道。

　　布鲁金斯学会拥有3亿美元资产、20个研究中心和3家海外机构，有400名工作人员和200名不驻会的客座研究人员，还有60-70名访问学者。学会每年预算为9100万至1亿美元，其中80%来自捐助，10%来自理财收入，其他则来自培训和出版收入。捐助资金的80%来自私人，5%来自基金，15%来自美国、阿联酋、丹麦等国政府，预算资金中约7500万美元用作项目研究经费。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每年预算金额的45%来自捐赠，研究经费占总额的50%以上。

　　美国传统基金会现有300余人，其中研究人员80人左右，年预算7500万美元。其经费来源既有专门的基金支持，又有广泛的社会捐款。传统基金会代表保守党政府，捐款者主要为共和党人，个人捐款者多达60万人，捐款额度从20美元到100万美元不等。

　　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有专职研究人员300余人，还有建立了合作关系的网络化专家250余人。该中心每年经费达4400万美元，其中公司资助占32%，基金会捐赠占29%，政府捐赠占19%，有相对固定的70-80家企业给予经费资助，劳斯莱斯汽车公司和盖茨基金会是捐资最多的两家企业。

　　皮尤研究中心以公众观点、态度和行为的调查著称，有60余名研究人员和40名负责报告数字整理、图表设计等的专门人员，年经费2800万美元左右，主要来自社会捐助。

　　核心研究人员是国家顶级学者或学术带头人，在智库中享有较高地位，有完备的支撑与保障体系

　　美国知名智库研究人员大部分是顶级学者或学术带头人。布鲁金斯学会对研究人员的要求极高，一般要达到3个标准：是所在领域的“学术领头羊”、具有前瞻性视野和在公共领域有影响力。其录用过程和学术标准与哈佛、耶鲁大学等顶尖高校极为接近。学会现有高级研究员100名，研究人员助手100名，普通研究员20名。研究人员学术积累深厚，有的有政府工作经历或是国外前政要，他们深植各个领域，具有前瞻性思维和广阔视野，具有参与公共政策对话和影响政策层的能力。

　　美国智库都会利用媒体和网络平台提升自身影响力。布鲁金斯学会不断为政府提供咨询，经常参加政府的听证活动，频繁在媒体上发声，通过举办会议、出版图书来传播学会观点。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秉持“我们的产品改变公共政策”的理念，在选择课题时就设立目标，明确该项目要对政策产生哪些影响。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在提出与政府不同的政策主张时，通常举办有政府人员参加的研讨会，并通过网络、大型会议等发出自己的声音。

　　美国智库采取总裁负责制，智库人员包括行政领导人、研究专家、助理研究员、资料员、行政秘书以及服务人员等。各个智库都将研究人员视为核心竞争力，普遍注重研究人员与非研究人员的合理配置，研究人员在智库队伍中具有较高地位，各智库都有完备的研究保障支撑体系，以提高研究人员的工作效率和成果质量。我们走访的这几家智库，大多设有理事会作为决策保障机构，组织机构倾向于扁平化管理，为研究提供充足宽松的空间。布鲁金斯学会在总裁之下有学术研究和行政管理两大机构，学术机构包括外交政策、全球经济与发展、经济政策、城市政策、治理研究5个研究部门，行政管理则包括财务、运营、联络、发展和出版5个部门。学会为每位资深研究人员配备新毕业的年轻研究人员作为助手，助手们工作一段时间后可以“旋转”到政府做公务员，之后也可以选择再回到智库做研究。

　　研究人员收入水平较高，工作自主性强，主要精力用于研究

　　美国全球知名智库研究人员与非研究人员收入差距较大。卡内基、布鲁金斯学会的行政人员年收入约是研究人员年收入的1/3到1/4，彼得森研究所研究人员与行政人员收入差距更大。行政人员多由年轻人员担任，其工资收入虽然不高，但有转入政府部门和其他机构的可能性。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人员的年薪平均在15万美元左右，经济学领域的高一些，社会学、政治学教育背景的低一些。与高薪相比，吸引研究人员的重要因素不是薪水，而是智库的名望。

　　美国智库研究人员自主性强，研究任务饱满，有的智库研究人员可以自己设定研究题目。研究人员没有繁杂的行政工作，也无须参加与研究不相关的会议，参加自己选择的会议或讨论时，遇到与自己研究无关的议题可随时起身退出，也不需要填报各种表格，以保证充分的研究时间。

　　形成了独特的人才“旋转门”流动机制，成为美国政要的重要“储备池”

　　美国政府每四年换届一次，换届时有4000多个联邦政府工作人员需要更替，其中大约有60%以上来自智库和高校。我们走访的几家智库都表示，要坚持独立性、公开性和非营利性原则，不为党派“站台”。布鲁金斯学会每年与研究人员签约，要求其承诺不为某一个党派“站台”，否则就要辞职。在参与竞选过程中，不得占用工作时间，不可以使用布鲁金斯学会的办公资源。虽然普通研究人员和研究助手的工资水平比高级研究人员低很多，但是他们有机会旋转到政府工作，经过历练后还可能回到布鲁金斯学会，成为高级研究人员，所以这份工作仍有很大的吸引力。另外，如果民主党执政，会从智库中选用大量对国家重大战略与政策有研究的研究人员，这时其余的和新进入的研究人员，多数是共和党背景。当共和党执政时，大部分有共和党背景的研究人员进入政府，智库则有较多具有民主党倾向的研究人员。

　　内部管理与分配机制健全，管理人员中半数以上职位负责筹资和运行智库，纯粹的行政人员数量很少

　　从走访的几家智库看，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人员和非研究人员各占一半，其中非研究人员中半数以上负责筹资，还有一部分负责国际交流工作，只有极少数人做纯粹的行政工作。行政工作围绕智库研究提供强有力的服务与保障。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一年筹办2600个左右的会议，搭建国际化交流平台，经费中很大一部分用于此项工作。布鲁金斯学会注重收支平衡，使资金状况能够适应当前及长期研究项目的经费需求，并通过高效的资金管理运作，确保各个研究项目顺利进行。在这几家智库中，经费支持者不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不能干预研究题目和研究结论；管理方面，坚持经营与研究分开，日常运行遵循企业管理方式，由总裁负责运营；经费使用上，最大限度区分研究经费和行政费用，将经费主要用在研究项目上；在研究项目支出中，研究人员经费占一半以上，按照预算制直接拨付研究人员，课题收入计入工资打入个人账户，不再进行繁杂的报销。学者在外演讲收入达到5000美元时，要向主管副总裁进行申报备案。

　　美国智库建设的若干启示

　　美国智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经济全球化快速推进，决策环境和条件日趋复杂，政府决策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现代智库以其宽阔视野、高度专业化和对复杂问题的建构能力，成为政府决策质量和效能的重要支撑。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参与全球竞争、争夺国际话语权的需要，也是中国社会实现顺利转型的内在需要。要推进我国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建设符合当代社会决策发展要求的智库。

　　借鉴美国智库实践，深入研究智库发展一般规律与特殊要求。由于国情不同，各国智库都具有特殊性。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特”在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服务于民族复兴大业和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美国智库发展有其自身政治制度的因素，不能照抄照搬。

　　但是应该看到，智库具有一般社会组织不具有的规律性特征。作为思想品的生产主体，研究人员是智库最核心的资产和财富，而对研究人员的管理、监督、激励和评价，必须体现思想品生产的要求和特点。美国智库之所以形成强大国际影响力，就在于尊重和适应了现代社会思想品生产的规律，其智库运行管理的先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美国智库和中国智库的发展路径不同，各自具有优势与特色。

　　美国智库产生于三权分立、两党竞选这一制度的大环境之下，很多智库起始于基金会、财团等组织，如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等。还有如兰德公司起始于与军方合作，具有很强的技术背景。美国的智库人员流动较大，研究的国际化程度高，专业背景深厚。中国智库大多还是现行体制下的行政事业单位，行政管理特点鲜明，国际影响不大，研究视野有限，专业性不强。

　　当前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需要特别重视几个关系。一是智库与政府的关系。智库服务于政府决策是其存在的前提，这是无可置疑的。但从智库的特点与定位来说，不同性质的智库对政府的服务内容和方式要有所区别。二是不同时段的研究目标之间的关系。中国智库不仅要研究“短时段”问题，关注短期内的“新闻事件”，还要关注“中时段”和“长时段”问题。要对未来更长时期我国面临的总体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经济、人口、环境、社会等因素进行研究与预判。目前国内有些智库过于看重短期舆论效应，要避免这种倾向。三是智库工作中服务与研究之间的关系。智库应以思想品和专门化知识服务于决策本身，而不是陷于日常性、一般业务性工作。如果服务与研究关系处理不好，不仅不利于智库知识产品质量的提高，而且是不必要的浪费。四是研究的对策性、应用性与专业性之间的关系。智库不同于纯学术研究，要讲求研究的对策性和应用性，但同时要注重夯实专业性基础。缺乏专业性支撑，其科学性、应用性将大打折扣，也会失去与国际一流智库在更高层面深入交流的基础。

　　对中国智库建设的几点建议

　　应鼓励智库类型的多样化设计与发展。为在国际舞台上更好地维护国家权益，体现我国的主张，应形成多元化、多样化、多层次的智库体系，更多地体现智库的独立性和鲜明特色。

　　为智库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与良好的社会环境。我国智库主要脱胎于行政机构或事业单位，在管理理念、管理方式等方面行政化色彩浓厚，社会公信力和认可度不高，缺少对智库资助的支持政策。应研究制定与智库的社会筹资、捐赠等相配套的政策支持。

　　尽快解决当前约束智库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目前我国智库在研究人员出国、经费报销、职称评定、业绩考核等方面，基本上还等同于现有体制下一般事业单位，没有体现智库作为思想品生产机构的特点，应抓紧出台政策逐步解决这些问题。

　　加快打通智库人才“旋转门”。智库人才既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开阔的视野，又要有对国情的充分了解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要尽快建立相应机制，推动智库人员到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任职。进一步畅通渠道，吸纳社会优秀人才。

　　建立智库人才专门的培养渠道和机制。未来5至10年内，培养出一批高水平智库人才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至关重要。要抓紧制定智库人才发展规划，明确发展目标，制定个性化的培养方案。可从现有智库中选拔政治素质好、研究能力强的研究人员进行重点培养，安排他们到经济综合部门、驻外机构锻炼或到国外智库机构进行交流，并根据需要辅之以外语学习和专门的交流能力训练，逐步形成人才梯队。

　　（考察团团长：张大卫；考察团成员：陈文玲、王军、徐占忱、张焕波、刘向东；执笔人：徐占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