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障碍在哪里？
来源:文汇报 作者:宋任涛 张奠宙等
编者
“创新障碍在哪里？”是著名学者汪品先院士在今年1月9日，即胡锦涛主席发出中国要在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号召5周年之际，在给文汇报编辑部的一封公开信中提出在全社会发起一场大讨论的题目。自那时以来的一个多月中，本报已收到百余篇来稿，参与者来自社会各个层面、不同领域，不少来稿质量甚高。文汇报对此次讨论高度重视，迄今已在头版等重要版位刊出20多篇来稿。可喜的是迄今来稿势头不减，而且来电来信表示关注和支持这场讨论的读者更多。正如有读者来稿中所说，这场创新障碍讨论正逢其时，恰到要处，很多人觉得有话要说。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人们对排除创新障碍，早日建成创新型国家的强烈期待。目前这一讨论仍在继续，为了给这场讨论再添一把力，本期科技文摘专版特以整版篇幅摘要刊出部分读者参与讨论的来稿。一场讨论总有暂告段落之时，但我们会和读者一起，持久保持对创新障碍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注，因为这也是文汇报的使命之一。
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流的创新能力依靠一流的创新人才，但是一流的创新人才从培养到发挥作用，不是短时间能够做到的，可能需要一两代人。中国目前的科技创新局面，主要还是由于缺乏足够的创新人才和创新意识。此外，利于创新人才发挥作用的外部环境还不完善。
首先是尖端人才分批次的流失。从高中毕业开始，再大学毕业，然后是研究生毕业，最一流的学生一般直接选择去发达国家继续深造和发展事业。虽然现在有一定的海外学者回流，但和流出的数量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其次，中国目前的教学方式不利于培养创新意识。从小学开始，到中学、大学，仍然是以应试教育为主，脱离实际生活，普遍缺乏想象力和挑战性。
第三，高校的教师队伍建设跟不上学生扩招的速度，造成高校教育质量下降，造成人才队伍有数量但没质量。这个局面短期内较难改善。
第四，中国目前的科研工作岗位待遇偏低，加上社会的一般价值取向和社会分配不公等负面影响，使得很多受过良好科研训练的青年人才，最终没有选择继续从事科学研究，造成人才培养的巨大浪费。
宋任涛（上海大学生命学院教授）
面对原始问题，鼓励直觉猜想
创新，去面对原始问题还是在文献中浏览？突破，靠直觉大胆的猜想还是步步为营的严谨？应该说，两者都要，但有主次之分。这里，不妨从陈省身和杨振宁的成功经历中得到一些启示。
1945年，陈省身证明了“高斯-邦内”公式之后，给出了复向量丛的示性类，于是“整体微分几何学”的时代开始了。1954年，杨振宁和米尔斯研究“非交换”的规范场，世称杨-米尔斯理论,揭开了物理学研究的新篇章。
两篇开创性的论文都不长。陈省身在1944年发表的“闭黎曼流形高斯-邦内公式的一个简单的内蕴证明”，全文不到6页。杨振宁和米尔斯关于“同位旋守恒以及同位旋规范不变性”的论文，也只有5页。他们的成功，并非在当时就建立了系统的理论和完美的框架，而是以“深邃的洞察力”和“科学睿智”，看到了原始问题的所在。
陈省身说，数学有好的或不大好的数学，我们要做好的数学。20世纪30至40年代，微分几何囿于“射影微分几何”的范围。当时有人认为：“微分几何已经死了”。在研究微分几何的少数人中，大家都受斯廷罗德的影响，坚持用“上闭链”。陈省身回忆说：“用微分式比上闭链方法要容易多了。然而那不是时尚。大家做的东西，我不做。研究贵独创，不要跟着人走”。陈省身敏锐地看到研究整体性质的拓扑学的兴起，注意到嘉当外微分方法的重要性，致力研究“微分几何的局部与整体关系”这一原始问题，终于开创了几何研究的新时代。
对于掌握文献，杨振宁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他说：“读文献找题目是科学探究方法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方法。老是读文献的危险就是会忽视物理学的原始问题，以致淹没在文献的大海里。有些人喜欢做锦上添花的事，可是他那个‘锦’就不一定对，你那个‘花’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科学需要想象力，创新来自直觉的猜想。我们只听到外国人的猜想，哥德巴赫猜想、庞加莱猜想、费马猜想等等。中国人的猜想几乎听不到。这是东西方科学文化的差异所致。让我们来看杨振宁如何回忆他的导师泰勒（美国氢弹之父）的学术风格：
“泰勒研究物理学的一个特点，是他有许多直觉的见解。这些见解不一定是对的，恐怕百分之九十是错的。不过没有关系，只需要百分之十是对的就可以了”。“泰勒是不大注意证明的，他的想法是比较直观的。他的直觉结果不全是对的，对的直觉也不能够证明。不过，他的好处是触角伸得非常之远，往往在没有看清一个东西的时候就抓住了它的精神，然后再想办法把中间的路联系起来”。
这样的治学风格，恐怕不是严谨治学一句话可以概括的。关于大物理学家费米，杨振宁的回忆是：
“费米习惯于每周对很少的几个研究者作一两次非正式的不经准备的晚间讲演。由他或每位同学指定一个专题，然后费米就查阅他的那些做了详尽索引的笔记本，找出该专题的笔记，随后给我们讲解。”“除了正式和非正式课程以外，费米还将他的午餐时间几乎全部献给了研究生。午餐时进行的谈话很自然地涉及各种题材。”
试问，现代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能够容纳费米和泰勒这样的导师吗？他们的即兴思考、直觉猜想会得到鼓励吗？含有百分之九十错误的看法，能有地方自由谈论吗？会和“严谨治学”的要求发生冲突吗？
新生的思想和念头往往是不成熟的，即使是只有百分之十正确性的想法也弥足珍贵，更不可以简单地用“不严谨”加以否定。创新的火花，往往出现在许多非正式学术论坛、学术沙龙、咖啡交谈、晚餐畅叙等等的思维自由碰撞场所。让我们多多创设这样的自由谈论的场所，鼓励大胆的假说、猜想和预设。总之让我们的学术氛围更活跃些，更大胆些，也更开放些，更宽容些。
张奠宙（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创新需要更多的“安、钻、迷”
面临我国“十二五”发展的宏伟目标，2011年是令人无比期待的一年。我们需要在各个领域都有一批创新能手。我想起中科院老院长张劲夫当年对我们的号召：“安、钻、迷”。各个领域都需要在第一线有一大群的“安、钻、迷”——安心、钻研、入迷。提出新设想，设计新实验，求真知，得到突破创新的知识、技术。
实际上，人类至今的科学技术成就，都是无数“安、钻、迷”们的伟大贡献。20世纪末开始的人类基因组DNA测序的设想，曾经被认为是难以想象的大工程，但通过10年时间、30亿美元经费支持和大量的研究，终于实现了突破。当时依靠的DNA测序仪，已经设计的十分精确、自动化。但是，此后为了更有效地获取生物遗传信息测序，“安、钻、迷”们还是不满意，不断创新、实验。在又一个10年之间，DNA测序效率不断建立新记录，并行、高通量等新技术使一个人的基因组测序费用只要30万美元即可完成。目前，新一轮研究正朝着3万美元或更低的费用这一目标前进。
现在由于“安、钻、迷”们的努力，使我这个总把困难估计得更大些的人也相信：10年之内基因组测序可能在医学上起重大作用。提供个体基因组测序数据不再是梦想，你有什么遗传正常或缺陷？你有什么疾病易感倾向？都会有数据报告。新的预防医学和个体化治疗医学都将启动，进入常规。
我们正处在一个人类知识、科技爆发性发展的新阶段。中国是13亿人口大国，应该为人类科技和文化知识做出更大贡献。我们在各个领域都需要大量可爱的“安、钻、迷”。他们是科技创新的主力。
请为“安、钻、迷”们的萌生、培养、成长和工作创造更好的条件吧！
李载平（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上海细胞生化所研究员）
关注人的兴趣
真要实现创新，尤其是原始性创新，归根结底还得关注人的兴趣。古今中外，大凡创造伟业的科学、艺术大师，都是相关领域出了名的兴趣“痴迷者”；而且，不少诺贝尔奖获得者每每谈到成就的体会时，也无不主要归因于兴趣。
约翰·德莱顿有句至理名言：“大智和大愚只有一步之遥”，爱因斯坦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把这两句话结合起来理解，可获得的启示是：创新与人的天赋有内在的必然关联，而兴趣恰好是发现自己天赋、特长和施展才华的一把“钥匙”。从人的发展看，兴趣，只有兴趣，才能使创新与自我实现达到最完满的统一。
如果我们把个人兴趣视为创新者必须具备的主观心理条件，那么讨论“创新障碍在哪里？”似乎可以分两方面来谈。一方面，我国仍然缺乏有利于原始性创新的土壤，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涉及历史原因、文化差异、思维习惯等；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看到，如今的中国毕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中西方思想科技文化的交流和融通今非昔比。在这种大背景下，围绕人的主观因素深入反思，对创新同样具有现实的意义。
时下与其说“牛顿为什么不是中国人？”，埋怨中国缺乏创新的环境条件，不如改变思路和立场：“中国人为什么不是牛顿？”最近，国内名牌大学从国外引进一流人才、一流科研团队，启动拔尖人才的培养计划，这些措施无疑有利于加快中国的创新步伐。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丧失自信心，因为兴趣与创新的因果关系已经屡屡获得证明。
张诗忠（上海教育出版社编审）
高校的创新障碍
汪品先院士《创新的障碍究竟在哪里》一文认为，目前我国高校创新现状不佳是否与我国古文化的“遗传病”有关。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笔者认为，当今中国高校创新障碍的本质或者源头，应该是现行高校制度的设计和价值（成果）的取向。对应之策也应该是针锋相对，即在制度和价值（成果）取向上去根本创新。此乃解决当今中国高校创新障碍已形成这两方面的恶性循环、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的根本对应之道。
汪文接下来又委婉地提出：“我们发展科技的途径，是不是过于偏重了物质，疏忽了精神？”我说委婉地，是因为笔者周围很多人读了汪文后都认为，问号可以用句号来代替，即答案是肯定的，是有目共睹的。那么产生该现状的原因何在？笔者认为，有关方面的工作没有到位是主因。客观原因也不少，但主因是我们的工作有疏漏和偏差，没有按照科学发展观来实施中央的基本决策。
笔者的第二个观点是，精神建设的长期疏漏和偏差也是我们创新的主要障碍之一。讨论这种疏漏和偏差的根源，笔者以为，应该是与我们诸多制度的设计不科学，我们诸多社会成果的评价标准本身出错不无关系。除此之外，还有两方面的创新障碍值得关注：行政制度改革的落后（如：官本位、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反腐败的制度设计不健全……）和诸多行业的政绩考评制度不科学(如：我国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体系不科学、甚至非常落后，直接导致社会整体的创新意识和创意举措的落后……)。这些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高校创新障碍的本质。
韩小鹰（海归学者）
提高科技人才地位
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在人才尤其是创新型人才，但这支队伍的现实情况不容乐观,必须认真化解。
改革开放以来，科技人才的作用得到了较好发挥。但就这支队伍的整体状况看，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并不高，科学家没有真正成为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人，相反行政化、“官本位”的趋势在我国愈演愈烈。有两个例子。一个是中科院2009年对1180名中小学生调查，问他们未来做何职业，结果科学家职业排第5位以后，排第一位是公务员。一个是中国科协2009年第二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显示，科技工作者队伍总体稳定，但潜在的职业忠诚危机不容忽视，科技工作者愿意子女将来从事自己职业的仅占19%，不愿意的高达51%。不少科技人才，偏重行政管理职务，轻视学术技术工作。这种发展趋势，对中国创新发展阻碍很大，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改进。
我认为，根据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布局的要求,当前重点要突破两个问题：一是要进一步提高科技人才的社会地位，真正把他们摆在国家发展的第一位。韩国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据说，韩国过去和我们一样，排第一位的是官员，第二位的是企业家，第三位的是科技专家。后来韩国通过立法，把科技专家家放第一位（有些科技专家的工资可以超过部长级），企业家放第二位，官员放第三位，这充分调动了科学技术专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韩国现在已经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二是要较大幅度地提高科技人才的经济地位。通过分配制度改革，真正建立一套“人才优先”的工资福利政策，总体上科技人才的平均工资水平要高于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从而让千军万马不是去考公务员，而是去当科学家、工程师。通过这种导向，淡化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培养造就一支宏大的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使科学家真正成为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人。
沈荣华（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
坚持长期探索
我们真应该借这次关于“创新障碍在哪里”的大讨论，深刻反省“钱学森之问”，它实际上是钱学森留给中国人民的最后一个宝贵遗产。
如做进一步分析，笔者以为，“李约瑟难题”是难在：为什么古代中国只以技术史为主流而缺失科学史？这实质上也是东西方文化和思维的根本区别之一。对于“钱学森之问”，笔者揣测，他既有明白之处，也有疑问之点。明白的是，中国的大学（包括教学与研究领域）缺失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土壤”，而其疑难之处，与“李约瑟难题”应该是不谋而合，都是寻根究底即概念性之问：为什么中国缺失这样的条件？
笔者还想指出的是，“创新”是结果，思索、探索、尝试、摸索是过程。也就是说，长期的、毕生的，甚至还是几代人锲而不舍且不断深化的科学探索、循序渐进的技术思索和尝试以及百折不饶实践摸索，才是“创新”之本。因此，在倡导技术创新的同时，也要重视科学探索和实践摸索；既要关注创新结果，也别忽视长期的探索、尝试和摸索过程。
周国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已退休）
提高公众科学素质
现在讲到创新问题，往往认为是科技界或教育界的事。其实不然。上世纪50年代，前苏联的载人飞船上天曾经震动了美国朝野。在这一巨大挑战面前，美国科技界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开展对公众科学素质的调查，力图找出美国科技落后的原因和对策，最终，美国科技和教育界联合推出了著名的“2061科学教育计划”，下决心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科技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同样，上世纪80年代，英国科技界面临无法得到社会理解、支持和资金捐赠等问题，科学研究事业一度处于尴尬的境地。英国皇家学会的一批科学家在调研基础上发表报告，呼吁广大科学家走出研究室的“象牙塔”，向公众传播科学思想，宣传他们的研究工作，这就是影响深远的“公众理解科学”运动。
公众科学素质不仅关乎科学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理解和支持，而且也能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以下两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南浦大桥在设计时为解决浦西用地紧张的问题曾令许多专家绞尽脑汁。后来，还是从一个学生提交的设计作品中获得灵感和启发，最终，设计的大桥为：在浦西地区，循环上升，如巨龙昂首，而在浦东，平展舒伸，如龙尾飘逸；为消除“老年痴呆症”名称的歧视含意，香港科技界向全社会征集改名建议，最终，从众多应征者中，采取了一个中学生提出的建议名称：“脑退化症”。
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米勒教授指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是，公民的科学素质和国家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其实我认为科学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尖端科技，另一个是普通科学，尖端的科技能直接提升国家的竞争力，但我们今天强调后者，其实在我看来并不与国家竞争力直接相关，但却异常重要。”
提高公众科学素养，培育创新精神，关键在青少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在上海世博会的一次主题演讲中指出：瑞典经常被人们列为世界上最具创新精神的国家，拥有很多成功的大型跨国公司。其中的关键因素之一是瑞典成功建立了面向所有孩子的教育体系。当前，科学技术发展迅猛，单纯技术创新独领风骚的周期越来越短，而要保持一个国家的整体科技发展优势，唯有树立和坚持科学理念和科学精神的创新，而创新的基础就在公众科学和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青少年是未来城市发展的实践者和受用人，他们创新精神的培养决定着国家的竞争力和发展前途。重视和提高青少年科学教育的质量和水平应该成为我们当前和长期的努力方向。
洪耀明（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学术部副部长）
期盼“中国疗法”
作为一名临床医师，本人对医学创新提出以下浅见。医学生的培养方式存在严重弊端 受苏联模式影响，高中毕业生直接进入医学院校，并且在高中二年级就归入理科，从此与历史地理绝缘。不要说没有人文精神的思想历练，就是最基本的知识也被枯燥乏味的数理化题目所消耗。大多数医学生是出于父母需要被动地选择职业，很少听到悬壶济世、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一旦临床上遇到问题或疑难杂症，不是迎难而上，而是畏首畏尾。有人说当前严峻的医疗环境和医患关系制约了医师的创新治疗，但深层次的原因其实在于此。
教学方式因循守旧 记得在大学的时候，基本上是一本教材从学期初用到学期末，直到读研究生时才知道查阅文献的方法。在美国医院进修时，护士都会用Pubmed检索所负责疾病的文献，所有医师对疾病的相关进展了如指掌。医学的对象是人，疾病千变万化，教材是固定成文的东西，尽信书，不如无书。看教材是打基础搭积木，复习文献是想象中的战场，是和疾病真刀实枪的拼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医院积累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病例，但真正提出“中国疗法”的几乎没有。
盲目媚外 不自信的结果是盲目地接受。接受外来先进知识必须是在自己充分理解疾病的发生发展和最新知识基础上，加上国情民情，综合判断寻找最佳治疗方案，发表创新见解。某种心脏外科手术，明明是国外的个案报道，是在其特定情况下作出的选择。某些医师看到后如获至宝，不加区别，全盘拿来，往往是过度治疗，浪费了大量资源，事倍功半。
管理制度严重滞后 缺乏流动，仍然是单纯的技术管理，不是经营管理。目前的医院管理制度好像各种体制都有。公务员、教师、国有企业、白领都归得上。这些制度的优点可以都得到体现，但缺点却也是应有尽有。有的百年老店甚至是六、七代同堂，严酷的编制，窒息的等级制度，森严的壁垒扼杀了多少创新的点子！医疗体制的春天决定着医疗的创新。
陈会文（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心脏外科，博士）
四大原因限制创新
首先是现行教育体制和模式对创新能力的“抹杀”，限制了创新的“内力”。创新需要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对未知的探索兴趣和能力，“记忆型”教育重创甚至抹杀这种精神、兴趣和能力，更不用说去培养和提升。不改变，难以出现真正的创新型人才。
其次是社会的“浮躁心态”严重渗入学术和教育，破坏了创新的“环境”。这个象牙塔、这片净土在遭受严重毁坏和污染。追求功名利、走捷径的越来越多，严谨治学、脚踏实地的“傻人”渐少。社会生活百态和生存压力严重影响中青年学者对科学的兴趣和追求，也导致了为达目的不惜弄虚作假等风气的泛滥。
再次是行政手段对学术的过多干预，影响了“游戏”的“公平”。“权”可帮助获得更多的人力、财力、社会关系等资源，而这种不公既挫伤了多数学者的积极性，又造成有限资源的浪费，影响创新氛围。
最后是管理上的急功近利。
钦伦秀（复旦大学中山医院外科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