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学术的重要性

      作者:王树人 

　　学术绝非是逍遥于世外桃园之事，也绝非是居于“象牙之塔”自我欣赏之事。学术问题，实在是关乎民族国家兴衰的大问题。

　　学术之特别重要，早在上世纪初，梁启超先生就慧眼别具。在他看来，中国当有“新学术”，而且唯独有了“新学术”，才可能有“新器物”、“新道德”、“新政治”、“新世界”。梁先生这话，可以说把学术的重要价值说透了。他的话对于当时救亡图存的中国知识界，具有重要的指引和启迪意义。即使到了今天，他的话也没有过时，仍然值得我们深思。他对学术重要性的这种认识，是极为深刻的洞见。就是说，学术绝非是逍遥于世外桃源之事，也绝非是居于“象牙之塔”自我欣赏之事。学术问题，实在是关乎民族国家兴衰的大问题。

　　古今中外，所有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都在于直接或间接地为一个民族或国家提供发展的新理念。例如，中国近代以来，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开始，学术的理念就已经处于骚动和演变之中。一旦提出“西学为用”，那么，随着所用“西学”跟着西洋器物进入国门，“中学为体”之不受影响或维持不变就不可能了。实际上，这个“中学为体”由于“西学为用”，就在自己身上打开了演变的缺口，“中学为体”之“为”必将“为”不下去。后来，由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催生出康梁公车上书之“百日维新”，就是直指改变“中学为体”。这次变革虽然失败了，但却开拓出“变法维新”的学术新理念。康梁提出这种新理念，不过是试图效仿西方或日本的君主立宪制，但对照中国自秦两千多年中央集权的皇帝专制体制来说，这在中国确实是一种体制变革的新理念。当然，这种新理念之路终究没有在中国走得通。

　　再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超越君主立宪，在理念上又进一步。当然，这种共和议会制在北洋政府那里，一时间还处于徒有形式的阶段。就是说，议员们讨论的问题和通过的决议，都不能超越维护北洋军阀既得利益这条底线。但是，尤为重要的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引进了“科学”与“民主”之理念，特别是同时还引进了“人性解放”、“思想自由”等新理念。这些理念影响深远，对于中国后来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可以说，自此以后再想倒退和维持现状，在大趋势上已属不可能。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当下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经济、军事等实力方面，发达国家也不敢小视中国了。但是，中国的文化、学术事业是否也发展到世界第二了呢？我想，在比经济、军事更为根本的这个文化、学术方面，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正是在这个根本方面，我们距离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很大差距。例如，无论中国民众，还是政府职能部门的公职人员，其平均文化水平，都还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亚洲四小龙。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说文化、学术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具有根本意义？这是因为，一个民族和国家真正发展的动力和后劲，只能取决于其文化、学术的平均水平如何。而文化、学术水平则集中体现在一个国家所拥有的人才身上。例如，二战后，两个在战争中遭到毁灭性打击的战败国——日本和西德，经过不长时间，就奇迹般地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重新走在世界的前列。而它们其所以能走在世界前列，就是因为它们具有众多高水平的人才，从而能在得到一定外力支援的条件下，使其民族和国家得到快速发展。这已经是世所公认的事情。

　　当然，不可否认，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文化、学术也取得不少成就。但是，远没有取得它们应该取得的成就。对于这一点，正如钱学森先生在晚年所提出的尖锐问题: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没有培养出杰出人才？这是钱先生针对中国文化、学术现状的一次振聋发聩的发问。面对钱先生所提出的问题，是不是有必要对于我们体制上的问题作一番相应的反思呢？例如，为什么“官本位”也能盛行于大学和科研院所呢？再如，惊人的学术腐败，与当下国家整个评价体系没有关系吗？与基金评选体制以及学术成果评价体制，没有关系吗？现在有些大学里，如果拿不到基金项目，教学再好也没有用。但是，怎么样才能拿到项目？在现行“官本位”体制下能做到公平公正吗？再说，为什么规定一定要拿到项目？如果说“关系学”滋生出社会各方面的腐败，那么它在大学和科研院所里就不能滋生腐败吗？有人把学术的现行评价体系的作用称作“逼良为娼”，说得很难听。但是这种带着伤痛的批评之声，难道就没有合理性吗？难道就不值得重视吗？对于钱学森先生提出的重大问题，我在不知道怎么能给出一个合理答案的情况下，作出上述问责性的种种质疑。于是，新问题产生了:应当不应当作这样的质疑？有谁来关心这种质疑？我感到迷茫。那么，谁能解除我的迷茫？我寄希望能与新春一起到来的高明。

来源: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