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暂时缺乏创新并不是“谜”

时间:2011年02月22日   来源:文汇报   作者:张军 

　　多少年来，我每次看到有关我们为何缺乏自主科技创新的检讨，总有些困惑。尽管对“我们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为什么我们没有人摘取诺贝尔奖？”之类的问题引发了讨论，但总是“无功而返”。有意思的是，这样的讨论有时还冠以“×××之谜”，其实仔细想想，这怎能算得上“谜”呢？依我看，答案一清二楚：就因为我们还不是发达国家。就这么简单。我们之所以把诺贝尔奖看得那么重，之所以责怪自己缺乏创新，说白了，就因为我们习惯拿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做对照。

　　在我看来，问“为什么我们缺乏创新”与问“为什么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比美国低10倍以上”没什么两样。对于后者，我相信，很多人会脱口而出，说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不够发达。是的，经济的发展水平可以解释中美在人均GDP、劳动生产率水平、政府开支规模或者有和没有波音飞机等方面的差异。

　　可是人们往往懒于观察，实际上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还体现在更多方面，人才、人力资本的存量和科技水平（包括科技创新活动）的差异也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除了文学艺术，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技术研发等领域，发达国家总领先于欠发达国家，而我们还不是发达国家。

　　至少从英国工业革命以来，重大的科技创新活动大多发生在经济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或地区。二战后的这60多年，情况依然如此。我们发现，科技领域的领先者大都是经济发达国家。无论科技创新、金融创新，还是新型企业的创生，几乎都集中在少数发达经济体。这并不是偶然的经验现象。

　　要解释为什么科技创新活动很少发生在欠发达国家并不难。简单来说，经济不发达国家在科技上的投入必然较少，也缺乏能力吸引和培养更多的科技人才。没有经济实力，鼓励和激励科技创新的制度设计得再好，也不可能得到有效执行。所以，对于落后的和欠发达的经济体而言，头等重要的是选择正确的经济政策，实现经济起飞和走上经济快速发展的轨道；同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定和实施科技追赶与鼓励科技研发的战略，以不断缩小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科技差距。不过，在科技追赶的战略下，创新活动不可能成为主流。

　　上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和东亚少数几个经济体（特别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成功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也制定和实施了科技追赶战略，不仅不断提高科技研究与开发投入，大规模培养和吸引海内外人才，提高科技人才待遇，而且大力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并借此促进国外先进技术的转移和对转移技术的消化。大学和研究机构广泛引入发达国家的研究制度和评价体系，SCI和SSCI被作为重要的评价指标。尽管我们可以指出这些制度的种种弊端，尽管我们可以批评西方现行的审稿制度、SCI和SSCI评价体系的负面影响，但这些对于处在追赶阶段的国家提升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整体水平与平均“生产率”，却可能是行之有效之举。

　　事实上，与上述东亚经验类似，过去30年里，中国在科技领域追赶发达国家的速度并不慢。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和水平不断提高，我们在科学研究和科技开发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科研力量、人才队伍、R&D投入以及人均研究论文和专利申请的数量均快速缩小着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这个追赶阶段，缺少较多创新活动并不奇怪，本来如此。

　　当我国的科技整体实力和科研平均水平提升到足够高度，也就是差距变得足够小，科技追赶的迫切性降低了，创新活动才会更频繁地发生。这其中的道理不难明白：发达国家之所以有更多创新活动，是因为他们已站在“前沿”，没有“对照组”，科研人才不再背负追赶的使命和责任，其思想和研究活动不再被鼓励、激励及国家追赶战略“干涉”，于是可以更多地出于兴趣、好奇心和自娱自乐——这正是创造性活动的本性。

　　（作者：复旦大学经济学长江特聘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