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研异化与过度行政化的思考

作者:梁宋平

时间:2011年05月30日   来源:科学时报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去世前曾问：“为什么中国创新人才总是‘冒’不出来？”是为“钱学森之问”。钱老曾为国家科学事业作出重大贡献，也熟悉我国科研环境，他的发问，使人震撼，令人深思。相关讨论已有很多，笔者根据回国多年的所见、所闻，所经历的感受写成本文，权作一管之见。

　　笔者以为，在制约我国创新人才和创新成果产出的可能因素中，科学研究中出现的一些异化现象，和科学管理的过度行政化可能是重要因素，而后者又是前者愈演愈烈的原因。

　　“头衔热”燃尽科研初衷

　　科学研究的本源是人类追求真理的探索行为，其最初驱动力是人类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众多的科学发现给生产和生活带来利益，推动生产力发展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亦成为科研的驱动力。这些在今天仍是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和根本宗旨。

　　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科学研究已由追求真理的探索行为变化为一种职业，并成为部分人谋生的手段。这是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合理衍化，也是目前国内外普遍存在的现实。科研工作者通过科学研究获得个人名利是合理的，也是应该的。但是，如果环境和体制促成科研人员更多关注个人名利，淡忘或者偏离科研初衷，这种异化就是负面的，将导致浮躁和不端行为。

　　在发达国家，功利驱动导致的学术不端同样存在。但多年来，我国产生真正的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原始创新成果数量很少，学术不端行为又屡屡发生，其原因可能有多种，除了科研人员本身的素质和心态，深层次上也与我国的科研体制有关，相当程度上又与管理过度行政化有关。

　　我国恐怕是世界上对科研人员设立各种“头衔”或曰“符号资本”最多的国家，除经常提及的“教授”、“博导”、“院士”，还有诸如“国家级专家”、“政府津贴获得者”、“优秀专家”、“跨世纪人才”、“科技领军人物”，以及各级政府设立的诸如 “长江学者”、“浦江学者”、“天府学者”、“珠江学者”、“芙蓉学者”等头衔。对这些名目繁多的头衔，应当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待。一方面它们有激励科研人员的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也衍生出一定的负面影响。

　　在很多单位，这些头衔直接与经济利益和个人待遇挂钩。虽然有些头衔原本为某种工作岗位，但很多地方将其推演成与经济利益挂钩的符号资本，其中一些头衔又是获取另一些头衔的条件。比如，一些大学规定只有获得哪种符号资本才能当上哪一级教授。

　　为了评审这些头衔，科研人员投入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或准备材料评审，或作为专家参加评审。而判断原始创新水平是不容易的，有的需要实践和时间的考验，有的需要高水平小同行的判断，加之很多申报材料人为地拔高实际水平，为了应付频繁的评审，一些“省事”但有争议的评审标准就被制定出来。

　　比如曾一度盛行，目前仍占主导地位的SCI标准，将国外的原本为文献检索的工具异化为一种主导性的评审手段。很多大学在评教授、副教授、博导时都规定了论文尤其是SCI论文的数量指标。有的单位直接规定一篇SCI论文发多少奖金，更是典型的将功利引入科学研究的行政管理过度行为。

　　一方面，各种符号资本与功利直接相关；另一方面，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金榜题名”等功名思想仍存在于一些知识分子心中。因此，相当多的科研人员以获得这些头衔为科研与事业成功的标志，导致科研驱动力很大程度上衍化成为对这些符号资本的追求，很多人在按照评审各种头衔的“游戏规则”去实施科研、去准备有关材料。典型的倾向是将科学研究的全过程异化为以在某种影响因子的杂志上发表论文为中心上。在这种情况下，与原始创新相关联的科学家探索自然的好奇心与个人兴趣，以及相伴随的科学灵感渐渐被淡漠、被抑制。

　　与此同时，我国科研单位本身也有各种“单位头衔”、“群体头衔”，也可称之为“单位符号资本”。如“985工程”大学、“211工程”大学、“国家级基地”、“国家级中心”，各种级别的“重点实验室”、各种级别的“重点学科”和各种级别的“创新团队”等等。

　　这些头衔作为推动科研的抓手有一定意义，但也伴随了另一种倾向。各单位领导以这些符号资本作为行政工作的政绩，繁多的申报、评审和检查成了管理工作的中心。以至于有的单位领导认为，衡量科技处长是否称职的标准，不是其为科研人员服务的好坏，而是其是否善用各种手段去公关、去拉关系，搞“沟通”。

　　当设立和组织实施这些个人和单位头衔成为上级管理部门“有所作为”的象征，当获得这些符号资本成为下级管理部门的政绩，当各种与个人及其他利益挂钩的符号资本主导了科研人员的工作重心时，那种安静的、自然的、寂寞的促成原始创新的氛围就逐渐远离科学界，而浮躁的、急功近利的氛围则日渐浓重。

　　“大举措”与基础科学研究的“小科学”

　　科研管理过度行政化，一定程度反映在某些大科研项目的组织、大科研基地的组建和大科学平台的建设上。这些大项目、大基地、大平台对科学与经济社会发展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在工程技术领域，已产生较好成效。但对基础科学研究而言，这些“大举措”是否能、怎样才能促进原始创新和创新人才培养，仍然值得商榷。

　　几年前，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慕明写过一篇很有见地的文章《大科学与小科学》，其观点值得人们认真思考，对解答“钱学森之问”很有价值。纵观科学史，几乎所有的原始创新都是由少数人甚至个别人通过小规模科研而实现的。到目前为止，诺贝尔奖从未授予过超过3个人的团队，基础科学的重大原始创新几乎都不是“规划”、“计划”和“组织实施”而得到的产物。

　　诺贝尔奖得主、英国科学家马克斯·佩鲁茨把科学发现比喻为莎士比亚戏剧中奇妙的小精灵，往往“会在一个意想不到的角落里突然出现”。他曾说：“科学上的创新是不能够组织的，从上而下的指引将抹杀创新。”

　　数千万乃至上亿元经费的大科研项目、大平台建设的组织设立可以体现管理者的权威和政绩，但某些项目常常是源自某些院士和权威的影响力，由于名气的马太效应，使一些人成为科研经费上左右逢源的富翁。

　　一些国家大量投入的平台设施，常常使承建单位锦上添花。但对于科技上的原始创新，特别是基础理论上的原始创新，实际意义却是有限的。

　　国内很多学者也认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组织实施的针对科学家个人的小项目，对我国原始创新更有持久的促进意义，在投入和产出比上更有成效，对最有可能产生原始创新的青年学者群体更有价值。

　　由于管理者政绩的需要和上级部门的导向，一些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基地的规模越来越大。笔者最近参加了2011年医学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评估的初评和复评，应当指出，相当多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近年来取得了长足发展，为科学和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也暴露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一位重点实验室主任在汇报工作时提到科研队伍的发展，一连展示出近20位引进人才的照片，并强调引进标准是SCI论文总影响因子若干分以上。但当专家问及引进他们是围绕该实验室的哪些科学任务和哪些研究方向时，这位主任却含糊其辞，不得要领。

　　这位主任自豪地展示该实验室即将完成的新大楼，并展示这几年同时建立的基因组、转录组、蛋白质组、结构生物学以及计算生物学等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技术平台。但被问及这些技术如何与该实验室的特色相结合，并促进原始创新时，该主任却讲不出所以然。

　　在今年的评估中，相关部委要求注重各实验室代表性成果的创新水平。但是，研究队伍的规模、研究经费的数额、高影响因子文章的数量、硬件条件等仍然左右着评审结果。这使很多重点实验室所在的行政主管单位尽力扩大团队体量，有的重点实验室人员达数百人，个别实验室甚至拥有十几个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和近10位“千人计划”专家的豪华队伍。

　　毋庸置疑，队伍的规模和技术平台对于国家重点实验室很重要，但这种大规模、大兵团式作战的模式是否真正能够，或者怎样才能促进原始创新还值得推敲。大科学项目、大科研基地、大技术平台对我国是必要的，但决策者和管理者应当认识到，正如蒲慕明指出的，“小科学”实验室是取得大科研进展的主要场所，是培养创新性科学家的最好环境，应当给予高质量的小实验室和小课题组更多的资源。

　　官本位让科学家难甘“寂寞”

　　过度行政化还催生或者促进了一种现象，即官本位思想泛滥。越来越多的青年科学家热衷于进入官场。数十位教授竞争一个科技处长的现象甚至时有发生。

　　科学家有了一定官衔，就会获得更多行政资源，因而就能获得更多科研资源，也就有更多机会进入各种评审圈，可以与其他官员和专家进行权力和资源的交换，这些有官衔的科技人员最终可以获得更多符号资本。

　　目前，一些省级市级的科研项目和奖项，以及各种头衔的评审通常不是主要取决于科研水平，公开的潜规则是各单位之间搞平衡。专家肩负着为自己所属单位争名额的任务，这更加导致了评审结果取决于人际关系，而有一官半职者，通过相互提携和资源交换，就可以为自己谋取私利。

　　一些典型事例，对刚进入科研领域的青年学者也会带来影响。比如，某位教授当上科技处长或副校长，不出几年，尽管他本人参加科研的时间和精力少之又少，但其实验室面积逐年扩大，仪器设备逐年更新，雇佣干活的人员也越来越多。研究思想、实验数据和文章写作完全是雇佣人员所为，而成果却记录在“老板”身上，使这些“官员学者”的“成果”接踵而来，其获得的头衔逐年增加。这一方面使国家有限的科研资源分配不当，更让很多青年学者领悟到，有一官半职比潜心科研对科研生涯的发展来说更为重要。

　　科学的原始创新通常来自于年轻人，当环境使得年轻学者得不到应有的科研资源，就使得他们难以有一颗安静的心，这对创新人才的培养是很不利的。现代大学的发源地——德国柏林大学的组织原则之一就是“寂寞”，要让学者在寂寞的氛围中，思考各种现象之间的逻辑联系和自然现象背后的规律，不为世俗之见、政治、经济和各种功利所左右。“寂寞”是从事科学研究的重要条件，也是出现重大创新的良好氛围。行政管理过度一定程度上使我国科学家已难甘“寂寞”。

　　科研管理可借鉴老子智慧

　　上述分析是笔者的一点个人思考。发一点议论是容易的，但要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却绝非易事，需要更大视野的判断力、智慧乃至勇气和决心，非笔者所能及。笔者朦胧中感觉到，首先要做的或许是减少管理部门的过度管理，以及科研实施单位，包括大学和研究所的去行政化。改变管理者追求政绩，科学家追求功名的氛围。

　　也许可以借助先哲老子的智慧。老子说：“为无为，则无不治”，“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将科研管理的有形之手变为无形之手，不仅是管理的艺术，也是形成原始创新环境所必需的。

　　比如，可尝试尽量削减自上而下各种的红头文件，削减各种个人或单位头衔的设立和评审，取消研究所和大学的行政级别，压缩科研管理机构人员，规定所有当官者不再分享科研资源，将国家的科研经费交给与行政管理保持距离的基金委员会管理，让科研项目设立实施经费投入更加透明，并得到纳税人的监管等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们不妨借鉴国外的经验。美国是自然科学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的国家，笔者在美国工作多年，感觉除了教授和副教授，很少听到过科研人员有五花八门的各种头衔。美国大学也没有中国大学里人数众多的科技处，一个学院的管理人员仅是一个院长和几个秘书，一个学院的院长或主任也无官本位，常常只由教授推举，甚至由教授中的自愿者轮流当。

　　笔者在美国一所大学工作的3年中，并没有见过那种兴师动众、场面热闹的评估和检查。在美国和欧洲参加的多次学术会议上，既没有看到将院士和各级行政领导请上主席台的隆重开幕式，也没有看到对他们前呼后拥的场面。总之，人们似乎很少感到管理者和各级官员的存在，及其对科研人员的影响。笔者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中，原始科学创新才容易产生。这也印证了老子提出的“太上，不知有之”的高一筹的管理境界，也即让科学家感觉不到管理者和官员存在的境界。

　　当科学家的时间和精力从应对过多的申报、评估、检查中解脱出来之后，当青年科学家逐渐淡忘和不再关注各种“头衔”和官位之后，当“跑部钱进”对学者不再有诱惑力和可行性之后，当各种经济利益和名誉不再影响科学家的心态之后，当他们从事科学的热情真正源于对大自然的好奇心和个人持久的兴趣之后，当年轻学者和知名院士有同等机会获得资助之后，当科学家不需应对各种社会应酬而有更多的“寂寞”时间思考之后，钱老先生的发问也许会变成历史，中国自然科学诺贝尔奖的航船或许也将在不久的将来，在地平线上显露出它的桅杆。

　　（作者：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原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