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型的科技支撑

作者:记者 孙英兰

时间:2012年02月27日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中国未来的发展不可能继续沿着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路子走下去。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节能减排、治污降耗，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已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不二选择。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科技发展迅猛，在基础研究和高科技研究领域取得了一批重大成果，突破了一批关键技术，包括载人航天、“嫦娥”探月、实验快堆、超级计算机、铁基超导、高速铁路、超级杂交水稻、基因测序、深海探测，等等。

　　中国的科技进步举世瞩目。2010年，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到5700万人，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达到225万人年，居世界第一位，国际科技论文数量居世界第二位，发明专利授权量居世界第三位，高技术制造业产值居世界第二位来自科技部的数据表明，中国的科技实力正在稳步提升。

　　但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显而易见。作为人力资源的大国，中国的科研人员在158个国际一级科学组织及其包含的1566个主要二级组织中，担任主要职位的仅占总数的2.26%；调查显示，2000~2007年世界39个国家人才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美国为64.5%，居世界第一位，中国仅为15.5%；中国科技论文平均每篇被引用次数仅为6.21次（世界平均值为10.71次），高被引论文数量位居世界第七位；中国内地高校进入世界大学排名前百位的寥寥无几，而排名前十位的大多是美国、英国的大学；中国关键技术的对外依存度高达50%，而美国、日本仅为2%~5%

　　妄自菲薄与妄自尊大皆不可取，但对国情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中国已成为科技大国，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大量数据、资料显示，中国的科技发展从总体上看，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基础和前沿研究薄弱，关键核心技术缺乏，产业技术水平偏低，条块分割，科技资源分散，资源利用和投入产出效率不高，产学研脱节严重等。而要破解阻碍科技发展的瓶颈问题，亟需深化改革。

　　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亟须摆脱传统、粗放的发展方式。数据显示，仅“十一五”开局之年，中国就消耗了世界上40%左右的煤炭、50%左右的水泥、60%左右的钢材和70%左右的油气资源，却只创造了占世界5%左右的GDP，单位GDP能耗在世界平均水平的5倍以上。

　　权威人士指出，中国未来的发展不可能继续沿着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路子走下去。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节能减排、治污降耗，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已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不二选择。

　　一个真实的中国

　　2010年9月23日，在纽约第65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发表了题为《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的讲话。他指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三，但人均水平较低，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10左右。中国经济已保持30多年的快速增长，但进一步发展受到能源、资源和环境的制约。中国若干重要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但总体上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贸易大国，但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低，核心技术仍然大量依赖进口。中国沿海地区和一些大中城市呈现出现代化的繁荣，但中西部和广大农村的不少地方仍然相当落后，还有1.5亿人口生活在联合国设定的贫困线之下。中国民生有了很大改善，但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就业压力很大。”

　　“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我国经济总量已列世界前茅，但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并没有根本改变，经济发展整体上还处在‘要素驱动’而非‘创新驱动’阶段。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更使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凸显。”上述权威人士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强调，“如果‘十二五’期间我们不能有效消除或缓解制约我国发展的瓶颈因素、不能有效解决一些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促进我国经济尽快走上内生增长轨道，那么未来发展之路走起来将会十分艰难。”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元对此解释说，虽然通过“十五”、“十一五”的发展，我国的科技资源总量已跃居世界前列，科技产出总量快速增加，科技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但总体上看，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在全球产业分工中，我们仍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低端。究其原因，“根本在于我们处于知识链的低端，科学研究的积累不够，原始创新能力不强，对许多结构和工艺的基础性问题缺乏研究。”

　　王元表示，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根本的是要靠科技的力量，最关键的是要大幅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而“基础研究的源头创新至关重要，它是‘科技进步的先导，是自主创新的源泉’，但目前我国基础和前沿领域研究仍比较薄弱，亟待质的突破。”在他看来，我国正处于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十二五”期间会有超过50%的人口进入城市，未来的农业生产、粮食安全、城市发展的科学规划，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节能减排等诸多方面都有许多重大的技术问题需要解决。这都是我们当下和今后一段时间面临的现实问题。

　　前述权威人士也指出，我国正处在一个发展的转型阶段，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依靠第二产业带动，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和低成本土地、劳动力投入的方式已难以为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已成为一个十分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得者的思考

　　在2月14日召开的2011年度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清华大学教授邱勇带领他的科研团队历经15年研发的“有机发光显示材料、器件与工艺集成技术和应用”项目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中国液晶学会原副秘书长万博泉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我国彩电行业走的是一条技术引进的发展路径。在上世纪80年代，传统显像管（CRT）电视的生产线都是从国外引进，显像管等核心部件基本依赖进口。为了发展彩电工业，我国政府成功实施了彩电国产化“一条龙”工程。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彩电国产化水平已达95%以上。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已承担了全球市场50%以上彩电的输出，成为名副其实的彩电制造大国。但本世纪初，随着平板化浪潮的到来，CRT产业迅速萎缩，以TFT-LCD（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为代表的平板显示屏技术的缺失成为我国彩电行业自主发展的最大瓶颈，只能再次重复技术引进的老路，结果，直到今天，我国TFT-LCD产业仍处于落后追赶的状态。

　　邱勇认为，造成这一窘况的因素很多，但最主要的是，在国家层面缺乏统一的发展战略，缺乏自主发展新型显示技术的前瞻性布局；产业本身缺乏“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仅仅是引进技术而没有像韩国那样，在引进的同时注重消化吸收，最终确立走自主发展之路，同时超前部署研发新一代技术并为后续产业发展奠定基础”；缺乏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与成果转化模式，企业自身缺乏创新动力、创新能力和创新机制；当CRT和LCD（液晶）技术、产业比较成熟后，虽然从国家到企业已经意识到掌握核心技术和打造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性，但已经失去了技术源头创新的机会，失去了通过自主创新掌握完整核心技术的机会。

　　邱勇是“有机光电子与分子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科技部“十五”、“十一五”863计划“新型平板显示技术”重大项目总体专家组组长，他告诉本刊记者，高清晰度平板显示技术作为专项第一次被列入国家“863”计划是在“十五”期间。当时国家投入1亿元，重点支持发展等离子体（PDP）、有机发光显示器（OLED）和场发射显示器（FED）三个方向的研究。“OLED是一项新兴技术，是一个涉及多学科交叉的前沿研究领域，孕育着巨大的创新空间，为改变我国显示产业从CRT到LCD依靠技术引进而受制于人的境况、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OLED作为新一代平板显示技术，具有色彩鲜艳、响应速度快、视角宽、工作温度范围大和外形超薄等特点，特别是还可以实现柔性显示和透明显示，被称为“梦幻般的显示技术”。邱勇带领他的研发团队，经过十余年攻关，突破了影响OLED效率、寿命和可靠性的多项关键材料和器件技术问题，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他们掌握了完整的生产工艺技术，成功实现大规模产业化，依靠自主技术设计建成了国内第一条OLED大规模生产线。该技术产品还成功应用于“神七”航天员的舱外航天服，这也是国际上首次将OLED技术应用于航天领域。

　　据邱勇介绍，利用该项目技术成果，他们已成功开发出广泛应用于航天国防、消费电子、工控仪表、医疗仪器、电力设备、网络设备和金融安全等领域的30多个系列、300余款显示产品，产品远销欧美、日本、韩国等海外市场，国内市场占有率已超过50%。从2008年至今，技术成果的应用所带来的产值逾4.5亿元。

　　截至2012年1月，OLED项目已申请专利370项，其中发明专利295项，已授权141项。邱勇团队还参与了OLED国际标准的制定，推动了OLED国家标准的制定，目前已完成国际标准一项、国家标准两项和国家军用标准一项。

　　建立适应发展的科技体制

　　2011年初，美中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出台了一份研究报告，题为《中国的科技现代化规划：对美国竞争力的影响》。该报告介绍了中国科技发展的轨迹，分析了1980年至今，中国的国家级计划、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等，并从国家科技规划和科技计划、科技和产业政策、科技发展的国际化空间、军事科技、创新体系等方面进行了评估。

　　该报告指出，中国已经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技术现代化的能力，但它目前的创新体系最终也会对其潜力造成限制。中国目前体制下的科学模式不太能产生未来高技术领导力所依赖的创造性研究；官僚驱动的科研机构和计划是不经济的；中国还没有显示出有能力以竞争方式、有效利用国家工具，促进研究实验室科学发现的商业化。

　　毋庸置疑，中国能够“太空漫步”、“嫦娥奔月”、“蛟龙潜海”，但原始创新能力还很弱，“对人类作出贡献”的重大科技成果屈指可数；中国科技支撑经济发展的能力在大幅提升，但技术对外依存度高达50%以上；中国是“制造大国”，但在世界产业增值链上还处于低端，远非“制造强国”。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增加，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对中国技术封锁也不断加剧，而中国企业创新能力还不强，关键核心技术依赖国外的情况突出这是一个真实的状况。正如温家宝总理所指出的：“中国现代化走到今天，先进落后并存，新旧矛盾交织，面临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征程中，中国科技肩负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历史重任，中国的科技进步和创新能否支撑起关系国家未来发展命运的重任？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权威人士向本刊记者表示，如果不能从体制机制上彻底解决阻碍科技进步和创新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将有可能滞缓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步伐。他这里所指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就包括科技宏观管理体制机制上存在的科技政出多门、多头管理、协调不力，科技资源分散、投入与产出效率不高、重复浪费等问题。他强调说，“解决体制机制问题远比解决具体的技术问题更为重要。建立适应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要求的科技体制机制，将有助于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

　　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路甬祥去年9月曾在本刊撰文指出，“贫瘠的土地长不出好庄稼，僵化的机制不可能造就创新。”他强调，“对创新人员和创新成果要有导向正确、激励有效的机制，着重鼓励原创突破，鼓励转化、集成、应用，鼓励青年人才成长。在全社会真正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崇尚创新的氛围和环境。”

　　路甬祥认为，“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结合的创新体系，必须尽快改变目前创新体系中的基础、共性技术研究机构缺位、错位的状态。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应统筹规划、避免重复、形成合力，着力在基础、共性研究和竞争前沿技术攻关中发挥作用。应防止联盟概念泛化、流于形式，也要防止‘创新联盟’异化为争取国家项目、分享国家经费的利益工具。”

　　相关统计数据表明，企业正在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在不久前召开的2011年度科技奖励大会上，一批以企业为第一完成单位的项目获得国家奖励。在科技进步奖（通用项目）中，企业参与完成的项目占71.56%，这一比例在2009年是66.67%，2010年是68.22%；中小型科技企业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参与完成项目的比例从过去的不到30%提高到44.04%。

　　邱勇向本刊记者坦言，自主创新的最大障碍之一，是创新勇气和信心的缺失。我们许多企业缺乏自主创新的信心和勇气，只顾短期利益而不愿做长远打算，这本身对企业的发展就极为不利。他同时表示，西方发达国家的科研工作不仅存在于大学和研究所，更存在于企业尤其是跨国大企业中，而我国企业的研究力量总体上还很薄弱，技术创新主要集中在高校及科研院所。因此，在高科技领域，尤其是一些新兴的前沿交叉学科领域，我国往往存在着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脱节的现象。实际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没有天然的界限，绝大多数研究都应该以社会发展、社会需求为导向，只有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二者结合起来才能促进学科和产业的共同发展，才能实现持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