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默会知识

作者:柳延延

时间:2012年03月31日 来源:解放日报  

　　1958年，英国哲学家波兰尼在 《个人知识》中提出了 “默会知识”的理论，以挑战17世纪科学革命以来所形成的所谓 “完全明确的知识理想”，即真正的知识应是明确的、客观的、超然的、非个体的，而 “默会的知识是指那些我们有所知晓，但却不能明确表达的知识”。

　　这个话题最早可追溯到柏拉图的对话篇。在《拉凯斯篇》对 “什么是勇敢”进行的讨论中，苏格拉底提出， “我们既然知道，那么也一定能够说出来。”而将军拉凯斯则说： “我认为自己对勇敢的性质是知道的，但不知怎么，我总是抓不住它，无法说出它的性质。”苏格拉底认为，拉凯斯既然不能说出勇敢的性质，那么，实质上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勇敢。 “凡是知道的就一定能言说，不能说出来的就不是真正的知道”，这个思想在近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波兰尼的理论却强调说： “我们所知道的多于我们能够言说的。”他肯定了默会知识相对于明确知识的独立性与合法性，可说的、显性的知识只是冰山的一角，而缄默的知识则是隐藏在冰山底部的大部分。缄默的知识是个人的智力源泉，是给大树提供营养的树根，显性知识不过是树上的果实。因此，所有的知识不是默会知识就是植根于其上的知识。

　　大部分人都知道怎样在自行车上保持平衡，此时实际上已经处理了许多相当复杂的物理方程，但是没有一个人在骑自行车时会琢磨如何解这些方程。再想想，小孩子是怎样在没有一点语法概念时，就能说出语法上无可挑剔的句子。这类知识广泛存在于个人和他的社会生活中。据说有位记者曾问年老的哈耶克： “为什么当年你狠心抛弃妻子，而与初恋情人结婚，以致你最好的朋友都因此与你绝交？”他沉默了很久，然后承认：“我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我心里有一种强烈的冲动，一定要如此。”我是想说明，人往往不能靠完全明确的理性生活，也常常无法按自己所说的那样去生活。默会的认知和直觉的冲动，在个人行动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问题在于，在千百万人组成的社会中，每个人都需各种知识，而它们总是掌握在分立的个人手里。人们是否能找到某种途径，与他人交流、分享和运用这些分散的、不完整的，甚至是不能言说的知识？出乎意料的是，这个看上去难以“沟通”的问题，通常是以 “自发形成”秩序的方式得到解决。

　　个人为增加自己的福利而制定行动的计划并努力实施，这个过程包含着大量的已知和未知的知识。如果成功，他就会继续运用这种行为模式，并将其看作在某一特定情况下的 “行动准则”。这些行为方式如果被他人观察到，他们就会效法，从而按此方式行事的人越来越多。由此，人们就可以预期别人也会采取同样的行为。它们就这样一步步被“普遍接受了”，成了某种约定俗成或自发形成的制度。自由市场经济中的 “自我调节”功能，似乎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就说市场上商品的价格是如何确定的，通常人们都认为是由成本确定的，事实上它往往与成本关系不大，而与买者对它的主观评价关系更大。至于卖方，希望价越高越好。这些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讨价还价，就是一种沟通，一种预测他人行为的活动。如果这种沟通是充分自由的，竞争就会使价格逐渐达到一个合理的、双方都能接受的水平。

　　制度一旦形成，它就缩小了人们为了行事成功而必须了解的东西的范围。它能使人们对他人的行为做出更准确的预期，即使人们并不掌握关于他们的详尽的知识。须知，由于现代社会巨大的规模和匿名性，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很难了解他人的详细具体的知识，他们是通过社会规范、规则和制度，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制度， “在西方传统中被理解为，能使我们每个人依赖于其他成千上万的并不认识的他人的行为，尽管我们对他们的个人的意图和计划根本就不了解。这些制度是社会的交叉点，调整成百上千万人的行为，大家就不用再费心地获取和理解关于他人的详尽的知识，也同样能形成他们对未来行为的一个个具体的预期”。在这个意义上，规则和制度实际上是某种沟通交流的问题。

　　制度一出现，它即使不限制我们的思维方式，也必然会约束我们的行为。但这种约束却使我们能更轻松地准确预期他人的行为。如提倡靠右行走，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限制了我们的自由，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也使我们更自由，因为它使我们不必每次在路上行走时猜测或算计别人将靠哪边走。

　　当然，规则、制度也有靠某些人 “拍脑袋”想出来的，但它们往往会事与愿违。现代制度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社会的、经济的制度是如何 “自发形成”的视角，让我们看到分散的、甚至矛盾的和经常是默会的知识，能为社会大众所用的某种沟通交流的过程。这不是一个挺有意思的思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