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道德议题的热度持续走高，对道德问题的关注，成为社会舆论特别是各类媒体常说常新的话题。无论是赞美道德模范的感言，还是抨击败德现象的批评，似乎都在印证这样的评论：2011年我国社会出现的一系列道德事件，勾勒出“感动与疼痛并存，谴责与反思交织，忧虑与希望同在”的图景。论辩各方对道德问题超乎寻常的关注和唇枪舌剑，折射了中国社会深厚的道德底蕴和中国人浓重的道德责任心结。从一定意义上说，一个社会真正危险的道德状况，不是人们对败德现象的义愤，而是对道德滑坡的冷漠。无论是感动还是疼痛、谴责还是反思、忧虑还是希望，都传递着社会公众的善良意识和德性本质，反映出干部群众的道德自省和道德愿景，也充分证明我国社会的主流道德观念、主流道德行为和主流道德舆论的积极、进步、向善。信心比黄金更珍贵，道德的信心，正源自于主流社会更加强劲的道德呼唤和呐喊。

　　一、看待道德状况的历史坐标

　　评判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状况，需要选择并确定具体的历史坐标。道德从来不是凝固不变的，道德在历史中生长变化，道德只有在历史的比较中方能衡量进步还是退步。我们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各项事业包括道德建设事业取得了历史性进步，一个基本的依据，正是对过去的中国与今天的中国进行的历史比较。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切亲身经历了这三十年伟大变革并贡献了自己力量的中华儿女，一切关心祖国命运的华夏子孙，都有理由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成就感到自豪。”在改革开放全方位的历史性成就中，毫无疑问，道德的历史性成就占有一席之地。看不到当前存在的一些道德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就会丧失警惕，是危险的；看不到30多年来中国社会道德建设的成就和主流，就会丧失信心，同样是错误的。

　　毛泽东同志当年在评价历史上的革命时代时曾说，“奴隶制的产生在当时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因为奴隶主不杀俘虏，而是拿俘虏做奴隶，虽然刺瞎他一只眼，或者弄伤他一只手，但总还是要让他做工，奴隶制可以积累财富。这个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恩格斯说：“在道德方面也和人类知识的所有其他部门一样，总的说是有过进步的”，而且要看到“每一次革命的胜利带来的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巨大跃进。”经典作家是拿昨天和今天进行历史比较，坚持的是历史进步的标准。

　　现在国际国内都有一种静态地评价中国道德状况的舆论，拿一种固定的标准或既有的模式来衡量中国的道德状况。比如，在人权问题上，认为中国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比还有这样那样的差距；比如，在社会公德问题上，认为中国人不遵守公共秩序，特别是不遵守交通法规等；比如，在家庭关系问题上，认为中国社会还存在很多严重的“家庭暴力”现象；比如，在慈善问题上，认为中国社会的慈善捐赠数量还十分苍白，等等。这些看法的结论就是，既然存在这么多道德问题，怎能轻言中国道德状况的主流是积极、进步、向善的呢？

　　实际上，这种静态地评价中国道德状况的舆论，其选择的历史坐标，要么是西方发达国家经过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才达到的标准，要么是中国正在继续努力的未来目标。这样的视角，是从国外发达社会看中国，或者是从中国的明天看中国的今天。

　　但是，如果把历史坐标定在改革开放前，定在新中国建立前，选取从中国的昨天看中国的今天的视角，结论就完全不同。在人权问题上，中国自近代以来经历了艰苦的斗争和历史的曲折，从争取人权，到回避人权，再到人权“入宪”，这样的历史进步，是谁也无法否定的。在社会公共秩序问题上，中国普通百姓拥有私家车的时间还不及西方国家的零头长，今日中国人遵守交通法规的情况，远比西方国家汽车普及早期的情况要好得多。在家庭关系问题上，诸如“打老婆”、“打孩子”这样一些“家暴”现象，过去至多被认为属于封建陋俗，只会受到家人邻里的指责和单位组织的批评，甚至还会有人认为这只是“清官”难断的“家务事”，丈夫打老婆“天经地义”，“棍棒底下出孝子”。但在今天的中国，法律对“家暴”有了明确态度，“家暴”不再只是“家务事”，而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在慈善问题上，慈善事业在当年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划在资产阶级的“伪善”范畴之内，哪里会有今天这样以中华慈善总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等十大慈善机构为代表的各级各类的慈善组织及“光彩事业”。据民政部统计，截至2010年底，全国已建立3.1万个经常性社会捐助工作站（点）和慈善超市，初步形成了多种类型、分工协作的社会捐赠网络；社会捐赠数额2006年首次突破100亿元，以后逐年上升，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更是引发捐赠热潮，社会捐赠总额突破1000亿元。

　　上述实例恰恰证明了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德所取得的历史性进步。在这些问题上，中国社会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道德实践和道德评价标准的变革进步，是客观真实和有目共睹的。

　　对这样一些片段性的实例进行讨论的一个方法论意义，是可以启发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对道德状况本质的判断，首先在于选取恰当的历史坐标，这样才能正确看待道德的问题和成绩、支流和主流的性质与比重。

　　二、成绩与问题

　　理直气壮地说我国社会道德的主流积极、进步、向善，这是基于事实作出的总体判断。但这决不意味着看不到当前道德状况的复杂性以及一些道德问题的严重性，更不是为了粉饰现实。对各类败德行径痛心疾首、严厉谴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近些年来，干部群众对社会道德状况严重不满，自然有客观的现实依据，中国社会确实存在着让人们对道德状况产生质疑的道德问题。应当清醒地看到市场经济的利润至上、等价交换等法则在人们的精神领域和社会政治、文化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某种泛化；应当清醒地看到人性自私、“有钱能使鬼推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及时行乐，声色犬马”等腐朽道德观念被重新包装而“科学化”、“合理化”后，对一些人的灵魂所造成的严重腐蚀。

　　社会公众总是从自己身边的人和事以及舆论传播中获得具体道德状况的信息，总是更容易相信自己的直观见闻。这些年，一些官员的腐败案件层出不穷，贪腐的情节和性质恶劣有加；一些败德的企业屡屡东窗事发，制假贩假、图财害命丧失起码的道德底线；一些见危不扶、见死不救的事件频频曝光，互不信任、互相防范的人际关系，令人倍感人情冷漠、世态炎凉。官员手中掌握着权力，企业产品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公共人际关系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摆脱不了的无形的社会之网，因此，人民群众往往从这些负面见闻中，切身感受个体的无助和受伤害，批评社会的人心不古和世风日下。正是滥用的权力、假冒伪劣的产品和冷漠的人际关系等现实问题，给人民群众带来了直接的物质和精神的损害，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道德抱怨甚或愤懑情绪。

　　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社会在一些时段、一些领域、一些人群中，出现了局部的道德滑坡现象，也是基于事实的判断。反过来，种种道德失范现象，人民群众的道德抱怨或愤懑情绪，又进一步加剧了人们评价社会道德整体状况的悲观、消极取向，使不少人很难接受道德状况主流积极、进步、向善的判断。

　　然而，对道德问题保持清醒的认知，对败德现象决不宽容和妥协，与肯定道德状况的主流积极、进步、向善并不矛盾。既要依据身边的人和事来评判道德状况，也要放开眼量，从全局、从整体、从历史发展的坚实步履中来审视道德的状况。

　　评价道德发展的问题与成绩，与评价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具有相当的同一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其巨大成就得到人们的高度认同，然而，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矛盾加剧，经济增长方式落后，经济整体素质不高和竞争力不强等问题也日益凸显。但这些，都不能影响人们对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评价，中国的发展成就，没有人敢否认，也否认不了。问题确实不少，成绩更加巨大，这正是中国的实际国情，是中国发展进步的主流态势。

　　对道德领域的形势也应该作这样的评估。一方面，当前道德领域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但这是前进中的问题，要放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来看待。另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奋斗，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大幅提高相伴随，全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极大增强，广大干部群众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精神风貌，城乡环境、公共秩序、文明礼貌、社会服务、旅游景区等方面都发生了有目共睹的积极变化。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整个社会现代文明程度的不断提升，全体公民思想道德素质的不断提高，构成了中国社会道德建设的主流。

　　可以认真地梳理和比较一下，30多年来，伴随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和公民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在人的利益、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个性、人的权利等问题上，有了多么巨大的变革和进步；改革开放意识、竞争进取意识、自由民主意识、公平正义意识、和谐包容意识、生态环保意识，有了多么巨大的转变和创新；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以及经济道德、政治道德、公共道德、生态道德等各个领域的道德建设，又有了多么巨大的改进和提升！正是这些根本性、基础性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道德实践、道德评价标准的变革和创新，使道德建设的触角，日益延伸至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使道德调节社会关系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大和加深；使整个社会以及大多数公民的道德文明水平，继续迈向新的境界。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肯定，中国道德的发展进步在总体上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历史成就同向，与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同向，与中国人素质的全面提升同向。

　　三、主流与支流

　　在当前中国社会道德领域，一些时段、一些领域、一些人群的局部道德滑坡是客观存在的现象，有些道德问题还相当突出。但无论怎样高估问题的严重性，败德现象仍属支流，社会道德积极、进步、向善的主流地位无可撼动。

　　（一）以腐败问题为例。

　　一方面，我们不能不看到，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在少数党员干部身上，风气的败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有的不读书、不看报却忙于庸俗的交际应酬，甚至不信马列信鬼神；有的把有限的财力物力用在专给上级看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上，群众的困难、诉求却长期得不到解决和回应；有的地方和单位，正直清廉、洁身自好成了“落伍者”，胆大妄为、生活糜烂却成了“流行风”；极少数干部甚至堕落到横行霸道、欺压百姓、贪污受贿、腐败犯罪的地步。面对这些现象，干部群众常说的一句话是：“这哪里还有共产党的味道！”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从中央到地方，从高层到基层，许许多多的党员干部锐意改革，勇于探索，致力发展，开拓进取，带领群众干事创业，不断开创工作的新局面；许许多多的党员干部忠于职守，敬业奉献，不计报酬，不辱使命，在自己的岗位上建功立业；许许多多的党员干部舍小家，顾大家，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负重前行，超负荷工作，甚至牺牲了健康和生命；许许多多的党员干部严格自律，清正廉洁，用一身正气坚守着党性，保持着共产党人的本色。在抗洪抢险、抗震救灾的第一线，在抗击非典、防控疫情的斗争中，在关键时刻和危难关头，总是我们的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冲锋在前，舍生忘死，慷慨赴义。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没有一大批这样的党员干部，如果没有一大批这样的中坚和骨干在团结带领群众奋斗，我们的党和政府就不可能成功推进并驾驭这30多年来波澜壮阔的大变革，我们的国家就不可能有这30多年来突飞猛进、举世惊叹的发展和进步。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2010年开展了一项“县处级领导干部日常工作生活观察”的研究，选取我国8个省市、12个县（区或县级市）的162名党委常委、人大主任、政协主席等主要领导干部为研究对象，在正常工作时间内，对他们进行了至少连续一周的工作与生活状况的观察和记录。调查结果显示，研究对象总体上平均每工作日工作时间为9个半小时，党政“一把手”平均为11个小时，加班是工作的常态。这些年涌现了一大批优秀领导干部，孔繁森、牛玉儒、任长霞、沈浩、杨善洲、刘金国——这个可以不断排列下去的优秀领导干部的名录，充分表明好干部决不是个例，而是各级干部的主体。

　　还要看到，这些年各级纪委查处党员干部违法违纪的力度越来越大，贪腐分子越来越难以藏身。中央纪委的数据表明，被查处的贪腐分子，只占党员人数的极小比例。例如，2009年1—11月，受党纪处分的党员占党员总数的1.1‰，而其中因贪污贿赂被查处的，仅占受党纪处分人数的2.6%。

　　（二）以诚信问题为例。

　　一方面，我们不能不看到，商业欺诈等现象屡禁不止，假冒伪劣产品层出不穷。食品安全问题尤为突出，毒奶粉、地沟油、瘦肉精，等等，让一些群众发出了“还能放心吃什么”的责问。这种情况，严重干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严重影响人们对社会道德状况的评价。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绝大多数的企业和商家是好的，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商家把诚信当作自己的生命和无形资产。如果不是这样，中国就不可能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中国商品就不可能涌向世界每个角落，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也离不开的从主要日用品到高端电子产品的供应基地。

　　从出口商品来看，2011年12月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对外贸易》白皮书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对外贸易的跨越式发展，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我国在短短的30多年里能够发展成为世界工业品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靠的主要是企业的诚信经营和商品的物美价廉。2009年和2010年，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检测的中国出口货物分别为1103.2万批和1305.4万批，不合格率分别为0.15%和0.14%；出口货值分别为4292.7亿美元和5521.8亿美元，不合格率分别为0.12%和0.13%。2010年，中国出口美国的食品12.7万批，合格率达99.53%；出口欧盟的食品13.8万批，合格率达99.78%。日本厚生省进口食品监控统计报告显示，2010年日本对自中国进口的食品以20%的高比例进行抽检，抽检合格率达99.74%，高于同期对来自美国和欧盟进口食品的抽检合格率。

　　从国内商品来看，我国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早在1995年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2009年6月1日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做出了更加严格的具体规定。近年来，在卫生部每年进行的抽检中，食品的合格率都在90%以上，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合格率更达95%以上。去年11月国家质检总局发布2011年第三季度产品质量基本状况报告，在对国内生产加工的食品的抽查中，乳粉、红茶、婴幼儿配方乳粉、酱腌菜、膨化食品、蜜饯、乌龙茶等7类692种食品的批次抽样合格率为91.8%。过去我们吃的酱油，主要是作坊式生产，按照今天的检测标准，根本无法达标，但现在，酱油的检验合格率也达到了90%以上，名牌酱油的合格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与饮食质量密切相关的是，中国人的预期寿命越来越长，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改革开放初期的68岁提高到73.5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类发展指数从0.53上升到0.66，是全球提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少年儿童的生长发育状况越来越好。我国大约每10年进行一次全国营养调查，据卫生部等2004年10月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现状》报告，与1992年相比，2002年中国城乡3至18岁儿童青少年各年龄组身高平均增加3.3厘米，城乡儿童营养不良患病率显著下降，5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为14.3％，比1992年下降55％。2002年之后的情况只会更好，例如，据《2010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5岁以下儿童中度和重度营养不良比重，1997年为3.51%，2002年为2.83%，2009年则下降到1.71%。这些数据表明，食品质量的提高和安全保障，功不可没。

　　（三）以公德问题为例。

　　一方面，我们不能不看到，扶贫济困、见义勇为的传统美德遇到了新情况、新挑战，一个“小悦悦”事件，似乎颠覆了不少国人的道德观念，要不要救助不相识的人，成为一些人心中纠结不清的问题。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勇敢徒手接住坠楼女童的杭州“最美妈妈”吴菊萍，以德报德、坚决拒收上万元补偿金的合肥两位农妇，在看到孩子躺在马路上抽动的那一刻“只想着救人”的陈贤妹，这一个个平凡的道德模范，这些在中国大地上天天都会出现的义举，为中国社会牢牢地支撑起扶危济困、见义勇为的道德蓝天。曾被炒作定义为中国道德滑坡“拐点”的南京彭宇“救人反被诬告”案，经权威部门深入调查后真相大白，其完全是由于多重因素被误读和放大的一起普通民事案件，决不是什么中国社会“道德滑坡”的“标志性事件”。事实上，南京近5年来，共涌现出6600多名见义勇为的先进个人，平民英雄周光裕、智勇“的姐”陈亚林、舍身救人好少年季诚，就是他们当中的代表。

　　这些年，每遇大灾大难，中国社会都会出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感天动地的场面。汶川地震后，一句“今天我们都是汶川人！”，让多少高尚的人们热血奔涌。问一问看过2011年“感动中国”十大杰出人物实况转播的观众，有谁不是热泪滚滚、心潮激荡！

　　蔚为壮观的志愿者队伍，已成为今天中国社会一道真善美的风景线。每逢重大事件，都有上百万的志愿者积极主动参与。为北京奥运会服务的志愿者就达170万，是奥运史上志愿者最多的一届。如今，志愿者的足迹已遍布各种有组织的关爱活动，并延伸进许多需要帮助的社会角落。据团中央志愿者工作部2005年的不完全统计，全国有260万个学雷锋小组，学雷锋志愿者超过3000万人。北京市在2003年就已建立起各级各类雷锋基地1000多个，有5万多个学雷锋活动小组长年坚持在基层服务。目前，全国已建立了43万个志愿者组织，常年开展活动的志愿者超过6000万人，注册的志愿者达2000多万人。志愿者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中国社会大多数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和赤诚心，折射出中国社会道德状况的主流。

　　汶川地震发生后，俄新社在一篇评论文章中说：“一个能够出动十万救援人员的国家，一个企业和私人捐款达到数十亿的国家，一个因争相献血、自愿抢救伤员而造成交通堵塞的国家，永远不会被打垮。”

　　中国面临道德挑战，但中国道德打不垮、压不垮、骂不垮。因为中国人民在伟大变革的历史进程中，矢志不渝地追寻理想、文化、道德、进步，矢志不渝地追寻富强、民主、文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