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心向背与秦亡汉兴

作者:张秋升

时间:2012年03月20日   来源:《人民论坛》    

　　扫荡六国之后，秦始皇自以为古今天下第一，自以为强力刑罚可以解决所有问题，逆民心所向而动；反秦的刘邦则是一位宽厚长者，出身于平民的他更能体会百姓的意愿

　　有句传诵千古的名言，叫“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验之于无数朝代的兴亡、多少政权的盛衰，这确实是一句颠扑不破的真理。那么，何谓民心呢?简而言之，它是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想法，是百姓的情感倾向，是人民的意愿和要求。民心属于群体心理的范畴，具有广泛性和一致性的特点。在中国古代，民心虽有民情、民意等不同用词，但它们的内涵却是一致的，是一体而异名。

　　民心是看不见的，像风，平静时温和流畅，愤怒时便狂吼悲鸣，摧枯拉朽;民心是柔弱的，如水，平日里渊默而潺缓，激奋时则变为惊涛骇浪，打翻巨轮，冲决堤防，荡涤种种罪恶；民心又是无声的，似火，掌控好了，它给社会以光明与温暖，而抗争的民心则会燃烧成熊熊烈焰，照彻如磐的黑暗，烧尽旧有的各类腐败!心是精神的存在，却可以外化出物质的巨能。民心正是一种蕴藏于无数百姓心中的可以改天换地的力量，它如天风，如狂涛，如地火。

　　民心是一种巨大的存在，弥漫在任何社会里，流淌在每一个时代中。它似乎迷离而不可把握、恍惚而不可测度，实则不然。心与心有感应，意与意可交流，情与情能融通，古来英明的统治者无不察民心，顺民意，体民情，而昏聩的统治者则往往戕害民心，践踏民意，漠视民情。民心是兴亡的风向标，是历史大势的显示器。即以秦亡汉兴前后的百年历史而论，其间重大事件的成败莫不显现出民心向背的巨大力量。

　　秦始皇自以为古今天下第一，却没有号准百姓的心脉

　　历史进入春秋时代之后，诸侯争霸，烽火连绵，黎民百姓备受战乱之苦，赋税兵役不断加重，生命也朝不保夕。百姓盼望着能够安定下来，但他们盼了二百多年，盼来的却是更大规模的战争。历史进入了战国时代，战争的惨烈程度一再加大，苍茫大地变成了绞肉机，一次战争下来，杀人盈池，杀人盈野，几万甚至几十万士卒命丧黄泉，血流漂杵，尸横如麻，人命贱如草芥。天下疲惫不支，百姓苦不堪言。人们热切地盼望着结束战争，天下统一，偃武休兵，化干戈为犁锄，变苦难为安乐。战国末年，天下统一已是历史大势所趋，安定已成了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心愿和呼声，是民心之所向。

　　秦王嬴政继位以后，顺万民统一之所愿，凭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积累的雄厚实力，开始了席卷天下的伟业：灭韩、破赵、吞燕、并魏、平楚、亡齐，所到之处，望风而靡，十年之间，版图为一。其威力何其大!其气势何其雄!正如李白诗言：“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一个统一的帝国傲然矗立于世。

　　但扫荡六国之后，秦始皇自以为古今天下第一，自以为强力刑罚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自以为一统王朝可以万世长存，于是把帝国当作自己逞强好胜的舞台，将臣民变成自己膨胀私欲的工具，视士民为粪土，将百姓作刍狗，无视人民盼望统一的真正目的是安居乐业，逆民心所向而动，崇尚暴力，笃信刑律，迷恋专制，致使百姓热念成灰。

　　且看秦始皇在其一统天下后短短十多年里的种种淫侈与暴行：筑长城、修驰道、击匈奴、通灵渠、戍五岭、焚《诗》《书》、坑儒士，修建阿房豪华宫殿、营造骊山超级大墓，滥发徭役兵役，“收泰半之赋”，横征暴敛，无所底止；繁刑严诛，吏治苛刻，法网密布天下。这使得“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刑戮相望于山川道路。据史家统计：秦代赋税比古代增加了二十倍，徭役增加了三十倍。

　　秦二世胡亥继位后，秦朝本还有安危的转机，“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百姓还怀有一丝的希望，二世若能断然改变其父的暴政淫行，轻徭薄赋，约法省刑，“塞万民之望，而以盛德与天下”，则“天下息矣”，形势会得到好转。但是，二世却“重以无道”，在其父的路上一直不回头地走了下去，结果将帝国拖到了崩溃的边缘，而自己也身死他人之手，为天下后人所耻笑。

　　反秦队伍中，刘邦深得民心，与项羽的杀、烧、刚愎专断形成了鲜明对比

　　公元前209年7月的那场大雨，彻底改变了秦王朝的命运，出身于匹夫的陈胜、吴广率领戍卒九百人，到遥远的渔阳去戍边，行至蕲县大泽乡，大雨铺天盖地，白亮的雨点犹如鞭子一样抽打着本已饥饿疲惫的戍卒，打在他们的身上、脸上和冰冷的心上。雨在不停地下，道路泥泞不堪，按期到达戍地已毫无希望。按照秦朝的法律，不能按期到达者当斩。生死只在转念的瞬间，于是这帮饱受残酷统治、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无助戍卒，在陈胜 “伐无道，诛暴秦”的号召下，“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奋起抗争，攻城略地，纵横天下，不到半年，起义队伍的人数竟达几十万人之多。百姓联动之迅速正如电流通过电网，这充分反映了民心的高度一致性和广泛性。

　　项羽领导的部队无疑是反秦队伍中极为强劲的一支，在推翻秦朝统治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项羽能征惯战，力拔山兮气盖世，是一位叱咤风云的英雄。公元前207年，他率部击秦，巨鹿一战，破釜沉舟，九战九捷，大破秦军主力，使得秦亡终成定局。但他好战嗜杀，迷信武力，刚愎自用，无好生之德，坑杀秦军降卒二十余万；西屠咸阳，杀掉已经投降的秦王子婴，焚烧秦之宫室，大火三月不灭，这些所作所为使得已经极端厌恶残暴的百姓对其失掉信心，自己最终落了个乌江自刎的悲惨下场。

　　另一支反秦的强大力量是刘邦率领的部队，这支部队率先入关，进据咸阳，收降了秦王子婴，标志着秦的灭亡。与项羽相比，刘邦则是一位宽厚长者。出身于平民的他更能体会百姓的意愿。他入关之后，安抚百姓，简约刑法，善待秦朝故吏，深得民心，以至于人们“唯恐沛公不为秦王”。他又善于用人，虚心纳谏，于是士民纷纷归附。这与项羽的杀、烧、刚愎专断形成了鲜明对比。五年的楚汉战争，刘邦势力逐渐强大，而项羽则愈益困窘。最终刘邦打败了项羽，重新统一了天下，开汉朝四百年之基业。

　　自春秋以至秦汉之际几百年的战争和动乱，使得汉初的社会状况简直不堪入目：经济凋敝，“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民如秋草，农民为生活所迫，卖妻鬻子，甚至自卖为奴。怎样治理好这满目疮痍的国家呢?这对汉初的统治者是严峻考验。以刘邦为首的统治者察民情、体民意、顺民心，采取了一系列安邦定国的策略，罢兵、重农、轻徭、薄赋，复原军队，招抚流亡，十五税一，使得这久困的社会渐渐复苏起来。

　　接下来的汉文帝和汉景帝，实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国策，除去苛刻之法令，免去烦苛之事端。汉文帝革除了秦代的严刑重罚：废除犯罪连坐之法；废除诽谤妖言之罪；废除黥、劓、刖、宫等残酷肉刑。而且，文景时期的官员，均执法宽厚，断狱从轻。经济上，进一步劝课农桑，减省徭役，以宽民力。汉文帝曾两次宣布将租率减为三十税一，有时还免去全部田租。正是由于文景时期顺民意、得民心的政策，使得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国家经济实力增强，人民生活改善，政权得以巩固。至汉武帝继位时，国家已是仓廪粮食皆满，府库货财充裕，牲畜滋殖，遍布山川阡陌，人民富足，安居乐业。这也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汉武帝时代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民心的作用为何如此之大

　　纵观以上秦汉兴亡前后的百年历史：秦的包举宇内、囊括四海，秦二世的社稷毁灭、身死人手，陈胜的揭竿而起、一呼百应，项羽的兵败乌江、自刎而亡，刘邦的并兼九州、一统天下，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百姓安乐，其中的件件大事、桩桩史实，试之以民心向背，若合符节;考之于百姓恩怨，应验不爽。

　　那么，为什么民心有如此巨大的作用呢?

　　因为，人民是任何一个政权的基础，人民是任何国家中人口的大多数，人民在任何时候力量都是最大的。而支配人民行动的是民心，心的凝聚从来都有感天动地的力量。所以，问题的关键在民心，民心向背之所以能决定一个政权兴盛衰亡的秘密就在这里。政权基础牢靠与否，要看统治者是否安民心；人民拥护与否，要看统治者是否顺民心;将人民的力量有效地发挥出来，要看统治者是否得民心。正是所谓“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由战国走向秦统一是历史的必然，秦的成功正是因为顺应了黎民百姓渴盼太平的愿望。贾谊在《过秦论》中指出，“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因为“无王”，所以“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弊”。当时民心的强烈倾向是“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对秦始皇寄予了厚望。可是，秦始皇并没有号准百姓的心脉，把当王看作是满足自我私欲的工具，而不是给百姓以仁爱，逆民心而行，故而秦朝迅速土崩。贾谊说秦亡于“仁义不施”;杜牧分析：灭六国者是六国自己，灭秦的也是秦自己，因为六国之君和秦始皇都不爱自己的臣民。他们的见解真是千古确凿之论。

　　陈胜出身雇农，一介匹夫。起义之初，他没有当年六国数量庞大的军队，没有秦军的坚兵利器，没有战国四公子的谋臣能士，但却率领几百疲敝戍卒，一呼而百应，呼啦啦扯起一支队伍，成就了掀天揭地的事功，靠的是什么?因为天下苦秦已久，黎民生存空间几乎是零，民心已齐，就差一人起来唤醒。一旦有人振臂一呼，他们就会风起云涌般跟从。民心的力量岂不让人震惊!

　　刘邦本人出身平民，其统治集团中除张良是韩国公子外，其余多为普通百姓。萧何、曹参、任敖、周苛都是普通小吏，陈平、陆贾、夏侯婴都是平民，樊哙是杀狗的，周勃是织席子、吹喇叭的，灌婴是贩卖缯的，娄敬是拉车的普通役人，他们一时出于草莽，发于民间。社会底层的生活使他们更能了解民意，故而能够顺从民心，从而重新统一天下;其后继者又能依从民愿，才使得汉朝走向昌盛。

　　历史的启示：君主是否体察了民心、是否顺应了民意，最为关键

　　民心看似不好把握，实则也很简单，芸芸众生的渴望无非是安居乐业和公正公平。具体到特定历史时期来说，乱世的人民向往安定，安定的人民更追求公平。民心的底线或百姓的基本欲求是活着，即生命有保障。只是这最低的要求，在古代社会，也常常成为奢望。这与君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历史给了我们真确的启示：君主是否体察了民心、是否顺应了民意，最为关键。

　　孟子曾经说过：“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他告诫统治者，要得天下、治天下，就要时刻体察人民的所欲、所恶，顺应百姓的欲求，以人民的喜好和怨恨为准绳，这样方能得天下，保太平。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晚唐诗人聂夷中《伤田家》一诗中的几句：“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历史虽然如云烟般过去，但生于今天，亦当居安思危，能不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