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指南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作者：张炯
发布时间：2012年05月21日 来源：解放日报
在我国迎来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高潮中，纪念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具有特别的意义。 《讲话》所阐述的理论内涵，不但反映了文艺发展的规律，许多方面也反映了文化发展的规律。它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和文艺，仍然是非常重要的理论指南。
《讲话》提出文艺必须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今天，我国社会主义时代文化和文艺，是延安时代革命文化和文艺合乎历史逻辑的延伸。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文艺和文化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在实践中并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尽管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已被确立为我国文艺发展的方向，但与此方向相抵牾的现象并不少见。一些偏颇、乃至错误的观点如果不能得到正确的认知，就必然要干扰、妨害文艺和文化真正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正确方针。
从辩证唯物主义能动的反映论来看，意识反映存在，同时又反作用于存在并改造存在。 《讲话》一方面反复强调现实生活是文艺创造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要求作家艺术家一定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以保证自己的创作源泉不致枯竭；另一方面，它又强调文艺与现实生活、艺术美与现实美的区别，提出艺术美可以也应该高于现实美，认为艺术美可能“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正是对能动反映论美学和文艺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深刻阐述。这个原理，于文化亦然。文化涵盖人类精神的创造，大多也反映现实实践及其需要，反映社会发展的一定规律和人类智慧的积累，从而具有现实的超越性。所以文化一代比一代更丰富，更具真善美的价值，并能更符合社会进步的历史要求。
不同时代的文艺作品所以会产生不同的形式，从根本上说，正是由内容决定的。文艺是审美意识形态，同时也是社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因为文艺作品总有一定的思想倾向性，它们通过影响读者的思想和行为而作用于社会及其文化思潮、乃至经济基础的变革。 《讲话》既重视文艺的完美艺术形式的创造，同时，又十分重视文艺的思想内容，要求“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而为此，又强调作家艺术家必须解决世界观和主观思想情感的问题，主张作家艺术家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社会，并在深入人民的斗争中，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改变自己与革命人民群众格格不入的旧的思想感情。 《讲话》并指出，“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对文艺创作者尤为重要。
在阐明对于我国和外国的传统必须批判地继承和借鉴的同时，《讲话》还提出要反对 “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也是十分正确的。文艺和文化产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问题，关系到它们是否具有进步的历史方向。在当今中国，我们强调文艺和文化要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很大程度上就是强调文艺和文化产品要具有促进历史进步的思想凝聚作用，形式和风格要能够为人民所喜闻乐见，并激励和鼓舞人民群众去为社会主义美好未来而努力奋斗。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的思想情感客观地存在多种倾向。这就更加突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特别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向全球扩散和渗透的历史情境下，不同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的斗争仍然尖锐，这样，我们就必须格外重视文艺和文化产品的思想内容的先进性，重视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民族优良传统和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提倡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人道主义，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
人们把文学视为“人学”，是期待文学能够深刻地表现人性并升华人性。 《讲话》指出，抽象的人性、普遍的人类之爱，是不存在的。这跟马克思所阐明的“人性是历史地形成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是一致的。从辩证唯物主义来看，具体事物总是个别与一般的相统一，不存在没有一般性的个别，也不存在没有个别性的一般。实际上，在现今世界上，人性带有民族性、阶层性、党派性。人是动物，自然也会有动物性。但人又是社会的动物，并且离开社会就很难生存的动物，因此人性中社会性毕竟是决定人之为人的主要属性。现在有些文艺作品恰恰忽视人的社会性而醉心于去表现所谓“普遍的人性”，乃至将人的动物性、将人的性行为和性心理大加描写和渲染，反自诩表现人性“最深刻”。这不仅片面，而且无助于人性的升华。
正确处理提高与普及的关系问题，是落实文艺和文化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十分重要的命题。在今天，人民由于受教育的程度仍有不同，如果不能将我们的文艺和文化普及到广大的劳动人民中去，那么为人民服务就会流为空谈。 《讲话》指出，我们的文艺不但需要提高，还需要普及，提高的东西要向人民普及，并在人民的基础上提高。这些论述，仍然适用于我们今天的文艺和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我们的高雅文艺不能忘却普及，而我们的大众文艺和文化产品，也应该在思想和艺术方面不断提高。
在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文艺和文化产品通过市场的需求而获得一定经济效益是很自然的。但在社会主义时代文化产业要为人民服务，就得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把经济效益放在第二位，决不应唯利是图，追求脱离广大群众消费水平的什么“高票价”。从而实际上伤害到文艺和文化产品的普及。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着与延安时代不同的历史条件。但是，延安时代与今天又具有相通性，因而《讲话》所昭示的真理也仍然具有实践的指导性。在纪念它发表70周年之际，我们仍然要深入学习和发扬《讲话》的精神，以促进我国文艺和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