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而常新

作者：李心峰

发布时间：2012年05月30日  来源：文艺报  

　　一

　　整整10年前，也就是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0周年之际，我参加了由《文艺研究》杂志社主办的纪念《讲话》发表60周年座谈会。在这个座谈会上，我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经典、阐释与创新”。我当时认为，在《讲话》发表60周年之际，重温《讲话》精神，思考理论创新，非常有意义。60年，整整一个“花甲子”(意味着《讲话》自发表到现在，已有一段足够长的历史距离。这样可以使我们更客观、更科学、更理性地认识、探讨它的基本精神、历史价值与科学价值。

　　60年的时间里，《讲话》曾遭遇两种完全不同的境遇：一是被奉为只能遵循、不能讨论的“最高指示”，予以神化、教条化；一是被少数人视为文化领域及文学艺术领域一切“左”的偏差和错误的总根源。显然这两种态度都不科学。我们在历史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如果要对《讲话》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文学艺术理论史上的地位作一个基本估价的话，也仍然必须看到它具有“经典文本”的地位与价值。它不仅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史上，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史上是一篇重要的经典文献，而且在整个中国现代艺术理论史上，也是一篇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经典文本”。我们说它是“经典”，不仅是因为它的诞生，曾经使现代中国的文学艺术的面貌为之一新，产生了巨大的历史作用，而且是因为：第一，它超越了空间的界限。据有的学者的研究，《讲话》早已被翻译成世界各种主要文字，如英语、法语、德语、俄语、印度语、日语等，在世界许多国家出版。有些国家还出现了许多种不同的译本，得到人们的认真研究和高度评价。第二，它超越了时间的规定，葆有其常青的生命力。我们在60年后，仍在严肃认真地重温它研究它，便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讲话》作为一部经典，便存在一个如何阐释、评价的问题。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两种不同的历史语境：第一是《讲话》发表时的历史语境。这就是过去我们强调的历史主义态度，把对象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中阐释其意义，评价其地位与作用。第二是今天我们作为阐释者存在于其中的历史语境。这就要求我们站在今日思想认识水平，立足于今日社会存在与社会需求，进行阐释与评价。这同样是一种历史主义态度。因为，阐释者置身其中的历史语境，同样是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社会存在，他的阐释前提、评价尺度、理论视界不能不受其历史语境的规定。

　　我们对《讲话》这一经典文本的重新阐释与评价，目的在于推动今日的理论创新。在这一点上，我以为，《讲话》本身便体现着一种巨大的理论创新精神。这种创新精神就是明确反对从教科书和有关文学、艺术的抽象定义出发，彻底摒弃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一切从现实的实际需要出发，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说出了一系列过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没有说过的崭新话语，提出了新的命题、新的理论。这种理论创新精神对于我们今日的理论创新将给以宝贵的启示。

　　现在，又一个10年过去了，《讲话》诞生到现在已整整70周年。此时此刻，回过头来重读10年前我所谈到的这些认识依然能够成立。但是，毕竟历史的大河又流过去了整整10年，我们的社会与文化前进的车轮从未停歇，时代提出的课题、我们所置身于其中的历史语境也必然会随着时光的推移而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在1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重读《讲话》，重温《讲话》精神，我们对于《讲话》的价值、意义、历史地位等，又形成了哪些新的认识呢？

　　二

　　首先，我们更加清晰地感受到，《讲话》进一步经受了时间的检验、历史的检验，它作为一篇产生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作为一篇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经典之作的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确认。

　　一般地说，一部著作要成为经典，需要具备一定的质素和条件。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经得起历史的淘洗、时间的检验。历史上那些真正的经典，无不是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上千年，仍然能够让人百读不厌，常说常新，永远葆有鲜活的生命力。

　　作为70年前特定历史时空条件下中共领袖的一篇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在70年之后，《讲话》的理论光辉有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有所减弱呢？可以肯定地说，其理论光辉不仅没有因时间的进一步推移而稍减，相反，它的理论光辉在今天变得更加明亮。而且人们对《讲话》的理论贡献、经典价值及现实意义，能够放在更加深邃的历史背景和更加宏阔的时代语境下，重新去认识它、阐释它、评价它。

　　在我看来，毛泽东的《讲话》正是一篇让人百读不厌、常说常新、至今仍焕发着蓬勃的生命活力的珍贵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这篇《讲话》自发表到现在，尽管时间上已经过去了70年，中国的社会发展已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整个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发生了极其巨大的变化，但是，《讲话》却一点也没有过时，仍是我们时时要拿来阅读、研究，需要不断地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历史需要去重新认识、评价并从中汲取宝贵的真理的启迪与实践的智慧的马克思主义文本。

　　我认为，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新的历史语境与新的发展前景面前，我们对于《讲话》价值的认识、研究、阐释、评价，又将迎来一次新的历史飞跃。

　　三

　　在《讲话》发表整整70周年的今天，我们对于《讲话》的经典意义的认识将进一步丰富和深化，面临一次新的历史飞跃，在这里，我主要是指：今天，我们已经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地同时也是理所应当地把它从以往主要侧重于马克思主义文学艺术理论的角度上升到马克思主义一般文化理论的高度来阐释和评价《讲话》的价值及影响。

　　过去，我们对于《讲话》的认识、研究、评价，主要是从它对马克思主义文学艺术理论的杰出贡献这一视角来展开，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文艺理论史上的一篇经典文献，一部东方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代表之作、典范之作予以崇高的历史定位。今天来看，这样一个角度就以往而言，是合理的、正确的，但毕竟过于拘泥文学艺术这一相对比较狭窄的领域了。今天，从整个民族的文化建设立场重读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我们就应从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的理论建设与创造的视角，把《讲话》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一部不可多得的经典文献加以重新理解、阐释、研究、评价。

　　毋庸讳言，毛泽东的《讲话》主要是针对文化领域中的一个特殊部门即文学艺术的有关问题有感而发的，是有具体针对性的。但是，由于在《讲话》发表时的特殊历史语境下，革命的文学艺术在整个新文化领域，具有相当突出的代表性、典范性甚至是先锋性，因此，毛泽东对于文学艺术尤其是对于革命的文学艺术的许多基本观点，往往对于整个文化领域尤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化领域都具有指导意义，成为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宝贵贡献。比如，《讲话》所力图解决的无产阶级对文学艺术事业的领导权的问题，就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领导权的问题。另外，《讲话》所探讨的一个核心问题即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以及如何为的问题，也就是党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中最核心的文艺的方向问题，实际上也是整个文化的方向问题。《讲话》有关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在革命战争年代所提出来的革命文艺的根本方向。实际上，这也是对当时整个革命文化的根本方向的概括。我们注意到，《讲话》所提出的文艺方向，在新时期，由我党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历史需要对其作了必要的调整，将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科学地表述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今天，这一“二为”方向，已被郑重写入党的若干重要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中。只不过，它们已由过去只是单纯地规定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上升为繁荣发展整个社会主义文化的“二为”方向。 而这正是对《讲话》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经典之作的极好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