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族认同与历史变动中的“中国”
作者:赵思渊
“宅”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字。“宅”的本意，依《说文》是“人所讬尻也”。段注曰：引申之，凡物所安居皆曰宅。如果稍微戏谑一点，“讬尻”其实就是现代御宅们的真实写照，不论是在家、办公室、宿舍，“宅”都意味着一屁股坐在电脑前的状态。“宅”意味着位于一个稳定的空间之中，这个空间太确定，常常就被“宅”在其中的人忽略了。麻烦的是，对于“宅兹中国”的我们来说，中国看起来似乎是一个稳定的空间，但又似乎不是。当我们向前追溯“中国”这一观念所涵盖的空间时，发现她是变动不居的，但又具有某种核心。而这一历史进程又与现实政治、当下的自我认同相关联，纠缠成为一团乱麻。
当然，民族主义本就是社会科学中最面目不清的概念，即使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这样专门致力于此的学者，也未必敢说能够厘清其中的潜涌暗流。但是，在历史事实与维系现代国族认同的历史想象之间寻找一种平衡，梳理他们之间的关系，对于学者来说，总是具有吸引力的工作。
我相信葛兆光在《宅兹中国》这本书中的主旨并不在此，但是一旦关涉到“中国”这一观念的论述，就不能不与这样一些繁乱的问题相关联。本书的主题是关于“中国”的论述，这种论述是关涉历史的，是指向当下的，同时也是植根于学术史脉络之中的。
在关涉历史的部分，本书指出了宋代历史对于具有清晰边界的“国家”观念的产生的重要性。由于持久地受到北方政权的压力，宋朝政权从弥漫无边的“天下”意识逐渐转向具有清晰边界的“我朝”，而与此同时，“正统论”从疆域依据更多地转向文化、民族依据，这一点对后世的历史影响重大。
但是由于最终取得“汉地”政权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超大帝国蒙元，“天下中央”的意识应当是庙堂上的主流。当然，在汉人知识分子中，宋元明清之际，“正统论”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形成了这一时段的另一条历史主线。而在这两条历史主线的纠葛中，周边政权：朝鲜、日本、越南，看待“中国”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这种转变的背后，其实也是“正统论”的转变。文化、礼仪而不是疆域成为正统论的主要依据。这种转变，对于朝鲜、越南来说，是民族主体自主意识的萌发；而对于日本，由于认为自己已成为中华文明圈的中心，视清朝为夷狄，不能不说这种思想是“大东亚共荣圈”的一个遥远的先声。当这些思想变动在19世纪遭遇西方的民族主义言说，旧音新语，融汇成了我们当下所生活的这个东亚世界中各自的自我认同与相互观感。
由于宋代之后的历史中先后有两个在当时被视作“异族”的族群入主中原，文化、民族的“正统论”与现实政治的冲突对之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它既成为之后与现代民族主义对接的思想资源，又成为维系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感的隐患。在这一点上，历史问题就转换为现实问题，正如同葛兆光自己说的：“政府即政权是否可以等于‘国家’，国家是否可以直接等同于‘祖国’？这是一些仍然需要明确的概念，一些政治认同常常会影响到人们的文化认同，甚至消泯人们的历史认同，这是很麻烦的事情。”（第32页）而葛兆光自己给出的答案，则是试图超越历史对现实的纠葛。他说：“一方面，不必以现代中国的政治边界来反观历史中国……另一方面，也不必简单地以历史中国来看待现代中国。”这也是他强调“在历史中理解民族国家”的涵义。
更进步一地说，如何理解历史中的“中国”，对于学术界来说还有太多工作要做。当葛先生在复旦大学展开他的“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计划时，从“他者”的眼光看中国，借以发现“只缘身在此山中”而不能看的真切的“中国”，想来是很重要的一层意思。因此，在书中他也同样花了很多笔墨解读古地图，解读那些燕行使、漂流船所留下的资料，因为那些资料最能凸显“他者”与“自我”的碰撞。而一个族群的“自我”的意识，最容易在这种碰撞中被观察到。
在疆域与民族问题上，当下中国与历史中国的关系，从来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已经有一批一流学者长期致力于此。比如葛剑雄从历史地理的路径出发，姚大力从民族史的路径出发，他们所面对的困境都是如何破解现代“民族”（nation）的神话，但同时以适当的方式表述维系当下的国族认同。葛兆光所要面对的问题，其实也类似。因此他绪论的副标题是：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还是在历史中理解民族国家？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霍布斯鲍姆等一批学者解剖民族国家的历史神话及其建构性之后，学界已经形成了对民族国家历史的高度警惕。一般情况下，我们承认，民族国家以及民族主义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其对共同体历史的追溯与表达，很大程度上是想象与建构的。
但是，面对中国，这种分析方式似乎既适用又不适用。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作为现代国家的中国与传统时代的中华帝国之间发现断裂性；但另一方面，又有一条历史主线贯通其中。因此，从古典帝国到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在中国的历史场景中，不是以话剧的方式截然换幕，而是模糊的、柔性的，这恰好符合钱穆先生对中西历史进程特点的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