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艺风格”缘何令人怀念？

作者：周豫 吴琪晖

2013年01月28日  来源：南方日报  

　　在中国，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剧院可以像“人艺”那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建院60周年庆典及座谈会；也鲜有剧目能像《茶馆》那样，成为见证一个国家风雨历程、常演不衰的煌煌巨作；在其戏剧博物馆内的“星光长廊”中，有一个名字特别醒目，那便是于是之。

　　2013新年伊始，于是之在京仙逝。而去年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以下简称“人艺”）建院60周年，这一年“人艺”刚刚送走了3位表演艺术家：黄宗洛、吕恩、叶子。2013年1月24日清晨，于是之告别仪式在北京首都剧场举行，郑榕、濮存昕、林兆华、宋丹丹、张涵予、冯远征、杨立新等知名人士前来悼念，不少群众也自发赶来，与这位深受敬重、喜爱的话剧大师道别。无数观众怅惘长叹：“一个时代结束了。”

　　在不少人眼中，于是之是最富于北京味和平民气质的表演大师，是“人艺”风格的开创者、奠基人和老一辈掌舵者之一，是导演焦菊隐倾其心力创立的“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杰出代表。他在《龙须沟》、《骆驼祥子》、《茶馆》等经典作品中，成功塑造了程疯子、老马、王利发等一系列深入人心的舞台艺术形象。于是之亲历了新中国话剧艺术的发展和变革，作为“学者型演员”的实践者，以及“学者型剧院”的贯彻者，他对“人艺演剧学派”的发展更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今，于是之先生已踏雪驾鹤而去，我们不禁要去探究，究竟何谓真正的“人艺风格”？是否如一些人士认为的那样，他的逝去代表着“人艺”曾经的辉煌已告一段落？重温话剧界前辈们所倡导的“学者型演员”和“学者型剧院”，对于当下中国戏剧表演艺术和剧院建设发展趋势，又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就此，南方日报记者邀请了京、粤两地的戏剧评论家和文化研究者共同探讨这些问题。

　　勇于“分担恐惧”的掌舵人

　　上个世纪80年代，北京“人艺”是中国话剧的复兴重地，“人艺”推出的一台台“现实大剧”，成为新时代中国话剧的风向标。在这个过程中，于是之和“人艺”主要领导曹禺、赵起扬等人士，起到了关键作用。无论先锋之作《绝对信号》，还是现实题材的《小井胡同》和《狗儿爷涅槃》，抑或“神似”《茶馆》的《天下第一楼》，以至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鸟人》，北京“人艺”重新焕发青春光彩，每一部作品都离不开于是之的鼎力支持。

　　著名演员杨立新曾表示：“于是之是中国话剧的功臣！”“是他们那一代艺术家奠定了北京‘人艺’的风格，并让‘人艺’逐渐走向辉煌。于是之并非光是演员和行政领导，文革前17年‘人艺’的创业阶段，他是亲历者、主要演员；文革后，他又是艺术上的掌舵人之一，北京‘人艺’之所以大旗不倒，和他们艺术上的坚持有绝对关系。所以，于是之对北京‘人艺’、对中国话剧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

　　话剧《小井胡同》借北京城南一条小胡同从50年代至70年代的历史变迁和居民命运，对政治动乱中种种荒诞现象进行了批判和嘲讽，1985年公演时引起强烈反响，也一度令“人艺”遭受极大压力。于是之被诬为“幕后黑手”，该剧作者、已经去世的李龙云生前曾写过一篇《话剧风波中的于是之》，文中提到：“让我无法忘却的是，在整个‘《小井》公案’中，我最直接的精神依靠是于是之。包括其后北京‘人艺’其他几部承受过压迫的作品，帮作家们分担恐惧，使作家们能够倾诉的对象，同样也是于是之。”于是之是那种无所畏惧的斗士吗？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属兔，我胆儿小……”“但就是这样一个谨小慎微的于是之，在那山雨欲来的当口，没有对作家们落井下石，而是始终理解、呵护着作家们，这是需要点勇气与操守的。” 

　　“把话剧艺术提高到诗的高度”

　　2012年，中国话剧界的“珠穆朗玛”——“人艺”迎来了建院60周年大庆。60年来“人艺”的两次巅峰，第一次属于“郭老曹”和焦菊隐，第二次则与于是之密不可分。1950年5月，老舍写了剧本《龙须沟》并准备把它搬上舞台。这一年焦菊隐46岁，他导演的《龙须沟》首演一炮打响，他本人从此成为职业导演。

　　1952年，新“人艺”成立，曹禺担任院长，焦菊隐开始着手创立“人艺演剧学派”。在话剧学习、借鉴传统戏曲艺术时，他提出了两条基本原则：“第一是不能丢开自己最基本的形式、方法和自己所特有的优良传统”，“第二是话剧在学习和吸收戏曲手法的时候，还应注意，吸收不是模仿，不是生吞活剥，不是补贴，而是要经过消化，经过再创造”。他在话剧民族化道路上最终的美学追求是：“要用话剧艺术的形，来传戏曲艺术的神。”（杨景辉《创立“中国学派”的艺术大师——纪念焦菊隐先生百年诞辰》）

　　焦菊隐的美学目标是明确而坚定的：“我们要有中国的导演学派、表演学派，使话剧更美好地表现我们民族的感情、民族的气派。”（辛夷楣、张桐《记忆深处的老人艺》）随后7年间，北京“人艺”接连编排了《雷雨》、《日出》、《骆驼祥子》、《蔡文姬》等重量级剧目，其中，又尤以1958年首演的《茶馆》最受欢迎，成为“人艺”的保留剧目。

　　中国话剧历史与理论研究会会长田本相这样评价焦菊隐的“演剧美学体系”：“它最核心的或者说最具创意的地方……是对戏剧诗意和诗的境界的向往和追求。也就是说，他把话剧艺术恢复到和提升到诗的本位和高度”。

　　从《龙须沟》到《茶馆》，话剧演员于是之成为焦菊隐最重要的合作者、理论实践者和“演剧学派”的杰出代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香港演艺学院人文学科系主任、资深戏剧人张秉权曾表示，于是之验证并发展了焦菊隐的“心象说”，即演员在创造角色之前，心中对角色要先有想象、有根据，从读剧本开始，逐步建构演绎角色的外在技巧，这样才能做到表演的形象化。

　　张秉权曾好几次去北京首都剧场观摩于是之与“人艺”的演出，包括《茶馆》、《丹心谱》等。在他看来，于是之的演出特点是细致、朴实得来又有技巧；既要有技巧但又要朴实，演绎风格生活化，有浓浓的北京土味。“在想像与技巧之间，于是之拿捏得很好，能感染剧场内每位观众。”

　　“最可贵的是对艺术的敬畏”

　　“大师、大作、大戏、大演员”，这是不少观众对“人艺”最直观的体会。去年“人艺”60周年院庆之际，院长张和平、副院长濮存昕、任鸣都有一个共识：“我们不奔着市场，我们奔着品质去，我们应该有我们的担当。”有人说，这是因为现在的“人艺”已经“财大气粗”，不愁温饱，但是许多业界人士和观众却认为：“‘人艺’最难能可贵的，正是他们对艺术的敬畏之情，而这种精神是目前一些话剧人所缺少的。”

　　当下，大制作、大舞美、大阵容在戏剧界颇为流行，而质量过硬的好剧本却是凤毛麟角，这被认为是造成中国戏剧今天“贫血”的首要问题。北京“人艺”也面临着“剧本荒”，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人艺”推出了《知己》、《窝头会馆》、《关系》、《我爱桃花》等一系列原创新作。张和平院长反复强调：“希望北京‘人艺’能坚持以文学为基础的方向，这正是一代代‘人艺’院长留下的传统。” “北京‘人艺’要在继承中发展，为建设世界一流的‘学者型剧院’而努力奋斗。”

　　今时今日，“学者型剧院”这个名词显得有些新鲜，实际上早在上世纪50年代，曹禺就明确指出：“‘人艺’演员，应该是学者型的演员。”焦菊隐更是在1956年制定剧院发展12年规划时，率先倡议要把北京“人艺”办成“学者型剧院”。

　　从1985年到1992年，于是之担任了8年“人艺”副院长，其间十分重视人才培养。因《天下第一楼》、《新龙门客栈》等戏剧、影视剧本而蜚声海内外的金牌编剧何冀平，原本是一名工厂女工，当年正是被“人艺”慧眼相中并着力培养，才得以成为一名编剧。她回忆说：“当年北京‘人艺’最核心的部门不是院长办，而是剧本组。剧团把我们捧在手心养起来，完全不给你压力，我的《天下第一楼》写了整整3年，演出后院里的老艺术家在报上写道‘感谢剧作家，这些用笔支撑着剧院的人’。”

　　《骆驼祥子》导演顾威回忆称，当初他只是剧院里一个普通的中年演员，是于是之动员他大胆尝试，后来才有了他的导演处女作《巴黎人》。“为了让我深入体会，他还让我跟随《茶馆》剧组赴欧洲体验生活，认真给我改剧本。如今北京‘人艺’的老先生一个个都走了，我们更应该好好发扬‘人艺’的艺术传统，这才不辜负老先生们的在天之灵。” 

　　于是之视舞台为圣洁的殿堂

　　黄心武（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副会长、戏剧评论家）

　　南方日报：有人说，于是之是“人艺风格”的奠定者，他的离去在您看来是否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黄心武：北京“人艺”曾是我国第一流话剧艺术家的集合体，包括曹禺、焦菊隐、于是之这些编导演艺术大师，他们长期合作，谁也离不了谁，这才奠定了“人艺风格”。目前这一群体纷纷凋谢，后继虽有人，但短期之内往日的辉煌难以再现。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南方日报：在您看来，什么是“人艺风格”？这种风格有何特征和意义？

　　黄心武：关于“人艺风格”，不能简单以“京味儿”或“现实主义”之类来概括。北京“人艺”很好地继承了中国传统艺术，尤其是传统戏曲艺术的精髓，形成了独特的、具有中国气派的演剧体系，比如重写意性、追求神韵，而且各方面都有绝活。像于是之，一招一式无不传神，他的台词不用麦克风，坐在首都剧场最后一排的观众都可以字字入耳，他创造的舞台形象，如程疯子、王掌柜等等都深深刻在观众的心上，有“话剧舞台上的梅兰芳”之称。

　　南方日报：如何来定义“学者型演员”和“学者型剧院”？您认为“学者型剧院”在当下的中国话剧发展环境下是否还依然适合？

　　黄心武：演员的学养至关重要，但艺术家并非学者，艺术家有艺术家的思维，他们更富情感和形象，更有人道情怀。我不认为一定要建立“学者型剧院”，于是之这样的艺术家对艺术有一种神圣感，视舞台为圣洁的殿堂。我观看了于是之最后的一台演出《冰糖葫芦》，他出演一个没有台词（其时他已失声多年）的过场人物，终场谢幕时，观众一拥而上，久久不愿离去，对于是之这样的艺术家，我表示无上的敬意！此情此景，让我有一种沟通神明的感动。

　　南方日报：现在国内话剧原创作品不少，但精品不多，一流的话剧需要哪些条件才能实现？

　　黄心武：我认为剧院应该是艺术家的剧院，问题是要给他们以宽松的创作自由的环境。剧院的发展要遵从艺术规律，要有流派的意识，组成有共同追求的艺术家的集群，北京“人艺”和国家话剧院风格就明显不一样，那种“拉郎配”式的行政组合，成不了一流艺术院团。

　　去年堪称北京的“话剧年”，北京“人艺”60周年庆，也适逢国内小剧场出现30年。年底，北京“人艺”还传出了票房高达5000多万元的喜讯，让话剧人重拾了坚守舞台的信心。北京是文化中心，“人艺”每一台剧目都有厚重的文化感，这是其他地方的剧院难以比拟的。此外，“人艺”有相对自主的创作空间，较少受到行政干预，他们对评奖并不很在意。精品创作不能以行政主导，要扩大艺术民主，保障创作自由，改革评奖机制，建立真正的艺术评论。

　　有良好的求知氛围，才能形成“文化地基”

　　梅晓（广东艺术研究所所长，一级导演）

　　南方日报：北京“人艺”风格独树一帜，相比之下，广州话剧界还欠缺什么？

　　梅晓：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外来人口相对来说比较多，北京“人艺”从剧目到表演形成了非常有特点的一种表演体系，让它形成了一种很强的吸引力。而广东因为受到粤语限制，这本身就是非常强烈的一个隔阂，因为语言的关系，导致整个队伍的表演风格、剧目的生产尚未形成自己鲜明的南方特点，缺乏个性，同时缺乏一些富有岭南特色的代表性剧目，对整个市场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和制约。全国各地的观众为了看一个作品特意跑到北京去看，而广州舞台作品除了本土观众，很难吸引周边地区。

　　南方日报：从培养演员的角度，我们是否可以从于是之先生的经历中借鉴一些经验？

　　梅晓：于是之对中国话剧、特别是对北京“人艺”话剧品格的形成，作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他自己的表演模式、对人物的塑造都很有艺术个性。即使他离开了舞台，但以他为主的老一辈形成的艺术风格，仍然深深影响着戏剧界的同仁和年轻后辈。广东恰恰缺少他这样富有代表性的人物，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整个广东话剧市场艺术品位的形成。实际上，经典剧目的诞生会造就演员，而演员中的佼佼者又会持续不断地对一个地区的艺术领域造成影响，这种表率作用在戏剧行业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南方日报：一场好戏不仅是用一连串数字垒出的“票房奇迹”，于是之的诸多作品都常演不衰，您认为广州话剧市场精品不多，主要原因是什么？

　　梅晓：北京“人艺”发展这么好，中国原创话剧作品能如此闪耀，曹禺、于是之等老一辈艺术大师功不可没。他们用好的作品和好的二次呈现打造了一批经典，反过来剧目的累积和演员的成熟，又让“人艺”的艺术体系变得更严谨更严密。不管采用哪一种生产和演出模式，好的剧目和好的演员是相辅相成，无法割裂的。

　　以北京“人艺”为代表的话剧，以经典作品、精湛表演，带动了整个北京话剧市场的活跃；而海派戏剧则另辟蹊径，以开放性的思维，大胆的艺术尝试，提供了新亮点，抓住了人们的眼球。而广东目前两者都不占优势，还摸索、徘徊在中间地带。

　　南方日报：您如何来理解“学者型剧院”？是否适用于目前的广东话剧市场？

　　梅晓：应该是适用的。因为“学者型剧院”说白了就是我们对于知识的把握。知识是提升人审美眼光至关重要的因素，眼前我们这支队伍在这方面还有些缺失，比如在选择剧目时，欠缺长远、独到的审美眼光，去发现具有珍贵文献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剧本。戏剧创作不是单纯的从一到二这么简单的工作，好的剧本写出来以后，还需要剧组共同努力，让它变得更成熟，更完善，而学识，即从业人员队伍的素质，会起到决定性作用。像于是之、林连昆等前辈，本身在中国古典文学、外国文艺方面功底很深，这种求知氛围会直接影响到身边的人，在艺术脉络的传承过程中，会进而形成泽被后世的“文化地基”。 

　　【延伸阅读】

　　保住有梦的戏剧人才

　　据广东省戏剧家协会专职副主席梁少锋介绍，目前广东省实力比较强的主要是三大话剧团体——广东省话剧院、广州市话剧院以及广州军区文工团话剧团，“目前小剧场演出这块，‘省话’有比较固定的演出场所，‘市话’也已经坚持了一段时间。有了这样一个阵地，对演员的磨练、剧目的推出是比较好的。”同时，他也指出，从全国来说，话剧创作对编剧人才求贤若渴，而剧目创作也仍是广东的薄弱地带。

　　近年来，省剧协通过举办省戏剧演艺大赛、全省小戏小品大赛，组织参加中国戏剧节、参评中国戏剧梅花奖等活动，积极搭建青年戏剧人才成长的平台。此外，戏剧进校园、送戏下基层等活动，也为青年演员提供了舞台艺术的实践机会。

　　广东省艺术研究院还成立了“剧作人之家”，通过剧作研讨、交流平台的搭建，来保住拥有“戏剧梦”的人才的积极性。“我们定了一些细则，叫做‘自动进入退出’机制，不是聘用了你，就永远都是家族的成员。进入是自愿的，只要你爱戏剧，但是你的作品必须发表并搬上舞台，数量2-3部，这是硬性条件。不仅如此，创作者的人品也在考察之列，不能有过于自私的念头。”广东艺术研究所所长梅晓如是说。

　　那什么是“自动退出”呢？原来“剧作人之家”实行两年一聘，如果期间成员放弃了戏剧创作，无需通过任何评审程序，“剧作人之家”将自动不再续用。梅晓表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把那些真正有志于舞台艺术、在困境中追寻的戏剧人才汇集到一起来，形成一种合力，进而形成一种氛围，‘活化’广东的戏剧表演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