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小品创作面面谈

2013年02月19日 来源：人民日报

力避技术对艺术的伤害

　　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 吴文科

　　现代传媒对于观赏性的过度强调，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技术审美”的极度泛滥，给轻视艺术性和淡化思想性的创作偏误提供了理论口实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大众传媒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日益强大，现代传媒对于人们生活的影响，也以更加深刻的方式延展至物质和精神的各个层面。比如艺术创作，作为人们审美地把握生活的精神劳动，对于现代传媒的借重和依托，甚至走向了因过度依赖而受制于媒介的局面。艺术的审美趋向，也由主要是对思想内涵的追求，逐渐转向更重形式技巧的追求。尽管科技与传媒的结合衍生出诸如摄影、电视剧和动漫等等新兴的艺术创造样式以及电视晚会等全新的艺术承载方式，极大地丰富着艺术的创造承载手段与传播影响能力。但是环顾当下的艺术创作和媒体传播，由大众传媒强势介入引起的“技术审美”偏向，正像一柄无处不在的双刃剑，在极大地撬动和助推着艺术创作进步的同时，也严重地影响着艺术创作的健康开展与持续繁荣。创作如何避免因过度借重或滥用科技而形成“技术审美”偏颇，便成为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所谓艺术创作领域的“媒体霸权”，指的是艺术在与电视媒体结合的过程中对于媒体的过度趋附和媒体对于艺术的强求，或者干脆是指艺术对于电视媒体的无原则投靠和媒体对于艺术的破坏性改造。而所谓“技术审美”，正是这种不平等的合作过程中所形成的种种以传媒需求代替艺术追求的技术主义操作规程及其评价标准，包括因此带来的对于艺术创作的种种误导、限制、冲击乃至异化。

　　仅以电视媒体对于传统表演艺术的影响为例，就有诸如限制时长和篇幅、规定情境与效果、扭曲节奏与过程、固化风格与类型等等方面。具体如相声和电视的结合，就存在着一个节目的篇幅和时长一般不能超过12分钟，每一到两分钟必须要有一个能够逗笑观众的响“包袱”之类的要求与规定。而到了像央视春晚这样的特殊舞台，则更是在时间与节奏的要求上细化到以秒计算，而忽视表演者与现场观众展开审美交流时可能产生的节奏调整。其结果是，一定情境里的规定程式，导致表演者不再是能动性很强的艺术家，更像是电视编导手中的木偶，或者当众背书的小学生。审美情境的僵化设定，极大地破坏着艺术表演的创造灵性。更为可悲的是，有些电视编导要求相声演员在电视里说相声时，为了照顾电视艺术视听结合的传播特点，有意增加表情动作，以致动作性的辅助表演元素无限扩张，而语言性的主体表演特质相应弱化。其后果是，原本主要是靠语言叙述来完成的曲艺表演，逐渐异化为依靠舞台动作支撑的戏剧小品。个别相声节目被时而标注为相声又时而标注为小品的混乱现状，以及许多相声演员不常说相声却热衷于演小品的客观实际，正是这种变异的典型表现。至于将“说学逗唱”作为相声艺术基本表现手段的传统说法，“创新”地表达为“说学逗唱演”，也属这种异化的表现之一。对于相声而言，“说学逗唱”就是“表演”，不需另要加上一个“演”字。而将相声的基本艺术手段增加一个“演”字，无非是强调辅助相声说表的“表情动作”。可对相声的表演来说，虽然不排除表情与动作的有机辅助，但其听觉审美的主要特质，决定了“表情动作”永远居于次要地位，不能与“说学逗唱”相提并论。换言之，在广播电台里听相声，没有“表情动作”的辅助完全可以完成审美创造，不仅无损接受效果，甚至还会引发听觉联想；而如果没有了“说学逗唱”，则万万不能称其为相声，道理就在于此。

　　当然，由电视媒体“霸权”引起的“技术审美”偏向及其连带形成的负面影响远不止于此，涉及的领域和方面也非常之多。但不管其直接与间接的表现形态究竟如何，有一点却是一致的，那就是惟电视媒体的需求马首是瞻，很少尊重和兼顾艺术生产的自身规律。概括说来，其影响还包括以胡编乱造代替深入生活，用解构经典和破坏传统亵渎英雄并消解崇高；题材内容上迷恋宫廷、戏说历史、渲染谍影、专注武侠、垂青商战；人物塑造上多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少平民百姓与普通英雄；主题立意上追逐欢乐，回避悲苦，艳羡富豪，无视贫贱，少道义担当和关爱悲悯；艺术呈现上重外在技巧，轻内在本质，不向内心深处开掘，只在神经末梢搔挠；重声光电营造，轻真善美表达；审美趋向上以娱乐冲淡思想，近轻松而远沉重，用性感置换美感，重热闹不讲门道；资金投入上用制作替代创作，厚舞台而薄角色；价值评判上以票房、收视率和点击率取代心灵感动、形象塑造与深刻思考，以看点、笑点和卖点遮蔽焦点、难点与观点，只顾吸引眼球，不在乎世道人心。

　　造成电视媒体“霸权”时代“技术审美”偏向及其负面影响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根本的因由，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主导了艺术创作。只注重电视媒体本身的传播效益，不尊重传播对象的规律特点；只注重眼前的经济利益，不讲求长远的艺术理想。重消费，轻积累；重创新，轻传承。把艺术视作技术，使审美沦为娱乐。偏重观赏性，轻视艺术性，淡化思想性。而现代传媒对于观赏性的过度强调，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技术审美”的极度泛滥，某种程度上给轻视艺术性和淡化思想性的创作偏误提供了理论口实，打开了方便之门。影响所及，许多剧场中的戏曲表演，也沾染了违反艺术本体特征的“技术审美”病症，以“大制作”替代“精创作”，以实景搬演替代写意传统，道具堆砌，角色不再。流风所至，艺术创作的资金投入，也因“技术审美”的需求而转向舞台美术及其豪华制作，较少用于脚本创作和演员排练。好比时下的礼品及其包装，外观越来越豪华，内容却越来越干瘪。供给耳目的视听欢娱被高高地凌驾于心灵的抚慰之上，至于精神和思想的审美饥渴，则因此而被排斥在感官狂欢之外。

　　扭转上述偏误并遏制这些趋向，因而非常迫切。

　　首先要旗帜鲜明地高扬艺术生产和传播以社会效益为第一标准的价值理想；其次要重申并强调传媒与艺术家的道义责任；第三要确立并落实对于媒体和艺术的正确评价机制与标准，彻底纠正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评判偏向；建立健全适宜艺术创作健康开展和持续繁荣的政策环境。在全社会营造能使艺术创造健康开展和持续繁荣的适宜氛围和良好环境，使艺术创作尽快走出因电视媒体“霸权”形成的“技术审美”困境，最终使艺术创造回归塑造人们向上精神与美好心灵的价值原点，努力实现艺术生产的真正繁荣。

　　有市场，还要有佳作

　　辽宁文联 崔 凯

　　能够传世的相声，一定要在观察生活、提炼生活，形成较完整的有结构、有层次、有一定艺术品位和思想性的文学作品的基础上，经过表演者的二度创作，才能完美体现

　　在多元文化语境下，中国相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这种深受大众喜爱的民族艺术走到了三岔路口，有人说相声界正在上演一场“三国演义”。如果给当下的相声分类，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形态：一种是拿相声当买卖的经营派，他们靠说相声生存，过去也叫“上买卖”，在他们看来，说什么不重要，让观众高兴，能赚到钱就行；一种是拿相声当日子过的正统派，他们视相声为生命，以坚守为己任；另一种是为了好玩儿说相声的后现代派，为什么说？说什么？怎么说？都无所谓，自己开心就好。纵观这三类相声人的追求和表现，生存状态不同，表演环境不同，其表现形式自然不同。

　　以上三种不同形态的相声，尽管道不同、谋不同，可是，有一点相同——几乎都拿不出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下的像样作品。心态浮躁、思想肤浅、作品浮肿是当下相声的通病。中国观众喜爱相声的情结没变，相声有市场没作品、有大腕儿没好段儿、有笑声没品位、有票房没口碑的现象普遍存在，个中原因值得深思。

　　相声作为一种拥有广泛观众基础的民族表演艺术，百余年来，涌现出几代深受人们喜爱和尊重的表演艺术家，他们有自己的代表作，那些脍炙人口的优秀相声作品，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增添了不可或缺的幽默表演艺术精品，为传播中华文明、弘扬传统道德和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历史发展到今天，相声艺术不该滑入庸俗搞笑的泥潭。相声如果放弃艺术良知和社会责任，仅靠油嘴滑舌玩噱头取悦于人，迟早要被厌弃和淘汰。

　　要使相声艺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受到观众的青睐，相声业界人士都要自重、自爱、自省、自强，共谋这门深具民族特色、广受大众喜爱的艺术健康发展。

　　一要着力培养创作队伍。相声不是简单的“语言艺术”，也不是一般的滑稽玩儿闹。相声是幽默表演艺术，属于广义的喜剧范畴。相声的创作难度相当大。顺天时、接地气、得人心，与广大观众无障碍的交流和沟通，是相声艺术百年不衰、深受欢迎的制胜秘笈。当下，相声创作的严重缺位，是造成相声艺术水准下滑的根本原因。有些相声演员，特别是新生代，过分依赖网络笑话和网络语言，七拼八凑一些包袱就上台表演。在传统相声作品的基础上，增加一些时尚元素，虽然会受到观众一定程度的欢迎，但仍然满足不了观众求新求异的鉴赏需求，似曾相识的包袱与出人意料的效果之间还有一定的差距。能够传世的相声，一定要在作者观察生活、提炼生活，形成较完整的有结构、有层次、有一定艺术品位和思想性的文学作品的基础上，经过表演者二度创作，才能完美体现。

　　二是要善于发挥相声优势。相声是雅俗共赏的艺术，它扎根于民间，长于讽刺与批判，它抑恶扬善，帮助人们在笑声中省视人性的弱点。相声讽刺的指向和分寸十分重要，它必须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鞭挞假恶丑，弘扬真善美。说实话，春晚的舞台不是相声艺术的最高殿堂，相声的真正舞台在民间。因此，相声也要“走转改”，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相声作家、艺术家都要放下身段，深入到人民群众之中去吸取营养，为人民创作，为人民说相声，这才是繁荣相声的根本出路。

　　三是要探索开放的审美批评标准。对新生代的相声表演群体，要善于引导他们先学传统，把根扎稳；对依靠相声生存的“经营派”艺人，要帮助他们不断提高艺术品位，提供适合他们在市场演出的优秀作品；对为数不多的相声界的领军人物，要支持他们下大气力多出精品力作，要以“历史的标准、美学的标准”，引导他们发挥相声“出人、出书、走正路”的引领作用。

　　央视蛇年春晚语言类作品——“正”趣味与针砭时弊

　　华东师大 黄 平

　　央视春节联欢晚会要面对13亿观众，调和不同层次的审美趣味，这一定位，决定了语言类节目既不能走纯娱乐路线，也不能板起脸讲道理，而要弘扬一种充满正能量的趣味。纵观近年来央视春晚语言类节目，主要是以“和谐”为主题，强调社会的团结和稳定，辅之以各类喜剧手段。

　　在主题一贯性的前提下，喜剧手段的不同决定了节目面目的不同。今年春晚9个语言类节目，传统套路的相声《东西南北大拜年》且搁置不论，余下的8个节目可分为两大类：情境喜剧与性格喜剧，其中，前者的笑点在于人物与情境的不协调，常见的结构是“误会”，比如《大城小事》中贴小广告的民工被误会为男模、《今天的幸福2》中大堂经理被误会为女领导的情人；后者的笑点在于人物性格自身的可笑，比如《这事儿不赖我》中把恋爱婚姻、就业、购房一切责任推给社会，《败家子》中种种滑稽的炫富。6个小品都可以被视为情景喜剧，两个相声都可以被视为性格喜剧。

　　就小品来说，《我要上春晚》、《大城小事》、《你摊上事儿了》、《搭把手，不孤独》基本上是对于春晚主题的演绎，表现社会差别最终得到和谐的解决，矛盾得到解决的方式是卖菜阿姨、贴小广告的民工、保安、应聘的司机等进城务工人员被有效地纳入经济体系中，如卖菜阿姨入围草根春晚、贴小广告的被服装设计师聘用、保安被赵总安排为仓库保管、司机应聘成功。这种小品结构，需要在结尾安排一次情节的突转以点睛。有的突转略显生硬，如《搭把手，不孤独》设计了一个不在场的角色——助人为乐的老师傅，当郭冬临扮演的人物回忆起他时，舞台上响起了音乐，这固然有助于煽情，但破坏了节目的现实感与可信性，暴露出“人为”的痕迹。《大城小事》、《你摊上事儿了》等在结尾都设置了道德说教，意思不错，但表述稍显直白。《我要上春晚》较为成熟一点，卖菜阿姨以华丽的美声唱腔入围后，小品安排了一个自我解构的结尾——这位阿姨原来就是幸福社区经理不断提起的丈母娘。

　　小品《想跳就跳》、《今天的幸福2》分别表现老年人与青年人的生活。《想跳就跳》请来《泰囧》编剧操刀，大量借鉴网络文化。小品很特别地安排蔡明全场坐在轮椅上，这个姿势类似一个固定在电脑前的网友，不依赖形体幽默，完全借助语言对于现象不断地揶揄调侃——网络文化中这种方式被叫做“吐槽”。《今天的幸福2》以小剧场话剧的方式展开青年夫妻的误会，聚焦“捉奸”这一传统的市民喜剧题材，以无厘头喜剧结尾——“打败你的不是天真，是无鞋（无邪）”，把“夫妻之间信任为先”的主题讲述得比较自然。

　　就性格喜剧而言，两个来自德云社的相声《这事儿不赖我》、《败家子》，一个讥讽小人物心态，一个讥讽暴发户心态。《这事儿不赖我》完全是这两位相声演员去年春晚相声《奋斗》的克隆版。在去年的《奋斗》中，捧哏说“你要真想成功，必须付出自己的努力和劳动”，逗哏表示“我要脚踏实地，真刀真枪地干出一番事业”；在今年的《这事儿不赖我》中，捧哏说“不要异想天开把责任都推给别人，要想改变你的人生全都靠你自己”，逗哏表示“空谈只会误国，实干才能兴邦”。这个相声将青年一辈的难题一律视为精神世界的问题，准确与否暂且不说，就喜剧手段而言显得有些单调生涩。郭德纲、于谦一登台就以民间艺人的方式向观众行礼：“学生郭德纲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和其它春晚语言类节目比较，演员难得地把自己的位置放的比观众低，从普通民众的视角出发，讥讽各种暴发户行径，将夸张、对比等手法推向极致，比如暴发户西装半袖、一条胳膊上戴12块金表，听起来比较过瘾。整个节目类似一个相声版的“江南STYLE”，“江南STYLE”成功的秘密也是郭德纲成功的秘密：站在普通人立场，嘲讽忘乎所以的有钱人的可笑。

　　第一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的郭德纲，与上世纪90年代的赵丽蓉与赵本山、80年代的姜昆与冯巩一样，再次提醒我们相声小品也可以是讽刺性的艺术。事实上，讽刺性节目恢复了喜剧针砭时弊的本来面目，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起到真正的建设性作用。

　　问题出在“太直”上

　　北京日报 彭 俐

　　如今，演相声小品的累，看相声小品的也累。相声小品的问题出在哪儿？出在“太直”两个字上。做人要直，为文要曲。语言类节目必然要以语言艺术魅力征服人，相声小品最忌直白浅显、空洞无味。你站在台上，就得能说出让大家跟着你笑、过后还觉得有理的那个“理”来。伸手直接去挠人家的胳肢窝儿，毕竟上不了台面。

　　当然，光说理容易，光逗乐也不太难，既讲道理又把人笑翻的确不是容易的事，非要有点儿思想家的头脑、哲学家的智慧、辞赋家的语言、过来人的沧桑，还要再加上幽默大师的天赋才成。这样的要求，对于相声小品来说是有点高。就拿同时呈现于晚会的姊妹艺术——歌曲和舞蹈来说吧，但凡词曲过得去、演唱者不走调，或者编舞不太蹩脚、舞者不太糟糕，观众就能坐住，不至于挑三拣四。相比之下，相声小品的运气就没那么好了，如果不能高级地逗人乐，被会被指责，让人坐不住。

　　近年来，随着电视娱乐节目板块的增多，以及各地各类节庆晚会的举办，相声小品的生产有些供不应求。供不应求表现于两极分化：好作品凤毛麟角，烂节目泛滥成灾。不记得从何时起，我们的电视晚会导演得了“相声小品依赖综合征”，没有了相声小品，就没有了主菜。就像无酒不成宴席一样，仿佛无相声小品就不成晚会。观众也被培养成“习惯”，不少人把相声小品当做解闷儿的主要手段。一方面，社会市场需求很大；另一方面，原创的合格产品太少。这是地地道道的有市无行。这难道不是一种畸形的文化消费现象？一年又一年，我们可怜巴巴地盼着相声小品的到来，但是到头来，相声小品如同中国足球，带给我们的失望已经多于快乐。

　　事实上，在我看来，与其看浪费时间看那些动辄以残疾人的生理缺陷为元素并将之放大、调侃的小品，听那些格调不高、趣味不雅、只会庸俗搞笑的相声，让自己的品位受到损害，还不如静静地翻几页书、听几首歌更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