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谈城市发展模式与城市病

作者：郑诗亮

2013年07月23日 来源：东方早报网 

　　2012年以来，城市化成了中国的热门话题。关于此，种种矛盾、争议，从未停止：大城市与小城镇、发展与环保、城市与农村……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陆铭说：大城市出现的问题亦即城市病，不能简单归罪于城市的扩张与发展，更不能因此否定城市化以及大城市的价值，城市的发展、人口的集聚，反而能有效缓解城市病；而与国际相比，中国现在的人口集聚水平不是太高，而是太低。他在近著《空间的力量》中，将中国城市未来的发展道路概括为一句话：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封面陆铭像：李媛 绘

　　现在很多人在说 “城市病”，似乎城市一大，病就多了、重了。有人悲观地认为，大城市就应该死去。有意思的是，您有一次演讲的题目恰恰叫《城市不死》。您怎么看待城市病与城市发展的关系？

　　陆铭：简单地把城市病与城市规模做一个正相关，好像城市规模越大，城市病就越严重，这是思维上的一个误区。国际上谈城市病，基本是三个方面：污染、拥堵和犯罪。犯罪我们暂且不谈，先来说说污染和拥堵。我们现在看到的，似乎是城市越来越大，问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比如北京、上海交通拥堵现在都很严重，污染也成问题。但如果仔细地想一想，你会发现，城市的规模与环境污染、交通拥堵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甚至城市的发展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有效地缓解城市病。

　　我们可以做一个国际比较。中国大陆的城市，北京、上海，不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香港的人口密度就比这两个城市要高，但香港没有严重的污染问题，交通也非常通畅。为什么人家没有城市病呢？实际上，城市病主要是技术和管理的问题。从技术上说，我们现在炼油的纯度不高；在管理上，其他国家一些好的政策措施，我们现在都还没有做到，比如征收城市拥堵费。又比如对车的数量的管控，北京做得太晚，上海做得早一点，所以上海的交通状况相对就好一点。香港的地铁便利程度比我们要高；香港的人口密度高，很多地方的道路是全封闭的，所以车速可以很快；香港市中心高楼之间的空中有连廊，地下有地道，行人很方便。所以，在技术先进、管理到位的情况下，人口密度高，非但不会造成环境污染、交通拥堵，有些问题反而容易得到解决。人口密度一高，人口规模一大，发展高速、便捷的共同交通，特别是地铁，就有规模效应在里面，因为成本被摊薄了。所以，香港人出门很少开车的；纽约人也很少开车。规模经济反而让城市基础设施的人均成本下降了。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人一多，人口密度一高，城市病就会变得很严重，这不一定。我们现在应该充分利用城市人口的规模和密度来治理城市病。

　　其实，中国的城市病有非常特殊的原因。拿美国来说，美国在城市扩张的时候，人口往郊区迁移，就业是跟着一起走的，学术上我们称之为人口和就业“分散化”。这就意味着居住和就业始终距离不远，不需要长途通勤。随着城市面积的扩张，平均通勤成本上升其实并不多，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的通勤时间差距并没有拉大。但中国和美国就不一样。中国的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尤其北京特别明显，因为房价太高，人口往外搬迁，但是就业没有随着人口往外走，这样问题就来了。北京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回龙观，白领都挤地铁到市中心上班。上海也有这个现象。这与中国的公共资源过于集中在市中心有关，本质上这是个财政问题。以教育为例，美国的教育财政以物业税为基础。在城市边缘造个别墅区，别墅区的物业税收上来后办个学校，工资可以开得比市中心还高，老师就过来了。中国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大城市的教育财政由区一级政府掌握，上海现在虽然也注意到区与区之间要平衡，但不管怎么做，与西方国家以物业税为基础的教育财政支出相比，我们还是不够灵活。现在上海出现了一个问题：上海本地人在往郊区搬，外来人口也集中在郊区，郊区的人口增长非常快，但是郊区的就业不足、公共服务不够，市中心的人口虽然在下降，但是大量好学校都在市中心，大量就业岗位也在市中心，这就造成了长时间的通勤。这样的问题能否归罪于城市的扩张？如果你只看到城市越来越大，交通越来越拥堵，就很容易误认为这都是城市扩张导致的。其实并非这么简单。

　　许多研究城市化的学者都喜欢研究贫民窟问题，或褒或贬，观点不一，对立尖锐。您对贫民窟问题怎么看，中国如何避免这一城市病？

　　陆铭：现在很多人谈起贫民窟，喜欢举拉美、菲律宾、印度、孟加拉为例。我想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日本、韩国、咱们的香港和台湾，这些东亚的国家和地区在发展的过程中怎么就没有产生贫民窟呢？这些地方有低收入者的聚居区，但没有严重到贫民窟的地步。贫民窟这个概念是有特定含义的，指的是最基本的生活条件都没有办法满足，公共设施特别差。为什么一些国家和地区产生了贫民窟，而另外一些没有？我认为，产生贫民窟的那些地方，是政府该做的没做，不该做的做了。有些国家，比如印度，对私有产权是有非常严格的保护的。我在马路边上搭了个棚子，只要这块地不是私人的，你就不能赶我走。这种保护已经到了严苛的地步。这样一来，一个贫民窟的居民，几块铁皮子一搭就圈了一块地，政府是没有办法拆的。可是，退一步来讲，就算贫民窟里都是铁皮子搭的、没法拆的小房子，政府还是可以改造的，但政府该做的却做得不够。如果给低收入者所在的社区提供教育、医疗的条件，建设公共设施，就算低收入者聚集在一起，也不至于发展成贫民窟。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那些存在贫民窟的国家是做得不够的。

　　至于怎么看城市的低收入者聚居区，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这些从收入相对较低的地区——比如农村——迁入城市的人，是不是比过去过得好了？如果我们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和发展机会的话，即便他们在城市里低收入地生活着，但比原来过得好了，这有什么不可以呢？他们自己难道不会比较吗？二、他们长期待在城市里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没有就业，他们是不是老早就离开了？我去广州的城中村做过调研，里面住的全是外地人，月租金三四百块钱。他们实际上都在为周围社区的本地居民提供服务。这样一种经济生态好不好？如果你说它不好，你得给出理由，不能简单地因为这个地方的环境差就否定它。如果城中村出现了消防隐患、安全问题，那么，就事论事地讨论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全盘否定它呢？现在对城中村的改造，就是把房子拆掉盖大楼，大楼盖好了，原来的低收入群体也住不起了。与此同时，还打击群租房。这样一来，一方面低收入者的就业没有了，他们被迫搬到别的地方；另一方面，城中村附近居民原来能享受到的服务也没有了，生活便利性受到很大影响。原来能从市场购买服务的，现在买不起了，劳动生产率下降，比如请不起保姆，不得不分心处理很多家务琐事；请得起的呢，那就付更高的价格。这些居民的生活质量实际是下降了。上海现在也出现了这个现象。我举一个例子：上海住家保姆的价格，已经和香港的菲佣一样，但我们的人均收入是香港的多少？这个价格实际上是被人为地抬高了。

　　生活服务价格的抬高，不光是生活便利的问题，还影响了高技能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个社会的不同技能的劳动者之间是互补的。在工作方面，比如教授的办公室里有秘书，白领工作的写字楼里有清洁工；在生活领域，比如白领回到家里请保姆做家务，或者自己不做饭，去餐馆吃饭。如果你通过社区改造把低技能劳动者的生活空间去掉，让他们的生活成本上升，价格一定上涨，供给一定减少。这就导致两个现象。第一，工作单位和生活领域里的互补性下降：教授本来专心写学术论文就行了，现在得干很多烦琐的行政事务；白领回到家里原来是可以休息娱乐的，现在要洗衣做饭。第二，许多大学生去干高中生、技校生能干的活，比如大学生去银行做收银员。很多人说大学生就业难，这一方面是因为低技能劳动者供给不够，另一方面是因为现行的户籍制度是鼓励高技能劳动者留下来的。很多大学生毕业之后这样想：工资低一点不要紧，我可以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将来我的小孩有好的教育。用经济学术语来说，这叫“公共服务的工资化”，指的是一部分劳动力愿意牺牲一部分工资来换取优质的公共服务。而中国公共服务的工资化的现象在大学生群体当中尤其常见，所以这一拨人会选择低层次就业，也就是大学生去干高中生、技校生干的活。有人认为现在大学生就业难，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公共政策的失误带来的一连串不良后果导致的，最后，对一个城市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服务业的发展，都是不利的。我在一篇文章里就提到过，上海的消费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与发达国家相比是偏低的；而在整个上海服务业的结构里面，消费性服务业又是偏低的。这当然是多种原因导致的，但也和城市发展的误区所导致的服务价格偏高有关。

　　有人认为，现在劳动力成本高了，应该开始搞产业转移了；大城市出现城市病了，接下来就该重点发展中小城市。

　　陆铭：这是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我最近那本《空间的力量》就讲到，中国今天的政策决策者和社会公众一定要认识到经济发展和地理之间的关系。我在书里讲了两点。首先，中国是处在全球化竞争之中的。全球化就是全球贸易体系，全球贸易体系就是物流，物流就是海运和港口，这是由人类当前的技术决定的。欧亚大陆桥再怎么发展，单位运费也很难降到海运以下。有人说，新疆有靠近俄罗斯的优势。一方面，俄罗斯与中国的贸易占贸易总量的比重不大，另一方面，从新疆乘火车途经俄罗斯去欧洲，地理距离上的确是近了，但一算运输成本，还不如从上海绕一圈到欧洲。给定这个前提，中国只要参与国际贸易，就离不开大型港口，尤其离不开几个大的港口，因为港口本身有规模经济效应，分散的港口不如几个大港口成本低。其次，一个城市发展与否，到区域性大城市的距离是非常重要的。我在书中讲了十四个大城市——城市发展有个很大的特点，它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你看中国这十四个大城市，几乎都是中国古代的都城，几千年下来没有太大变化。一个大城市只有在一定距离以外，才会产生另外一个大城市，这是经济地理的规律。通过研究测算，我发现，中小城市的发展与它们和大城市的距离有关，离大城市越近，经济增长越快。这说明中小城市的发展取决于它们与大城市的距离，以及核心大城市本身的经济活力。如果我们现在一味地把大城市的资源给小城市，反而打压了小城市发展的动力。大城市经济受损，小城市也发展不起来，整个经济的效率降低。

　　那您怎么看欧洲、美国的很多小城市？它们都很漂亮，也都很宜居啊。

　　陆铭：这是城市发展的结果。你觉得欧美的一些小城市好，是因为已经有大量的人口集中在大城市。这些小城市发挥的仅仅是居住、发展小产业的功能。有些大公司不想扎堆，就搬到小城镇。有些人嫌大城市太挤，像美国有些人就愿意住在小地方，开一两个小时车去上班，这时小城市反而就发展起来了。大量人口集中到大城市后，小城市的人均资源拥有量上升了，反而可以提高生活和居住环境，人口密度也比较低。

　　中国现在的人口集聚水平不是太高而是太低了，从人口集聚角度来看，中国的城市发展远远不如欧洲、美国，也比不上日本。我们可以先来看看东京。我做过比较研究，很多国家的首都、首位城市的人口，基本上占整个国家人口的百分之十左右。考虑到中国比较大，中国的首位城市，比如上海，可能到不了百分之十。从人口分布来说，中国未来可能有三个相当于日本的地区，一个在环渤海湾，一个在珠三角，一个在长三角。那么，上海和周边地区的地位，大致相当于东京和东京圈在日本的地位。不妨这样想，未来长三角辐射的人口如果是三亿的话，按照我刚才讲的百分之十这个比重，上海的人口就将超过三千万。我们再来看纽约。现在所说的纽约市的人口并不是很多，但如果我们把纽约和周围与它连成片的几个城市加在一起，人口占整个美国人口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此外，谈东京的人口也要分东京都与东京圈，日本人口一亿三千万，东京都人口一千两百万，我讲的百分之十还只是针对东京都而言，而东京圈人口是三千五百万，三分之一的日本人生活在这个地方。而东京圈的面积有多大呢？只相当于上海加苏州，这么一点地方，生活了三千五百万人，却无损于东京圈的经济繁荣和东京居民的生活质量。国际上对中国城市发展的普遍结论是，中国城市的集聚度还远远不够。

　　美国是当今世界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但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教授却在他的《城市的胜利》中建议中国不要学美国的城市郊区化模式，而是应该建造高密度的大城市。您怎么评价这一观点？

　　陆铭：格莱泽是美国新城市主义的代表，我在哈佛访学的时候和他合作过。但在评价他的观点之前，我要借这次访谈的机会谈谈现在流行的一种说法：中国搞城市化，西方搞逆城市化。这种说法是绝对错误的。所谓西方搞逆城市化，是美国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现象。美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经出现过人口从大城市向小城市分散的现象，也出现过人口从市中心向郊区扩散的现象，但都是阶段性的。如果你看美国的人口变化趋势，基本上到九十年代，大城市的人口又开始恢复增长了，并没有继续逆城市化。至于郊区化，最近这些年又逆转了，美国的人口又从郊区回流到了城市中心。东京也有所谓白天人口和夜间人口之说，夜间人口是居住在东京的人，这个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前是下降的，最近又在慢慢上升。我们谈经济问题要讲规律，这就是规律。

　　格莱泽为什么说不要重复美国模式呢？首先，美国模式形成的原因特殊；其次，它的代价也非常巨大。它特殊在哪儿？美国城市发展有一个全世界几乎没有出现过的现象：市中心被黑人占据。这些人主要工作于服务业，收入也不够高，买不起车，支付不了通勤成本，所以不得不住在市中心。这样一来，市中心的社区就开始恶化，公共服务质量下降，犯罪率上升。美国是一个车轮上的国家，油价便宜的时候，白人和富人就从市中心搬走了。但现在不一样了。美国市中心犯罪率直线下降，最近二十年，凶杀案这个犯罪率的主要指标下降了三分之二。与此同时，油价涨了多少倍？这两个条件一变，人的选择就变了。而且人和人交往是有需求的，既是生活的需求，也是工作的需求。人的收入水平越高，需求就越高，尤其是对生活便利性的需求。高收入者对于会展、文体活动的需求更多，住在市中心，可以充分满足这种需求。由于这种需求持续上升，而住在市中心的社会成本下降、住在郊区的经济成本上升，美国人就又从郊区回到市中心了。美国城市化很麻烦的一点在于，它已经形成了一种依靠汽车和汽油发展的模式，油价上升对这种模式是致命的打击。所以，格莱泽会说美国模式整体上是不环保的。我在《空间的力量》中引用过一个研究，按人均碳排放来算，纽约最环保，因为纽约的公共交通发达。格莱泽在《城市的胜利》中讲的道理其实很简单，我们对环境的理解不能绝对化，如果简单来看空气质量，上海的环境当然比内蒙古要差。我们要考虑的，是在不影响经济发展、不影响人的生活便利性的情况下，怎样的模式更有利于环境。没有人愿意回到贫穷状态。有人问，我们可不可以暂缓发展，先保护环境？我个人没意见，可是你问问全中国人民答不答应？发展是必需的，在这个前提下，人口分布密度高，其实反而有利于降低人均的污染排放，有利于保护环境。

　　在您看来，中国应该选择怎样的城市化模式？

　　陆铭：我们可以来看很具体的例子。我带学生研究了两个社区。一个是浦西的田子坊，另一个是浦东的联洋。这两个地方房价差不多，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结构是可比的，但田子坊是人口高密度的，联洋是低密度的。这两个地方有什么差别呢？高密度的地方，交通非常发达，人出行相对很少开车，要么坐公交车地铁，要么走路，因为商店很近。联洋这个地方就反过来了，可能出门买瓶酱油都要开车。这两个地方的设施也有差别。田子坊到处都是饭店、理发店、健身房，联洋是没有的。这和人口的密度有关。服务业的发展有一条最基本的法则，叫“进门人口数量”，开个店要装修、要租金，进门来消费的人多到一定数量，就可以抵消这些成本，我就可以盈利了。所以，联洋生活之所以不方便，是因为它的市场容纳不了很多店铺。这就导致那里的生活方式发生很大不同：平时出门大量开车；到了周末，要么开车去郊区，要么在家里看看碟片。这样服务业怎么起得来呢？人的生活质量怎么提高呢？短期表现在消费上不去，长期来看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人不去消费服务，不听音乐会、不看画展了，长此以往，人的创造性没有了，这是影响生产的，因为这些消费同时是人力资本的投资。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你不妨猜一下这两个地方哪一个水果更便宜？答案是田子坊。田子坊附近的人口密度高，成本就被摊薄了，所以浦西的水果是又新鲜又便宜，浦东又贵又不新鲜。这就是规模经济效应的结果。其实，你去饭店吃饭，去超市买点消费品，并不一定觉得上海比其他二三线城市更贵，甚至上海的蔬菜还要便宜一点，这都是人口密度高的好处。

　　中国的城市发展现在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对“花园城市”存在一种执念，认为城市就应该人口低密度、环境很漂亮。在此我要呼吁，这种观念是西方城市规划学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过的一种思想，已经老早被抛弃了。世界上走这条道路的典型城市是巴西利亚，它是公认的失败案例。这个城市从空中看很漂亮，下到地面发现是个灾难：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很远，通勤成本巨大，而且毫无生气。中国现在很多城市选择把新城建在老城很远的地方，搞人口低密度，新城市就成了一座睡城、鬼城，没有服务业，没有生活设施，人们都不愿意搬过去；新城市占地面积极大，却不产出经济，不产出就业。鄂尔多斯就是这样，但它是个极端案例，大家都知道它有问题。现在很多二三线城市还没有意识到自身的问题，仍然把市政府往郊区搬，占大量的地，人口密度很低，没有生气，这样还被认为是“花园城市”。我写过文章，说花园城市不等于低密度，花园城市也可以是高密度的。东京就是这样：人口密度大，到处是高楼，但绿化是垂直的，楼体是绿化的，楼跟楼之间还建有绿化平台，都是现代都市应该选择的发展模式，无非是一个城市的管理和技术问题。人口密度高还是低，是要交给市场选择的。上海有些富人平时待在市中心，周末就愿意到青浦住别墅，带动了青浦别墅区的发展，这没什么不对。但强行规划低密度的城市，就会导致城市了无生气。而且一个城市、一个社区的人口低密度，是限制现代服务的发展的。现代服务业最需要信息，信息的价值在时间，时间的关键在人与人交往的便利性。在陆家嘴的一些公司做咨询，一家做完赶到下一家，必须打车，这就耗费了时间，影响了交往的便利性。有人可能会说，信息社会网络这么发达，没有必要太强调面对面的交流。我不否认电话、网络有一定的替代作用，但根据现代经济学的研究，线上交往只是线下交往的补充而已。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都用网络社区，你在网络社区上的朋友，有几个你没见过面就在线上交往的？其实主要是你线下有交往的朋友，线上交往作为补充。人与人的交往，信息的交流，最根本的是要确立信任，而信任的确立就是要通过面对面的交流，表情、眼神、手势、语气，都可以传达丰富的信息。我们都知道金融区的房价最贵，可企业为什么还是要在金融区待着呢？比如纽约。“9·11”之后，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不安全，最近波士顿的爆炸案，恐怖分子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纽约，大家为什么还是要去？我去纽约走访过，纽约的金融公司，就两个部门往外搬：一个是IT部门，不需要面对面；还有一个是HR部门，因为HR招人不需要在华尔街，你去新泽西应聘了，上班在华尔街就可以了。金融业的核心业务还是在华尔街。一大帮精英聚在一起，吃饭喝咖啡，打个招呼，聊个天，就全是信息。最近一个研究很有意思。大家知道，有一种工作方式叫SOHO，也就是在家办公。有人利用中国的携程网做了个研究，允许大家在家办公，它做了两轮实验。第一轮硬性规定员工在家办公，发现生产率的确很高；第二轮允许员工自由选择在家或者上班，结果很多人宁愿选择在办公室上班，因为只有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才能和同事真正建立信任关系。人对信任、信息的需求都是最基本的，所以金融业从业者宁愿付出很高昂的成本，比如房价，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技术、信息密集型产业这方面的需求尤其迫切。

　　伴随着城市化的深入，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似乎越来越大，城市与农村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对立。记得您写过一篇文章，核心观点是农村的问题要靠城市来解决，城乡融合是城乡共赢的。为什么这样说？

　　陆铭：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现在通行的做法是，中国城乡差距持续扩大，我们通过三农政策补贴农村。这不能说错，因为过去的差距实在太大，通过政策给农民一些补贴也是应当的。但我想问个问题：世界上有没有哪个国家，在农村人口占总人口一半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答案无疑是没有。那么，怎样让农民致富？答案很简单，就是让农民减少。西方国家的农民致富，都是通过规模化经营。农业不像工业和服务业，它的瓶颈要素是土地。当农业产量受制于土地数量的时候，想增加农民收入，唯一的办法就是减少农民数量。接下来，通过规模化经营、机械化，农民变成农场主，就富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大量的农民转向工业和服务业。由于工业和服务业的资本积累理论上是无限制的，不断地积累资本、造楼、提高技术水平，就可以不断地创造出就业，所以这是走向现代化的不二选择。因为工业和服务业一定是在城市发展的，所以我讲，解决农村问题要靠城市。这里面的经济学道理，就像窗户纸一样一捅就破。而这个道理不光是我认识到了，杜润生很早也讲过，解决农村问题，一定得靠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