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影与背影
作者： 刘玉堂
2013.11.26来源： 人民日报
《莱芜现代三贤书影录》，张期鹏编著；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一般说来，书影是显示书刊版式及部分内容的印刷物，主要是封面图案，也包括内页和封底。其作用是向读者展示和介绍书的样式，一般多用于古籍珍本。
但我面前的这部《莱芜现代三贤书影录》有所不同，《吴伯箫书影录》、《王毓铨书影录》、《吕剑书影录》不仅较全面地辑录了散文家、教育家吴伯箫，历史学家王毓铨，诗人吕剑几乎所有的著作版本，且按时间顺序逐一介绍、评说，详尽缜密，古朴典雅，蔚为大观，颇有收藏、品评和研究、欣赏价值。实际上，这是传统书影与现代书话、评论的一种结合，是一种全新的成书形式，令人耳目一新。
为什么要辑录这三位的书影？一是他们同属莱芜籍，同是少小离家，又无一例外地受过不公正待遇，且在各自的领域成绩斐然，成为家乡人的骄傲；二是他们为人为文都带有浓郁的地域个性及地方色彩，是莱芜文化的标识。
三位大家的作品与专著，此前我只读过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至今还能背诵它的开头：“我曾经使用过一辆纺车，离开延安那年，把它跟一些书籍一起留在蓝家坪了。后来常常想起它。想起它，就像想起旅伴，想起战友，心里充满着深切的怀念……”但对其人其事，及另两位先生的作品及成果却知之甚少，有的更是闻所未闻。三本书影录一翻，便令我油然而生敬意，感慨自己孤陋寡闻的同时，也不由感慨历史的消逝真是太快太强了。三位前辈高风亮节，温文尔雅，要么学富五车，要么著作等身，面对他们不同开本、样式，甚至不同文字风格的著作，怎能不仰而视之、推崇备至？编著者称之为“莱芜现代三贤”，真是实至名归。
翻着翻着，即感受了书影录的另一个功能，它阻挡或拒绝一切莫明其妙、不着边际的解读及戏说。比方说，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美国工作的王毓铨响应周恩来总理号召，欲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他的老师胡适不以为然，对其说“在美国的华人汉学家中，你的工资是最高的，大大超过了我，这样好的做学问的条件，应当珍惜啊！”见王毓铨义无反顾，又说，“你回国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批判我，否则很难立足。”这样的说法有依据吗？有的。胡适1950年的日记可佐证：“1950年1月8日，王毓铨、胡先晋夫妇明天要回中国去了。本来我在两年前曾约他们回北大。去年北大仍要他们回去，我劝他们不要回去，他们有些家事关系，不能不回去，我今天约他们吃饭，给他们送行。”
读着读着，你不由得就会为编著者的热心、细心、耐心所折服。这些版本与资料极繁琐，又极专业，编著者所花的心血可想而知。编著者张期鹏是个有点考证癖的散文家，喜欢引经据典、咬文嚼字，用他自己的话叫“吹毛求疵”。他写一篇短文，比一般作家要多费很多劲，多劳很多神。麻烦在于，他不是引用一个大概的意思，而全都是原文原话，你再博闻强识，还是要翻书查书吧？这么纷繁、琐细的工作又是谁安排他干的？没有谁安排，是他无偿的主动做的。编著这套书影录的过程就更说明这是个特别较真或较劲的人，自觉而痴迷，执着又富于学养。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表明，《莱芜现代三贤书影录》是值得信赖和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值得称道的是，张期鹏不是一般的收集、辑录、影印，而是对每一个人及其作品都有恰切、精准的评述与评点，直抒胸臆。比方他在《王毓铨传略》中写道，王毓铨曾一度备受冷落与排斥，显然与他是胡适的学生及他在美国的经历有极大关系，自然，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王毓铨都没有批判过自己的老师胡适，这与那些因政治形势变化而见风使舵，或者不得不违心地批判、出卖自己师友的知识分子形成了鲜明对比。又如，他说吴伯箫，就《北极星》的主旨而言，不管是初版本还是增订本，都是不折不扣的“歌颂体”；他叹惜《吕剑诗抄》错别字太多，等等。
这里还有一个地方文化的问题。一个地方出这么多文化老人、名人，不能不说是这个地方的福气。或许他们的主要成就，不是在这里创立的，但这方水土的基因，贯穿其中，又陪伴终生。比方王毓铨的历史论文集《莱芜集》，吕剑的诗篇《故乡的石竹花》，吴伯箫早年写下的“生就生个痛快，烈马追风滚滚来；死就死个干净，日夕沙鸥晚霞轻”等等，无不带着故土的灵气与印记，构成了也代表着这个地方的文化底气或“地气”。或者说，也像在这个地方立起了几根桩子。正因为有了他们，才有可能建立起一座文化的大厦。不然，这种建筑既盖不高，又容易倒塌。
一个地方总要有足以效法和信赖的文化前辈才好。如果他们坚定地走在前边，就会让人跟从，起码是不再怀疑工作的意义。如果长此以往，至少也构成了一个行业的道德基础。可惜历史总不能尽如人意，再难忘的故事，再不该遗忘的面孔，无论我们多么小心，都会在时光中模糊。还有更多模糊得连背影也不曾留下的，就这么渐行渐远地逝去了，让人忧伤又无奈。
对地域文化代表性人物的著作加以收集、梳理与传播，乏味又琐细，需极大的热心与极强的专业精神，但其意义非凡，与代表性人物同样值得尊敬与赞美，比方这套朴素又厚重的《莱芜现代三贤书影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