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有一代之学问

作者：于殿利

2015年05月05日 来源：人民日报　

　　这些曾经对于过往学术传统的创新与突破，要以另一种“经典”的方式被甄选被整理被继承，这是学术与思想的进步，也是一种传承　　　　

　　近一个世纪以来，商务印书馆孜孜不倦地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为中国现代化思想的推进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尤其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精神食粮。然而，仅有“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不够的，我们一直致力于出版一套能够体现中国本土百多年来学术积累、文明思想的丛书。从2010年起陆续推出的“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计划完成300余种学术名著经典的编校出版，推动中国现代学术进一步“经典化”的进程。

　　今年，商务印书馆完成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第四辑）的出版工作，30种名著涵盖了文学、历史、哲学、宗教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教育学等多个领域。精心校订了陈登原的《中国文化史》、梁启超的《佛学研究十八篇》、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等；重新整合了胡适的《中国旧小说考证》、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等。在每一本书的书后，我们也延续了此前的一贯做法，附加了作者的学术年表和当代名家的导读文章，保留下许多极为珍贵的史料，也对经典著作做了最符合当下眼光的专业解读。希望新一辑的丛书能够将更多前辈的研究和智慧，带到读者面前，成为学问与思考的基石。

　　这些名著显示出学术创新、思想创新、文化创新的强大力量

　　在中国的传统里，学问之道常被寄以宏愿深望，甚至担负着兴亡的重任。张之洞曾经说过：“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而在学脉的延续中，“经典”对于学术的推进，意义非凡。它们是学问的沉淀，也是未来的肇端，这也是几千年来无论是学问家还是出版者都投入大量精力、物力，投身于经典整理工作中的用意所在。

　　中华现代学术之所以成为学界、出版界关注的焦点，在于那是一段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展开的学术历程。晚清以来，伴随着国势的衰败，传统的学问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成为当时学人反思的对象。西方学术思想被系统地引入，传统经史子集的知识体系被打破，文学、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现代学科体系得以建立，考古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新兴学科也被不断引入，中国学术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在各种学术思想、学术流派的交锋中，中华现代学术得以不断前行，以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为先声，涌现了一代代引领风骚的学界泰斗，留下了举世瞩目的学术研究成果。

　　在中西文化的相互激荡之下，中华大地集中爆发出学术创新、思想创新、文化创新的强大力量。比如马建忠的《马氏文通》，第一次使用了现代语言学理论来研究中国语法，在我国语言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又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被视为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的标志；再如吴文藻的“社会学中国化”系列文章，为社会学在中国扎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经典著作，充分体现了现代学术精神，不仅与中国古代学术成就先后辉映，更指向了未来中华学术发展的趋势与途径。

　　如今，这些曾经对于过往学术传统的创新与突破，要以另一种“经典”的方式被甄选、被整理、被继承，这是学术与思想的进步，也是一种传承。而在这种传递中，我们又必须意识到，所谓“一代有一代之学问”，那些代表了崭新的眼光、理论、框架、体系的学问，是我们今天重新梳理百年学术时尤其需要留意，需要充分展示的。在丛书中，我们列入了大量的开山之作、扛鼎之著，如《国故论衡》（章太炎）、《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谈艺录》（钱锺书）、《国史大纲》（钱穆）、《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等等。这些具有“现代”因子的学术经典，更能让我们意识到时代思想的“新意”之处，也更激励我们今天治学应以更新的思考贡献于世人。

　　在“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第四辑中，我们特意纳入了中国学者的英文著作，以中文版与英文版同时推出的方式，展示百年来中国学人在面向西方学界时的著述面貌。比如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郭秉文的《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以及方显廷的《中国之棉纺织业》。

　　在这三位中，特别介绍一下郭秉文。他曾是商务印书馆的同仁，他的《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是第一本以非中国传统视角，用英文介绍中国教育体制沿革的著作，以中国人的立场向英语世界的读者系统清晰地梳理了中国教育的历史变迁。这三部“中国”著作在当时的西方学界深有影响，是在一片“西学”的潮流中，发出了属于中国的声音，因此值得特别的记录，也会在我们的“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的书目中为他们留下特别的位置。

　　中国现代学术在很大程度上滋养了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

　　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已经被西方社会和学界认可，但其具体的思想和文化根源有待进一步梳理和挖掘。中国政治社会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与中国现代学术百年探索相同步，可以说，中国现代学术在很大程度上滋养了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

　　故而，我们谈“中华现代学术”，不仅要讲其“现代”的一面，更要谈谈“中华”的一面。过去曾以“转向西方”来概述这一百年的学术嬗变，以“西方”等同于“现代”来为学术演进树立标准，在今天看来，这样的说法是不够准确甚至是偏颇的。在梳理整个百年学脉的过程中，我们深切感受到，随着门户乍开的冲击过去之后，中华学术在全面接触西方学术，并与之强烈碰撞之后，更多更优秀的学者开始日益关注中国自身的传统，并开始尝试解释、挖掘甚至是利用中国本土的社会形态和思想资源。

　　过去的百年是中国转型的关键时期，学术转型体现出的是社会的大转型。“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中不少著作都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认识传统中国，如何建构现代社会。在这种讨论中，“传统中国”有时候是对象，有时候是经验，有时候甚至成为借鉴。如经济学家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便以现代知识眼光对中国的“官僚政治”进行了系统梳理分析。社会学家吴景超在《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一书中，提出了适宜于中国的发展道路。社会学家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则是一部真正立足于中国社会的法学著作。这些著作都是学术本土化之后的经典，在今天具有更为深远的传播价值。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百年的学术转型期，许多受过系统、完整的西方学科训练，接受过西方名师指点，并且在西方社会生活多年的学者，却往往更愿意回过头来，从我们自己的文化脉络中寻找独特的思想资源。那些最顶尖、最具有影响力、最能持久传播的学术经典，往往蕴含着更多“本土”的色彩。这一点，在陈寅恪、钱锺书、费孝通、潘光旦等学者身上都有极为鲜明的体现。

　　以上种种，都使得我们更进一步去重新审视近现代以来的“西方与中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而这也是我们重新整理、出版这套丛书的根本宗旨。我们所希望的，是通过全面梳理百年来中国学术的演进，来审视这段中西、古今文化转型的“历史三峡”，以便于我们更准确地看待外部的冲击与影响，更充分地挖掘我们自身的学术源流与底蕴。

　　通过出版百年积累的学术经典，我们希望能够重新返回到那个中西文化碰撞的现场，去探究数代学人在潮流激荡中的所思所想，其中必然闪耀着属于中华文化的独特光芒。

　　商务印书馆致力于把“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打造为中国学术出版的一大经典，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相辉映，并希望能借由这些作品，向海外学界介绍中华现代学术的优秀成果，为中国乃至东方的学术、文化和思想在世界范围内赢得其应有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