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最缺少的是杰出人才
作者： 刚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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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不缺少的是人口，最缺少的是高精尖的杰出科技人才，尤其是缺少德高望重的人文科学人才。在大陆的中国人，还从来没有一个人获得过世界上最出类拔萃的诺贝尔奖，但是出了国门的中国人却有不少人获得了诺贝尔奖。刚去世的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生前曾经大声质疑：中国大陆六十年来为什么始终没有培养出世界级科学大师？我们的大学为什么始终没有培养出全球性影响的杰出人才？

我国的工程师人数居世界第一，但是我国只是人才大国，不是人才强国，许多高精尖科技知识和管理经验都是在模仿和学习了发达国家后，才使得国家逐步向现代化建设方向不断迈进。然而，当今在全球的前沿科学、边缘科学、综合科学、人文科学等方面的创造性人才和开拓性领军人才等大师级杰出人才，却都是大陆以外的人，这让我们很是汗颜羞辱。

我国的杰出人才，例如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李四光、巴金、鲁迅、胡适、陈景润…，除了陈景润闻名于八十年代初，其他的都有年轻时期留学过西方国家的背景，尤其是1949年前就出现的人文科学方面的杰出人才，以后在大陆都鸦雀无声了。而在国外的中国人，自从1957年杨振宁、李政道首先获得诺贝尔奖（物理）以来，接着丁肇中、朱棣文、崔琦、李远哲、钱永健、高锟也都相继获得了诺贝尔奖（自然科学奖），而在人文科学（即社会科学）方面，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xxxx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高行健自从出国到巴黎后，因为出版了一部深刻描述“文革”时期中国人的人性和社会形态变异的长篇小说而获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胡耀邦亲自到西藏去纠正了一系列祸害极大的极左路线和政策，邓小平又提出，只要是xxxx承认一个中国，什么问题都可以通过谈判解决，xxxx就放弃了西藏独立的主张，在以后的近三十年里，他始终都宣称西藏属于中国，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也主张通过与大陆中央政府谈判来解决问题，但他认为西藏的国防、外交、经济等方面可以归中央政府管辖，而在宗教和藏传文化方面要求藏人高度自治。国际主流社会就是因为xxxx主张的改变因而可以避免流血冲突，八十年末颁发给了他诺贝尔和平奖。

由于许多主观客观因素，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这些获奖的海外中国人，特别是获得人文科学奖，又有多少人知晓、了解和关注呢？他们的知名度又如何呢？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长春市机场外聚集一大群年轻人要欢迎从香港来的歌星（四大天王之一），当李政道从飞机上下来后受到一小部分人热烈欢迎时，这一大群年轻人竟然个个都不知道李政道是谁？还要纷纷追问李政道是那路来的歌星？真是很无奈。

不久前，中国政府首次提出要实行人才投资优先政策。换言之，即在人才的培养上要舍得花钱。无疑，加大人才培养的资金的确十分必要，也非常紧迫，我们的教育和科研经费一贯少得可怜。看看有许多大学的在读博士生直到现在一个月还只能拿区区四、五百块人民币，这点钱除了给自己糊口外，谈不上去买书深造，更谈不上去研究新领域知识了。更有不久前在经济最发达的上海的海事大学，发生了一位在读女硕士生因为贫困不能为探视母亲解决住宿问题，而被逼无奈自杀的惨剧。

教育资金投入的多少，教育费用的是否充裕，是教育是否能够普及大众和培养人才的最重要的基础条件。遗憾的是我国的教育经费的投入至今在世界排名中仍然是非常落后的。据2010年4月上旬《杂文选刊》的报道：【目前，教育部官方网站公布了2010年度工作要点，表示“今年要促进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4%目标的实现”。只是“促进”，而不是“保证”。4%实在是个老话题了，我们说了十六年，心痛了十六年。全国政协委员沈士团也提了十六年，从黑头发说到了白头发，人称“沈4%”。谁也没有想到，原本设计的短跑赛制，竟然变成了“跨世纪长跑”。1993年，国务院首次提出并且表示教育经费在“本世纪末达到GDP产值4%这一目标”，结果到2000年落了空。2004年，教育部长当着众人的面，宣称“用三年时间一定达到4%的目标”，结果确实真的没有达到。2006年，这一目标被写进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十一五规划”。《教育法》也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教育经费的增长要求。可数据就是这样地冰冷，2008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处于历史的最高水平，也只是3.48%。中国的教育经费比例是联合国规定标准的三分之一，比非洲的穷国乌干达还低……我们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从1978年到2003年的二十五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经快速增长了八十七倍。2005年，光是官员们的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款旅游三项相加高达六千多亿元（也有另外统计的数据这三项的官场支出共高达一万亿元）。而这六千多亿元相当于全民九年制义务教育投入的五倍。我们可以GDP最低“保八”增长，可就是不能实现教育占GDP“保4%”的比例！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教育经费投入都占GDP的7%至10%，越是发达国家占的比例越高，多为超过10%。但是我们国家竟然还有人振振有词地说：“我们只用占世界1.18%的教育经费培养了占世界18.45%的学生”（美国占了世界教育经费的7%，就连印度也占了世界教育经费的5%）——这可都是联合国公布的数据啊！……此刻，你还会相信有关方面鼓吹的“教育的重大战略地位吗”？你还会觉得4%只是个“也许财政支出面太多而顾不上”的问题吗？原来教育支出只是个“略占地位”罢了，也不是什么财政问题，说到底，它是个政治问题！】

是啊，这个问题让人困惑太久也心痛太久了。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声音：“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治穷必须先治愚”“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等，至少让许多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们在长期等待后的失望之余，感到了这些宣传只不过是水中捞月、雾中观花、画饼充饥、海市蜃楼罢了。

然而，除了要有教育经费的充足保障外，如何创造一种良好的人才成长的社会人文环境、良好的以人为本的教育氛围，甚至更重要的是良好的制度体制的确立与运行（即民主与法治的健全保障）等，这些要素都是绝对不能缺少的，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关键，也是能产生杰出人才的绝对不可缺少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

据《新民晚报》2010年3月31日的刊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的王庭大先生曾经对北京的中小学生1180名孩子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在孩子们将来想从事的职业中，排在第一位的是企业家和老板，第二位是文体明星，想成为科学家的排在第七位，第八位是当工人和农民，而且第七第八位的人数寥寥无几（都是个位数）。这位科学家极其感慨并伤感地说：“过去我们不少同学小时候的梦想是想当科学家，但是现在我问过十几名中国大科学家，连他们的子女将来也不愿意从事科学研究了”。】

这是一种潜在的时代危机！真的很悲哀。记得1958年我刚上小学五年级时，班主任孙老师也书面调查过我们将来想从事什么职业，事后孙老师告诉大家，选择想当科学家的人最多（17人），其次是工程师，第三位是做工人（也有12人），一个班级人数50人左右，想当科学家的人与想当工人的人相差不多，大家都觉得很自然很正常，同学之间谁也没有谁瞧不起谁，关系都很融洽。想不到过了50多年，现在的中小学生的理想追求和价值观念与过去年代比较一下竟然大相径庭，真是让人心寒！

2005年，我看到一份报道，关于教育的两份预言和现实结果，很有深刻意义，也值得我们中国人深思，现摘录部分内容如下：【1979年6月，中国曾经派出了一个教育访问团去美国考察小学和初中教育，回国后写下了一份3万字的报告，见闻录部分有以下文字：学生无论品德优劣高低，无不趾高气扬、踌躇满志，大有“我因我之为我而不同凡响”的意味。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大字不识一斗，加减法还在掰手指头，却整天奢谈发明创造。在他们眼里，让地球掉个个儿好象都易如反掌似的。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学校，音体美活动无不如火如荼，而数理化的教学则乏人问津。课堂几乎处于失控状态，学生们或挤眉弄眼，或谈天说地，或跷二郎腿，更有甚者如逛街一般，在教室里摇来晃去。结论是美国的基础教育已经病入膏肓。可以这么预言：再过20年，中国的科技和文化将赶上并超过这个所谓的超级大国。在同时，作为互访，美国也派了一个教育考察团来中国。他们在看了北京、上海、西安的几所学校后也写了一份报告，见闻录部分有以下文字：中国的小学生在上课时喜欢把手背在腰后，除非老师提问时举起右手，否则不会轻易改变。7点以前在大街上见到最多的是学生，他们边走路边吃早点。中国学生有一个数量很大的作业，叫做“家庭作业”。据一位中国老师的解释，它是学校作业在家庭中的延续。中国把考试分数最高的学生会称赞为最优秀的学生，他们在学期结束时，一般会得到一张鼓励证书，其他人则没有。结论是中国的学生是世界上最勤奋的，起得最早，睡得最晚。他们的学习成绩和任何一个国家比较，都是最好的。可以预测，再用20年时间，中国在科技文化方面，必将把美国远远甩在后面。】

25年过去了，就在这四分之一世纪期间，美国“病入膏肓”的教育制度共培育了43位杰出人才获得了诺贝尔奖和产生了197名知识型的亿万富翁，而中国却还没有哪所学校培养出一名这样的杰出人才，而这一时期，中国已经抛弃了前三十年执行的祸国殃民的极左路线，在表面上或者只是在形式上已经宣传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重视人才，并且培养了大量大学生，出现了大量的普及型人才和实用性人才，不断填补了“文革”浩劫结束后我国人才奇缺的空档，也为改革开放后经济的腾飞提供了大量紧缺人才和骨干建设人才，但是杰出的人才、即具有世界影响的创造性大师级人才和全球开拓性的领军人才仍然没有出现。

这两份关于教育的预言都大大地错了！却有着令人无穷回味的深意。设想一下，如果两国的教育模式依然如此，再过25年，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同美国的差距将会增大还是缩小？这是个非常急迫的重大问题，我们将拭目以待。

美国的教育以人为本，及其重视人的潜力的开发提高，重视创造性思维和动手实践能力相结合的开发提高，重视社会调查与社会实践。他们具备及其宽松的学习环境和探索研究环境，从不迷信老师和书本的权威，有强烈的独立自主能力和自信力，他们也没有受到许多来自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各方面的思想束缚以及压制个性特长发展的阻扰，相反经常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激励和赞赏，由于美国良好的制度体制造就了他们有很大的空间和时间来进行自我调整和自我发展。在这种浓郁的人文环境下，人才源源不断地涌现是毫不奇怪的，尤其会出现杰出人才也是理所当然的。

而我们的教育最近三十年来始终以分为本（之前三十年主要是极左思潮破坏了教育大环境），最重视的是应试教学，一考定终身，忽略甚至不重视学生道德品质的培养，以分数代替一切，不重视甚至扼杀学生的独立思考和个性特长的发展，老师和家长的权威不容挑衅，而且对孩子的“奇思异想”容忍度极低。学生们始终受到来自社会、家庭和学校施加的各种清规戒律和思想禁区的严厉束缚，他们也始终没有良好的社会实践和社会调查的条件，只能选择死读书，读死书，甚至许多人向拜金主义、名利思想、功利主义的方向变异沉沦，奇怪而心痛的是社会、家庭、学校等方面还会经常鼓励这种变异沉沦。在这种压抑个性特长，像机器大生产制造清一色产品，不允许有个人独立思想与自由精神，而且在人文环境又很差的情况下，能够涌现杰出人才那将是及其困难的。

如果有人不信，我再选择一篇读了绝对会使人心灵震撼的文章，《资讯城周刊》第51期：《我们的教育究竟要向何处去？》：【2007年高考之后，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邀请中美两国即将进入大学的“顶尖”高中生参与。其中美国有12名高中生都是今年（2007）美国总统奖的获得者，国内的高中生也是被北大、清华、香港大学等著名大学录取的“优秀”学生。双方各有几十人，在价值取向的考察中，主持人分别给出了“智慧、权力、真理、财富和美”的选项中每人只能选两项。节目中中美学生表现的价值观的强烈对比令人心灵极其震撼：
美国的学生几乎一致地选择了真理和智慧，而我们的学生却都选择了“财富”和“权力”。美国学生为什么几乎一致选择了“真理”和“智慧”呢？他们的理由是——“如果我拥有智慧，我掌握了真理，相应我就会拥有财富和其他东西”。而在中国，只有拥有权力才能拥有一切。中国高中生除了有一个选择了“美”和“财富”外，其余的所有学生都选择了“财富”和“权力”，没有一个选择“真理”和“智慧”的。中国学生直奔权力和财富，与我国数千年养成、半个多世纪强化的封建官本位的腐朽观念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普遍蔓延的对于金钱的过热过度追逐的深深影响有直接关系；孩子们的选择清楚地映照和折射出了我们的文化教育正确价值观的严重缺失和社会政治环境中存在的许多不良影响。节目接下来的环节是制定对非洲贫困儿童的援助计划。首先由中国学生阐述。我们的孩子从中国悠久的历史入手，从歌颂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到吟咏茶马古道，然后有人弹古筝，有人弹钢琴，有人吹箫，三个女生大合唱，一人一句，一会又是一个人深情地背诵，后又是大合唱。最后对非洲的援助计划竟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一个留美华裔作家发问：你们募捐，要我掏钱出来，首先你的整个援助计划得打动我，我想知道我的钱都花在什么地方，我捐出去的每分钱是不是都真正发挥作用了？我国的学生面面相觑，谁也回答不出来。美国高中生的方案则是从非洲目前的实际情况、从我们也许都想不到的非洲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食物、教育、饮用水、艾滋病、避孕等一些看起来很细小的实际问题入手，每一项做什么，准备怎么做，甚至具体到每项的预算，那些预算竟然精确到几元几分。每个人分工明确，又融为一个整体，整个计划拿来就可以进入实施阶段。与美国学生的成熟干练稳重不同，我们的学生却只会吟诗弄赋。从节目表现的东西和内容来看，中国学生完全与社会实际脱钩，目光短浅，而且欠缺整体意识，除了才艺展现，就是书本上的空谈。该展现出理想和崇高精神的时候，中国学生却要追逐金钱和权力；该立足实际、脚踏实地解决问题的时候，中国学生却又吟诗弄赋，在实际问题的外围不着边际地轻轻飘浮。由此我们不禁感叹：到哪里去寻找既有良好理想目标又能脚踏实地做事的公民呢！】

看了这篇报道后我相信任何有良知的中国公民都会痛心疾首，会深刻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异现象？

中国缺少杰出人才的诞生，如果你要全部责怪教育界的问题，那只是以偏代面，教育界也是处在社会大环境之中的，社会环境和制度体制的好差，最最直接影响或主导了学校、家庭、单位的每个人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形成与发展，这就是称之谓“环境造就人”。

我国人才的群体基础——知识分子，曾经遭受了长达三十年的人身的残酷迫害和无情摧残，整个知识分子群体被羞辱为“臭老九”和“资产阶级附庸”而被打击、被批判、被贬斥、被整治，超过20%的优秀知识分子被镇压为“右派”、“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里通外国的敌对分子”等等的“阶级敌人”而沉沦于地狱之中，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根本抬不起头来，他们被长期作为“阶级敌人的同盟军”进行长期而冷酷的“资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大规模的人身侮辱，他们一边接受批判改造思想，一边进行惩罚性的体力劳动，使得他们身心交瘁、颜面扫地，甚至殃及到青少年学生（简称知青）被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名的大规模上山下乡中去。我清楚记得41年前在农村的干部（复员军人）对我们知青的严厉训话：“是龙的给我盘着，是虎的给我趴着，有刺的给我拔去，有棱的给我磨掉。”“我是宁要奴才，不要人才；宁要走狗，不要优秀。”这两段话至今仍然在我脑海中时不时地冒出来盘旋一番。在这样恶劣的被极左思潮毒害的社会环境下，“文革”十年浩劫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仅选拔人才的高考制度被取消，那时“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臭知识分子必须老老实实接受思想改造和劳动锻炼，要脱胎换骨”等等的极左思潮盛行并弥漫在中华大地上，这怎么可能涌现出杰出人才呢？

人才的出现必须要有良好的宽松和激励的社会大环境，必须要给人有充分的独立思想与自由精神发展的空间余地。纵观古今中外，有知识有文化的人都会普遍受到社会和人们的广泛尊重并且是民众们仿效学习的表率对象，因为知识分子历来是社会的精英群体，它代表了社会的良知、理性、优秀、进步、文明与发展，但是在中国的现代却经历了这么一段黑暗而羞辱的历史，让人难以启齿。

除了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屈辱外，中国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也长期被人为抑制。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知识分子的经济收入还普遍低于工人群体，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言语如“制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弹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拿粉笔杆的不如拿扫帚杆的”“知识分子斯文扫地”等等，也就是说，“脑体倒挂”现象的泛滥使得担任复杂劳动的人收入比做简单劳动的人低，有创造性思维劳动的人收入比模仿重复性劳动的人低。早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就被打断了脊梁骨的中国知识分子又要为威胁自己的基本生存与生计而操心操劳，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迫下，不得不放弃了对中国社会应该承担的良知与理性的思考实践和大声呐喊的责任。

当代在中国做鲁迅式的人物肯定会遭殃和遇难。据著名电影艺术家赵丹妻子黄宗英的回忆文章透露，1957年反右后在上海一次文化艺术界的座谈会上，华师大一位姓罗的教授斗胆问了毛泽东一个问题：如果鲁迅先生还活着，那今天他会怎么样呢？毛回答：“他要么坐牢，要么不再写文章了。”这就是当代中国发生了无数血淋淋的痛苦事实和至今仍然延续着许多阴暗迫害的历史与现实。想一想，缺乏了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的知识分子，即严重缺乏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怎么可能涌现出杰出人才呢？

当今社会，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社会风气及其败坏，道德环境非常堕落。据公安部网上透露：从1998年起我国的刑事和经济犯罪案件以每年20%至30%的惊人速度递增，社会治安和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最主要原因，还是制度体制的严重弊端所造成的（上梁不正下梁歪！）。官本位体制的弊端已经造成了众多的人们向往和追求“新五子登科”，即“位子、票子、房子、车子、娘子”，贫富越来越严重的悬殊差别使得工人农民的社会地位越来越边缘化和冷落化，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们抛弃了纯洁理想和人文精神。这种歪风邪气已经蔓延和侵蚀到了天真幼稚的孩子们身上，不久前，曾有记者询问了一位广州8岁女孩长大了想做什么，女孩回答：“想做贪官”，又问为什么，她回答：“因为钱可以来的又多又快”。真的吃惊这么小的孩子思想竟然被污染到这么严重的地步，真不可想象。“有权就是爹，有钱便是娘”的扭曲价值观早已泛滥成灾，这种恶劣的社会环境，是直接严重腐蚀了人才成长的人文精神、价值观念和思想品质的重要原因之一。

人才是需要被扶持、被发现、被重视、被宣传、被发扬的，但是我们等级森严的官本位体制，却是扼杀人才的摇篮，因为人才再活跃，必须把他控制在幼小不能自主独立的摇篮里，即使是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孙悟空们（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人才）若不听话，或者看他们不称心不顺眼，就给孙悟空们头上戴上紧箍咒，随时念念咒语就可以把他们折磨得死去活来，这就像流行在大陆的一付对联，很能够形象而深刻地反映出这一症结：“说你行，你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行也不行”，横批是“不服不行”。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泯灭了最基本的道德价值观，那么只能向堕落沉沦的深渊滑去，谈何培养人才？！“基本道德价值观的缺失，是当前中国人民的最大伤痛！”（这句话是2009年7月《中国青年报》的社论题目）而扼杀中华民族最基本道德价值观的最大杀手就是自吹“伟光正”的制度体制。

《新民晚报》2010年3月31日报道中披露了当今中国大陆扼杀人才的种种弊端，真是一针见血！只要这种弊端现象继续存在并泛滥，就像一道道锁链束缚住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的头脑与手脚，中国杰出人才的脱颖而出是绝对不可能的：【中国的自然科学尤其是人文科学的人才成长环境实在不容乐观，存在相当大的隐忧和问题。知识界文化界科技界教育界的官本位体制以及与此相配套的待遇福利的严重存在，急剧的社会转型和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诚信原则的大幅贬值，商品交易法对科学教育学术的大量侵蚀，一夜暴富成名的范例和社会风尚中的严重的拜金主义倾向，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现象，特别是官员们以权力谋取学历学位的做法大量孳生等等，都是在直接或间接地阻隔着人才健康成长的渠道。而劳动人事组织部门长期存在的种种“潜规则”（见不得人的以权谋私违法乱纪的暗箱操作）与大量“明目张胆”的腐蚀腐败，一些领导人对富有创造性逆向思维和标新立异的人才更多的是排除和打击，其中嫉贤妒能、报复陷害的事情屡见不鲜，某些主管部门官员的僵化苛求与种种限制和无理无知，学术圈子中的论资排辈和学阀作风，学术期刊的堕落和学术著作的难以问世，都对那些在科学事业上孜孜以求的人们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冲击。我目睹过许多知识分子为了出版一本呕心沥血之作而央求出版商的窘困，出版商认为学术书籍没有什么利润而往往要求知识分子自费承担一切费用，即使出版了也要自己负责推销书籍，或者干脆拒绝出版，特别是涉及敏感话题的人文书籍多会拒之门外。真可说是尊严扫地、颜面无存。试问一下，如果以上种种现象让充满委屈、愤懑、无奈和受到伤害的心态蔓延开来，主导了整个知识界和知识分子，我们又谈何人才的涌现和辈出？有了这样不良环境下出现的人才印象，他们还会去把攀登科学顶峰而付出全部心力的杰出前辈们视为楷模吗？还会把铁肩担道义探寻社会进步发展视为人生的唯一追求吗？如果偌大的中国成了一个无比巨大的“名利场”，那还会有什么放飞的思想、创造的激情？还会涌现出杰出人才吗？】

以上这些描述说的真好！映射出作者的一片良苦用心，也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实际处境是如此的不理想。让我们以一组 实际的数字来说明这个问题。据原先为北京大学教授的学者苏明的文章中透露：“以美国为首的七个强国，每年自己研发的科技产品的产值，占当年GDP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而发达国家的自主科技产值，平均占到了GDP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五；而中国大陆的科技产品产值只占GDP的万分之三。”这就足以说明中国尖端人才的奇缺，科技创新的奇缺。什么原因？主要因为中国的制度体制束缚中国知识分子的手脚、特别是束缚知识分子的思想头脑的锁链实在太多太多了。

例如前不久，学校进行了绩效工资改革，奇怪的是大学里的一般行政管理人员的绩效工资都远超过了教授和讲师的绩效工资，作为大学知识分子的主体和骨干力量反而被歧视，而那些不搞科研、不搞教学的行政官员们可以盛气凌人理直气壮地享受特权，这就是中国又一个官本位体制束缚人才的例子。

我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据2010年3月下旬的《杂文选刊》登载如下：“在中国，官员的能力不仅限于官场，也不仅限于股市。本月初，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新增加的名单相继公布。其中，新增加的三十五名科学院院士中，八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中国工程院新增加的四十八名院士中，超过85%是现任官员。古人说，学而优则仕。如今这话得反过来说，叫着：仕而优则学，仕而优则名，仕而优则利。仕，真的无所不能啊!”

神圣而尊严的科学殿堂里，应该多一些既有开拓精神又有巨大贡献的类似袁隆平(水稻专家)那样的科学家，应该尽量减少只会清谈扯皮牟取名利的官员。袁隆平是基本上解决中国人吃饱饭的大功臣，像这些真正的科学家理应受到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和敬仰！然而，到2009年为止，袁隆平依然没能评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是工程院的院士），却在1996年被美国科学院以全票通过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在某些中国官员的眼里，袁老两次落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必然的，谁让他在外面“泄漏”1959年至1961年这三年所谓“自然灾害”时期中国人被饿死了四千万人的国家“机密”呢。同样，在2007年5月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李爱珍女士，在中国也始终无法选上科学院院士，在中国的官方眼里，李女士也不是省油的灯。

呜呼！综上所述，难怪现在中国会出现许多高中生要追逐“权力”和“财富”，不要“智慧”和“真理”，难怪中国许多中小学生根本不想做科学家或工人农民。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令人心痛的怪现象，许多深层次的因素无法一一表达清楚，但是可以一言以蔽之：当专制取代民主，人治取代法治，那么一切陋习弊端和道德堕落现象就会层出不穷地出现，因为事实上我们的社会及官场“需要”的是臣民，不是公民；是奴才，不是人才；是走狗，不是优秀。

邓小平曾经坦言：“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的选拔……我们说资本主义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从这方面来看，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我们认为人才不一定要当官，但是官员一定必须是优秀人才，他必须高瞻远瞩品德高尚，必须受到真正的民主选拔和法治制约以及广大公民应该享有的对官员公开监督和罢免的权利（阳光法规）。目前我国的现状究竟如何，我也不想进一步阐述了，因为看到听到的悲剧实在太多太多了，反正离邓小平的担心相差无几。中国如果不解决最根本的制度体制问题，那么中国就永远不能产生许多杰出人才！

2010年4月3日至5日作

签名档

中国应该比美国更公正、更民主、更自由、更平等、更创造、更安全、更美好